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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毛泽东与陈寅恪

其他 | 2016-08-31 16:26:55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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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相当多的文化事件,其根源当然有大的时代背景,但多数人的“宁左勿右”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遇事不顾事实,凡事往“左”说,小事往“大”说,最后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结局

我们现在见不到毛泽东和陈寅恪有直接关系的材料,除了人们熟悉的陈寅恪《给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到过毛泽东,还有就是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问起过陈寅恪。那么毛泽东对陈寅恪的印象如何?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湘政声极隆,按一般逻辑推断,毛泽东应该清楚陈寅恪的家世并对他有所了解。我过去多次在相关文章中引述过潘国维撰写的《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这则材料(《内部参考》第282期第141页),毛泽东平时很注意新华社的这个期刊,经常有批示,从逻辑上判断,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应该大体了解陈寅恪对新政权的态度。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开始时,陈寅恪极端反感。当时新华社记者曾向上反映,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其中特别提到“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按一般逻辑推断,毛泽东应该看过这个材料。

到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能不能当选就成了问题。当时科学院负责此事的是山西人张稼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回太原,做了一个口述回忆,由李束为和黄征记录,黄征后来做了太原市委宣传部长。这本书出版时用了《庚申忆逝》这个书名。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见该书第131页)政治家总是比一般文人要有气量,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表现出了他政治家的气度。

众所周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其深义不在俞平伯和他的研究,而在清除胡适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影响,用当时的话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分析得相当清楚,简单说,就是胡适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太大,这个报告同时还提到,除了胡适外还要注意批判的三个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张东荪,还有一个是张君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收有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示:“刘阅后照发”。刘是刘少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中宣部的报告有一个简略的概述,按严格的学术规则,本来应该将此报告原文附上,而现在没有原文附出,一定是编者认为报告中有不适于当时公开的内容。(详情见该书第141—142页)。

1955年6月,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批示中说:“中央同意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加研究,并据以指导本地的运动。”(《宣传通讯》1955年第19期第38页)

在这个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个别的人,如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则在去年12月的讨论会上公开发言为胡适的‘学术成绩’辩护,并要求中大校刊发表他的发言稿(该刊发表了他的发言稿,并发表了批评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第40页)显然,中宣部的报告来源于新华社的材料,因为引述原文相同,可以判断为同出于一个信息源。我们做个简单分析:
中宣部报告比原来新华社材料对陈寅恪的判断更严厉,用了一个全称的肯定判断:“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毫无疑问,这个判断是中宣部起草报告时加上去的,新华社的材料中没有这个提法。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惯例,如果是毛泽东修改的,编辑会特别注明,现在没有注明,至少说明对陈寅恪说法的定性不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但毛泽东默认了报告中对陈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认可,毛泽东会删除。这个事例提醒人们,高层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判断,其实主要依赖下层提供的基本信息,因为对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来说,他们不可能关心到很多事物的细部。如果中宣部在报告中不用“更恶毒地污蔑”,作为一般工作报告,也无不可,但如果用了,高层有可能不留意,有可能就自然认可,以后事情就会向坏的方面发生极大变化,有些小事就变大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宣部起草报告的公务员何以会对陈寅恪这样仇视?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推测,就是起草报告的公务员这样写了,他们要先报给胡绳秘书长(也有可能这个报告就是胡绳起草的),胡绳要报给周扬副部长,周扬要报给陆定一部长,而事实是在这个环节中,无人不是以“宁左勿右”的方式行事,在这三个环节,其中任何一人都可按工作惯例(这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且不要承担太多政治上的风险,因形容词的使用在例行公文中并不是必须的),自然删除“更恶毒地污蔑”这几个形容词,但事实是没有,而处在这个环节中的胡绳、周扬、陆定一对陈寅恪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位文化高官改革开放后均以思想开明著称,而早年的思维却“左”得可怕,他们后来也受了这个思维的害。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相当多的文化事件,其根源当然有大的时代背景,但多数人的“宁左勿右”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遇事不顾事实,凡事往“左”说,小事往“大”说,最后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结局。幸亏陈寅恪声望太高,高层还保留了一点基本的敬意,如果是一般的学者,光报告中的那几个字,传达下去,可能就要了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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