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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美国人如何对南京难民

自由谈 | 8-11 17:46 | 作者:lastvallin | 编辑: 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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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中国做亚比西尼亚
1937年7月18日,《独立评论》在《编辑后记》对于七七事变如此评论,“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在7月25日,《独立评论》出版了最后一期,张佛泉表明了对日态度“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一条路,小来自然抵抗,大来亦自然抵抗。决没有不战而退,以大好河山拱手送人的道理。东四省的丢,是历史上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做亚比西尼亚是一件悲惨但很壮烈的事情。我们绝没有第二条路。”

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胡适任主编,主要编辑人有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10余人。标榜“独立”精神,不依附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

2.梁漱溟进出沦陷区
1939年,身为国民参政会议员的梁漱溟虽在大后方,但他十分惦记山东,河南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尚在那里参加抗战。梁漱溟向蒋介石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蒋同意梁深入敌后去做战地巡视特派员。梁漱溟带领一行人员,自重庆,经西安,洛阳而进入皖北,山东。在鲁豫苏皖等游击区巡视,虽然得到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但屡遇险阻,据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董拌清说,曾在鲁南蒙阴一带,被日军大部队冲散。当时梁先生与随行人员躲在山洞里,同学问及先生,如被敌人发现将如何应付。梁漱溟镇定的说“隐瞒是隐瞒不了的,我就是中央特派员,不必隐瞒,”历时半年,大家从黄河返回洛阳,大家交流此行心得,有的说“中国地广,日本打败不了中国”,有的说“日本只能占领县城,广大乡村还是我们的”。梁先生则说“最要紧的是,自己能进去,又能将自己带出来。”

图为1949年梁漱溟(前排居中者)于重庆北碚迎接解放军进城。

3.美国人如何对抗战难民
1937年南京沦亡后,一些外籍人士为南京难民安危奔走,例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1938年10月一位日本医生到该学校访问,看了魏特琳等外国人为战乱贫民所做的事后,表示,“他为日军犯下的暴行感到难过”,魏特琳说相信他是真诚的。著名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日记》的作者拉贝先生,在1937年12月25日记载说,当时一个日本下级官员,来看到难民们居住在岌岌可危的茅草棚里,若有所思,竟然讲了一句“日本士兵中也有坏人啊!”

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用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反映了那段历史。


4.紫金花撒到日本
据《武士刀下的南京》作者经盛鸿老师搜集的史料,即便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军民,到了南京,看到日本军人暴行对南京劫掠的惨状,亦会生出负罪感。一位叫做山口辰太郎的军医,曾以“日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身份在1939年初来到南京。战前他曾来过南京,目睹过南京市政建设的繁华,如今看到曾经雄伟的光华门如今残破不堪,城墙满是弹痕,遍地野草丛生,野外白骨累累,城内房屋倒塌,一片凄凉景象。山口之前已从上海的中国同学获得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但没想到惨状如此惊人,他为日军犯下的战争暴行感到骇人,更为南京当地市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感到不安。于是山口常去南京的山上向屈死的中国冤魂忏悔,有一天他在紫金山麓看到一种小小的紫红色的花,心有所动,将这些花种采摘下来,带回国去,向家人讲述“这每一朵紫金花下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屈死的无辜中国人的冤魂。”山口的反战情绪越来越高,为此不惜反对日本当局各种政策,最终他被解聘,失去厂长身份。但他从不后悔,他坚持在日本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并将紫金花的花种传播到日本各地。让日本人逐渐都知道南京事件的真相,这一行动从1940年坚持到1966年山口老人去世。

经盛鸿,1944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


5.觉醒的日本女军医
经盛鸿老师同样在史料档案中挖掘出另一段感人故事,一位长期驻扎在南京的军医佐乡渥洋子,不仅在侵华战争丧失了她的军人丈夫,本人也被迫征用驱赶来到中国上海和南京的战场。目睹了日军战争种种暴行,她越加同情中国军民,佐乡先后驻防南京长江北岸的江浦县城日军部队,以及江浦县下属的石桥,汤泉的日军据点,在此数年,她始终秘密的为中国老百姓免费治病,甚至为负伤的中国抗战军人治病,连当时稀缺的极其珍贵的盘尼西林,链霉素也赠送给中国军民。当时江浦县人回忆说“她有与中国医生一般的职业道德,对求医者始终负责到底。1941年夏她为16岁的疥疮病人每天清洗一次皮肤,涂疥疮药,打针。一周后疥疮治愈,但病人还有痰阻未清除,佐乡又到上海去找吸痰器,用酒精炉火力驱动发动机将痰抽出。只用十天,病人痊愈。”在1945年5月,当时国民党江浦县保安团与日军在漫家庙又发生冲突战,至少有十六名战士负伤,藏匿于老乡家里。地方人士向佐乡军医求救,佐乡不计一切后果,出入封锁地区医治中国伤员。日军查到她,并进行查问与责罚时,佐乡坦然回答“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人道主义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界限的。”

1939年,南京光华门内的独轮车和挑夫。光华门明代称正阳门,国民政府为纪念光复军自此门入南京,而改名光华门,喻光复中华之意。次年4月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光华门”匾额。1937年12月5日,南京保卫战在此展开,我军牺牲无数,最终南京城破,但亦是日军入侵南京时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处战场。1958年光华门在全国拆除城墙运动中遭到拆除。


6.日本女军医的出走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佐乡渥洋子的反应并不是尽快随着日侨归国,她考虑再三,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永为中国人服务。于是驻江浦汤泉据点的日军部队在9月9日奉命撤向南京,而佐乡则悄悄逃亡,躲在了一个中国人的小商店里,她托人向驻江浦的特务机关长公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心迹,“皇军战败投降是必然的,非正义战争注定要以失败告终......我身为一名日本军医,为你们的行径感到羞辱。我虽随军侵华,但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我只扮演一个践行人道主义的角色。这里有老百姓问我‘你的丈夫是死在中国,你不恨中国人吗’,我回答他们说,我的丈夫是死在东条英机手里的,我不恨中国人......我要留在南京,我要和中国人结下了难分难舍的友谊。”不幸的是,1947年7月,借居在江浦的佐乡却因故去世,很多南京人十分伤心,据翟慕韩老人说“佐乡渥洋子在中国十年,始终尽到了医生的天职,她是日军反动迎着的叛逆者,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电影《金陵十二钗》海报


7.日本士兵也会叛逃
实则到了1943年,日本驻南京部队士兵常常心生倦意,驻扎南京的生化部队“荣字1644部队”的士兵榛叶修亦忍受不了部队的残暴生化作业,即以中国军民活体实验,以及大规模研究细菌杀人武器。榛叶修叛逃至中国国民政府军,并写下供状“正因为了解到‘圣战’美名下从事的非人道行为,于是逃离部队。”到了1944年,日军在亚洲各地战场节节不利,于是驻南京的日本士兵愈加思乡,反战情绪高涨,第3607部队士兵福岛康雄,松井勇平时就在酒馆饮酒,高唱樱花之歌,想念家乡而泣不成声,被上司关进所谓“防疫隔离班"。但在那里,他们反而遇到了曾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士兵,此人向福岛等人讲述了中国人如何优待日军俘虏,尊重人格,甚至还有不少日军士兵已自愿加入中国部队,形成日本反战组织。福岛等人从此萌生秘密出奔逃亡的念头,经过两月,终于福岛康雄等六人士兵携带武器弹药,骗过南京城日军哨兵,向南京东南方向句容境内行进,前往投奔中国游击部队。不幸的是,两日后日军大部队即在城外将六名士兵抓获,执行军法审判予以枪决,同时将共案的十二名士兵判决五年徒刑。但叛逃士兵虽然言齿,但他们曾武装出逃的消息迅速在驻日南京各部队引起震荡,日军士兵纷纷谈论此事,最后连中国游击部队新四军,也因与日军作战而缴获的日军文件,获知这一重大反战事件。日军在中国的来日无多,此刻已是心照不宣的共识。

南京荣字1644部队旧址,亦和731部队齐名。


8.王世杰重视战争赔偿
1945年9月4日,中国人民尚在抗战胜利的兴奋情绪,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的王世杰便启程去了伦敦,参加苏美英中法等五国外长会议。王世杰一开始的想法,“吾初意拟电顾少川出席,自己则不参加,一为中共问题方在谈判,我适负谈判之责.....一因中苏新关系方在建立中,东三省收复问题”,但王世杰考虑到该会“对日问题有提出会议讨论之可能,乃决计不避长途跋涉,赴伦敦一行”。对日问题最要害是“向日本索取赔偿,预防俄国将日本在东北资产迁走”。连顾维钧都回忆说:“由王世杰和宋子文拍给我的电报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赔偿尤其关心,中国要求日本全部在华财产.....以赔偿战争损失的一部分......"

但王世杰到了伦敦,美国方面只顾及英美方面在日本的利益,害怕苏方因此要求提出共管日本的要求,对中国的战争赔偿不甚在意。王世杰又主动去找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氏虽然表示同情,但也称并未详细研究对华赔偿问题等。但苏联此说,属于敷衍王世杰,因为自苏军一进入东北就开始全面收缴日伪财产的大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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