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回忆汪政权之序言部分

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于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

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祛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于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于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叁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

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馀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叁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于香港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