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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汪政权亲历记之212:倚病榻,悼亡友

口述史 | 2016-02-24 18:10:34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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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飘泊在天南的海角,不知不觉已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天晨起读报,不时会看到有相熟的人或至好朋友们的讣告,出现在眼前。他们为了苟全偷生而来,但终于受尽了煎熬之后,长辞人世去了。在悼惜之馀,我总为自己庆幸,尽管旅中生活,偃蹇了无善状;也尽管势易时移,受尽人间白眼,而我却能浑浑噩噩地忘记过去,不计将来,只求得存一息。因能忘我,于是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未病倒过一天,常常还以自己六十八岁的高年,仍能有四十八岁的健康,而且还保持着一颗二十八岁年青的心,也一直以此自慰而自豪。

可是这种聊以自娱的仅有心情,在一九七○年两场大病以后,就完全幻灭了。还记得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大人"杂志编者沈苇窗兄约我在大人饭店晚餐,那晚菜肴既丰盛而又精致,不禁频频下箸,已觉食得有些过量,不料最后又端来了一个大"一品锅",这本是家乡卒岁时的珍肴,不尝此味者亦已二十年,乃有如遇故人之感,于是又恣情大嚼,饭后虽微觉饱胀,而越宿就已无事。到第三天的七月二十五日,方在办公室治事,苇窗兄来电话说有事见访,我还说一定等他相见。讵放下听筒后不久,忽觉胸口作恶,周身发冷,一按额角,竟已火烫,于是不及等他的光降,就匆匆返家。当晚寒热高至摄氏三十九度,不时呕吐,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不克就医诊治,以后接连四日,经针药兼施之后,体温虽已回复正常,而精神却日趋萎顿。三十一日晨起如厕,发觉大便乌黑而有光彩,宛如印刷用之油墨,急持赴医生处查验,断为胃出血,一量血压,最高已仅得八十度,自觉已陷于半昏迷状态。医生以失血过多,要我立即入医院输血,那时身体渐觉不支,连说话亦已无力,回到家去,就倒卧在床上,俯俯待毙。刚有朋友来探我,他认识一位可以输血的医生,立刻扶我起身,赶去诊治,原意本为输血,而一经测量血压,竟又剧降至最高仅得五十度,一探肛门,全是黑色的瘀血,他认为输血已无补于事。因已濒于休克状态,如再迟两小时,因失血过多,势将不治,除非立即一面输血,一面施行手术,尚有万一之望。我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呆呆地望着医生,朋友代我决定了,立刻送往九龙圣德肋撤医院,先作一切必要的准备。到当晚八时二十五分施行手术,至九时十五分毕事,把胃部割除五分之三,发觉上面已穿了四个小个小孔,还幸而将割下的患部送去检验后,证实仅是溃疡,尚非癌症。

在施行手术时,因全身麻醉、一任摆布,虽有切肤之痛,却能了无感觉,但苏醒以后,臂上因输送血液、盐水以及葡萄糖水,吊着一条橡皮管,数十小时中不能移动,鼻孔中又(禁止)了另一根橡皮管直通胃部,不时抽出黑色的瘀血。创伤部份,稍有转侧,却痛楚难当,真有如被凌迟处死之状。人也迷迷糊糊地时醒时睡,面部表情又忽笑忽啼。一只可以移动的手,食指更不停地在被单上钩划,作爬格子状。hushi们注意着我莫名其妙的动作,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垂死的病人,这十馀年来,正以衰残之岁,日夜以此作为疗饥的职业,不意习惯竟成自然,病中犹且不忘其本职,是诚大可哀矣!

留医了十天,先后输血达五磅、刀口也缝合了,总算又把残喘苟延了下去。但是体重减了二十磅,偃卧起床时,就会一阵昏眩,摇摇欲堕,形销骨立,变得真有"扶上雕鞍马不知"那一份弱不禁风之概。不料祸不单行,十一月十三日起又患了另一场大病,忽然小便作黄褐色,大便作蓝色,肤色泛黄,高热又作,一验血,才知是又患了传染性肝炎症。医生说:肝炎症虽无大碍,但如不节劳,一旦变成肝硬化,就成绝症。他要我终日睡在床上,不起身,不操作,严禁油质,而要食大量的糖份。无如我在上一年赴日本时,刚应允再为他们写一本新书,约定字数达二十五万字,迁延已久,乃不得不力疾舍命赶写,因此复原较迟,缠绵又达三月。对我来说,一九七○年真是大不幸的一年。
 
活了这一把年纪,可以算得已是百劫馀生,一生所遭遇的坎坷,不一而足。一九四五年,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失败了,蚕至腐刑而外,更有破家之痛;一九五一年投笔从贾,全军尽墨,又不意会尝到饥寒之苦!一九七○年这两度大病,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自维衰弱至此,也许将不复回生,真觉生死只是一间耳!因一生历尽了艰苦,也就洞澈了人生,在飘泊的二十年中,意志本已极度消沉,自经疾患,益觉万念皆空,所不能忽然忘怀者,则以过去多得朋友的奖掖扶持,始能混迹于社会,因此在病榻上,无时不在追念故人。尤以一九七○年中,在香港的寥寥朋好中,胡叙五、陈彬和、朱省斋三兄先后淹化,回念半生交游之往迹,自不能稍已于悲怆。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五方杂处,伏虎藏龙,其间最特出的人物,无疑是杜月笙。我既是记者,又为律师,但与杜氏却无丝毫渊源,自更不会认识在杜左右有胡叙五这样一枝健笔了。
这还是十馀年前的事,我方为天文台报及春秋杂志写稿,有人介绍叙五以"拾遗"笔名写的那部"杜月笙外传"投刊春秋,编者姚立夫兄以原稿见示,想取决于我。读了开始的几行,就觉得意外的好,我一向认为为杜月笙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不失为极佳题材,但任何人有他的长处,也会有他的缺点,更何况于他。所以为牡氏立传,褒贬之处,下笔颇难得当,而叙五以与他多年宾主之情,知道得多而翔实,评论得生动而中肯,文字的优美,反成馀事。在春秋连续刊载中,他不时亲自送稿,而此时彼此仅目逆而未交一语。
直至他那册单行本问世,因印刷与发行上的种种问题,使他煞费踌躇,我忍不住将我经验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而一经交谈,此后的十馀年中,就时相过从。叙五状貌如三家村学究,木讷又如一谦谦君子,对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却服膺勿替,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土音,虽讷讷不出于口,但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他因曾为杜月笙佐笔政,过去时与侠林中人交游,最难得的就是他能不沾此中习气。叙五下笔轻灵,辞意茂博,如以貌取人,会不信是出于其手。

在最近数年间,他孑身客寄,仅持笔耕为活,人情冷暖,时遭拂逆,尤以眷属困居大陆,备受摧残,由于处境的不佳,流露出性情的急躁,每以小故,辄发盛怒,又常因稿件上的问题,大起纷争,而颇承不弃,总由我出面片言解纷,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早为他的健康耽忧。还记得去年春,有一天与他同饭,匝月不见,叙五显得憔悴而萎顿,他本豪于饮,那天竟涓滴不入口,而咳呛频频,咳声亦有异于寻常,我更确信他的病况已到了严重的阶段。

至去年四月初,我因受邀赴日演讲,正摒挡准备启程的前数天,忽得"春秋"杂志伍爰嫂的电话,谓叙五已因病亟送入玛丽医院。翌日,我们就约了省斋、憨珠、陈孝威夫人、爰嫂与苇窗兄等同往探视。他偃卧在三等病房的一张病榻上,上面高悬着的一瓶血浆正在为他输血,他发音较微弱,但神志仍极清明,完全看不出是已危在旦夕的人!我还以为稍加疗养,他年事不算太高,总还能霍然全愈。我们略加慰问,却珍重道别,不料这竟然是与他最后的一面了。
第二天,知道他病况已有转机,正为他庆幸间,不意到第三天的清晨,他自行起身漱洗,因无人扶持,稍一倾跌,就此一瞑不视。他在客中,没有一个家属,也没有一个亲戚,寥寥十馀朋友,为他在殡仪馆草草办妥了饰终之典,就送往火葬场火化安葬。从此,宿儒又弱一个,在客中,谈得来的朋友又少一个!
在赴日的飞机上,叙五的声容笑貌,还时萦脑中,念到朝露人生之句,不禁无限低徊。又那里想到,抵达东京之后,又与一个数十年老友的陈彬和再演出了诀别的一幕。
人们于彬和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也因此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论,我自以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知道得他很多,但知道得越多,却越是觉得了解他得越少。他是尘海中的妙人,尤其是文化界中的奇人。且不要看他肥胖秃发,貌不惊人,一口苏州官话也且语不惊人,而行动十分飘忽,说话每流于高调,但先后却能受知于陈济棠,在港创办"港报",以黄炎培的汲引,于战前史量才革新"申报"时,人材济济中,竟延其叁加笔政,太平洋战争突发,他由港抵沪,在日人接收上海两大报"申报"与"新闻报"时,逐鹿者不知有多少人,而"申报"社长一席,却为他轻易取得。他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甚至我不知道他的学历,但他在教育界先后担任过上海启秀女校,有名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席,又做过澄衷中学的校长。我没有读到过他亲笔撰写的洋洋大文,而他批评别人的写作,不能不说有他的一种见地。甚至他写给朋友的信札中,文言与白话杂出,决不类是此中高手,但,他在战前,商务、中华两大书局中,就出版过不少他有关文艺等的着作。在他为"申报"写社论时,家中就延聘了不少有名的文士,由他口授大意,而由别人为他执笔,胡风就是其中的一人。在港时他说为日本与美国写稿而从未看到过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他不事生产而举止豪阔,在他过去的早期半生中,总有人为他作经济上的后盾。在他一九六七年赴日定居之前数年,忽然又于极度潦倒中否极泰来,酬酢宴客,几无虚夕,一方面他确是好交游;也不能不说有些不脱苏州人爱好空场面的积习,所有朋友都惊讶他不必要的挥霍,但所有朋友,谁也不知道他经济的来源。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在上海,他是佛教会的副会长,在胜利后的逃亡时期,他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获得掩护,来港以后,又成为一个基督徒,改名为"陈约翰"而长时期出版基督教刊物。十馀年前他于战后第一次去日本,而且还以代表身份叁加基督教的一次大集会。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还记得战前上海有过"上海市民节约会",由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任会长,我与他分别担任副会长,我自问是一个浪费无度的人,内愧于心,从不敢出席一次,他却十分热心提倡,在"申报"的社论上也常常发表勖勉市民节约的鸿文,他以身作则,家中且以杂粮作主食为市民之表率。不过说来可笑,那时上海最豪华最昂贵的西菜,首推跑马厅畔国际饭店十八、九两楼的"云楼",我与他几乎每天携艳侣,恣意笑谑,以此处为最多饮宴之处。
 
我创刊的"海报"上,唐大郎写了一篇"云楼两豪客",备加讥刺,所谓"两豪客",指的就是我与彬和。
尽管我与彬和是上海新闻界的同业,但在战前,相见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太平洋战争以后,他已由香港来到上海,有时在公开场合相遇,因为他总是与日本人一起,说来也许读者认为难以置信,我与许多朋友们虽然叁加了似是"亲日"的政权,但见到真与日人沆瀣一气的人,却总是侧目相看,因此,与他还是保持着相当距离。与他的订交,是在他担任"申报"社长之后,那时我在上海也创刊了一张"平报",业务上就未可避免地常有接洽。上海那时不时举行市民大会,绝大多数由我和彬和轮流担任主席,因此,见面的机会他就越来越多。
 
从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以后,网罗了当地所有的名流如李思浩、颜惠庆、冯耿光、周作民、唐寿民、朱博泉、吴蕴斋以及三老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等组织了一个性质等于市叁议会的上海市政谘询委员会,虽由李思浩担任主席,而事实上一切对内的接洽,对外的活动,都以彬和和我为中心。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佛海正奉了重庆的密令,着手准备一切策应反攻的敌后工作,对十分活跃而与日人有较深关系的陈彬和就特别加以往意。
 

陈彬和的著作


从彬和一切的表现来看,他不但亲日,而且是媚日,"申报"上对日军的作战,有过份夸张的渲染,他不但对重庆政府,而且以有日人为靠山之故,对汪政权中人,也同样指名攻击。彬和的性格,有时十分冲动,在报上,集会上,发表的言论,但求一时之快,不问后果,时时提出激烈的主张。又因他与日人之间,海军、陆军,外交方面,似乎都有一些关系,而外人又莫能测其底蕴,那时所有东南地区的人,也都以他为一名道地的亲日汉奸(前数年,他在"春秋"杂志发表过一篇"一个汉奸的自述"一文,他既不自讳,因此我也只好如此写了)。佛海深恐有这样一个中国人,会使他的工作受到阻扰,因此给了我一项严密监视他的任务。从此,是他叁加的团体,我也一定叁加,是他活动的目标,我更份外注意。每天报上,总见到他与我一搭一档地把名字相连在一起,因此也有人误会我与他是一狼一狈。
 
但是彬和在这方面却成功了,他对朋友,不能不说是有着一份热情的,那时我住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他住在赵主教路,相距咫尺,每天清晨七时前后,他由家里出门,第一个就来看我,同我商量当天的工作,以及徵询我的意见,而且他也总屈从我的主张。我为他的诚挚所感动,原来奉命监视他的,反而在佛海前为他解释而渐渐获得了佛海的谅解,如其不是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汪政权曾经有过使他出任粮食部长的拟议。现在想来,彬和之所以发出似乎不避嫌怨的议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当局的注意而自显其地位,
 
这是高明而又冒险的一着,他一生行径,大抵类此,也不断有过若干收获。
彬和常常自承为"汉奸",我曾与他有过好多次的争论。我说:"如果是"汉奸",即是出卖了国家民族的败类,一旦自己觉悟了,就应当自杀以谢国人。但如认为当时的所以如此,还有真正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其它原因,乃不惜自毁其声名而从事一项不为人所谅解的任务,则别人加给的一顶帽子,即万无自承的理由。"而他则以我为迂腐,处于危险边缘而不自知,贻祸人民而不自觉。我对他政治上的作为,外表的行动与内心的反映,大异其趣,因此同样也难以了解。因为在大战结束的前夕,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这样说:"你们不要太自作聪明,以亲日为幌子,而与重庆暗通款曲。你们以为日本人真是傻瓜,对你们的秘密毫无所知吗?果然这次战争,日本已是败定了的!但他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在这里,随时收拾你们是太容易了,你们的牺牲将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日军迁怒而在投降前大肆杀掠,这是你们害了地方,也害了百姓。那时,也只有我陈彬和可以挺身而出,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中尚有如我那样真正是日本朋友的人,我的说话,就有了份量,到了这最后的关头,也只有我可以发生一些阻止他们的作用了。"彬和的话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于是对他一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彬和性格上的冲动,特别表现在用钱方面,这十年来,他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开支的庞大,谁也不知道如何挹注,而使朋友们都为他耽心。他可以把艰难告贷而来的钱,于一日之间,浪费净尽。有时邀人饮宴,已到了酒楼,而身边仍不名一文,他会临时以电话请朋友送来应付。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骚动时期,他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人常有的摄护腺症,一度进入医院施行手术,出院以后,就悄然买棹前往日本。迁地为良,他原想改换一个环境,以图重振旗鼓,那里知道从此与世长辞,终至葬身异国。
 
我每年为了卖文之故,照例去日本两次,在彬和抵日的最初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依然酬酢频繁,举止豪阔。前年十月,我到东京的第二天,他就来逆旅看我。已患了风湿症,眼疾,且有血管硬化现象,他告诉我也的经济来源已告中断,正在另谋出路。由于健康的衰退、经济的艰窘,流露出无限伤感,最后且潸然下泪了。
一九七○年四月,我又去了日本,因朋友告诉了我他的情况,我急急的约他见面。本来由他的住所到我所住的旅馆,汽车的行程,仅需十五分钟,而我等待他一小时有馀,始见他蹒跚而来,形容的消瘦,又使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在卧室中落座以后,我首先发觉他手部颤抖,竟至无力端起一个茶杯。语音含糊,发言无条理而不相连续,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间,记忆力也濒于丧失。在短短的半小时谈话中,他提到了日本一个知好朋友对他的势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了一次;再提到一个日本小姐当他有钱时曾呵护备至,一旦艰窘,就反面若不相识,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后又说到留在大陆他所最钟爱的幼女,即将结婚,但男方提出的条件,必须与他断绝关系,到伤心处,再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极端乐观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说"天无绝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显出他有了绝望的感想。他一面说,一面又从他带来的一个大纸包中,取出了侨日的身份证,向各医院诊病的门诊证,还有张季直的年谱,说要把他重印,最后还送给了我一帧他的近影。我与他相交数十年,过去从未送过我照相,这一切,都显示出不祥之兆,而终于这次的晤谈,成为诀别,也是香港他的无数友好中成为最后见到他的人。

竟然从那天起,他完全陷于精神错误状态中,那天与我握别以后,即未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头,有时竟闯入不相识者的家内。在我留日期内的不到一个月中,曾三次进入警局而由朋友们代他保出,最后就把他送入了医院,缠绵四个月,终于在一九七○年八月卅日午后五时五分,逝世于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厚生病院。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我与彬和,当他盖棺之后,对他仍然无法作一定论。

一九七○年的十二月九日,朱省斋兄又突然逝世了,在报上看到他的讣告以后,使我十分震动!那时我正在患肝炎症,卧病不起,竟不克赴灵前一吊,尤其感到了无限的歉憾。
 


省斋兄在留学英伦时,很早就在巴黎遇见了汪精卫氏,从此就注定了他前半生的命运,他一直被目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少壮人物。我的与他相识,还在东北事变发生后,汪氏由法赶回共赴国难之时,他为汪氏主持宣传工作,我因服务在上海的新闻界,就不时与他接触。到了抗战,他由港到沪,一起叁加了汪氏领导的和平运动。他不但与我同为复业后中国银行的董事,又同为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的一员,因此,我们更有若金兰之谊。那时他虽先后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次长等职,但他志不在此,也从不在此中热衷奔竞。他为人诙谐风趣,是典型的名士作风,因此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一手创刊的"古今"杂志。他网罗了当代所有的文豪,为"古今"撰稿,一时成为东南地区最畅销也最有份量的定期刊物,而"古今"的社址就设在我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一处地方。因此不但五年之间,我们朝夕相见,有空时非去饮宴,即同雀战,可是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忽然骤萌退志,远离这政治漩涡,在一九四四年,悄悄地举家远去北平,闭门谢客,以读书看画为乐。
 
在香港二十馀年中,他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赏鉴专家。以他的天赋聪明,兼得他丈人峰长乐梁众异氏之指点,又因先后与吴湖帆、张大千交游,耳濡目染之馀,又寝馈于此,乃卓然有成。近来他的着作中,也十九属于谈论古今的书画人物,还至美国,每遇珍品,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以为取舍之标准。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他与我都是到下午才去上班的,几乎每天就会在轮渡上相遇,相遇也必然先同往附近咖啡室中小坐,从此习以为常。前数年,他曾经患过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在途次看到他憔悴瘦弱,行动迟缓的情状,一直为他耽忧,但他以乐观的心情,又以书画陶冶,身体竟然逐渐转好,面部的痛容也已消失,又恢复了青壮年时代谈笑风生的常态,我为他庆幸而他自己也以此为慰。一次他与我谈到了往时的朋好,他说:"当年我们义结金兰的十人,现在犹偷生人世的,也只有我与你了。"我看得出他谈话时的表情,有着复杂的感想,为朋友的逝世而悼惜,又为自己的健康而欣慰。我真以为个吉人天相,期颐有望。
去年四月,也在他吊过叙五的丧后,与我在同一时期去了日本,我是为了一些俗务,而他是去欣赏一些流传在那里的中国古代名画。闲来无事,每天总相约在帝国饭店的咖啡室中见面,由于此行他有些超过预期的收获,因此精神就显得特别愉快。大家事务办完了,又相约同机返港。在飞机上,我首先发现了他的宿恙并未全愈。飞机遇到云层,不免有些震动,他搭机不是第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而他竟然惊惶失措,连面色也有些变了,与他并坐的我,觉察到他心脏仍有病态而深为之感到不安。

说来似乎是迷信,当"大人"杂志创刊之前,苇窗兄拉他写稿,第一篇他写的是以往半生中的若干赏心乐事,而安上的题目竟然是"人生几何",发表时偏为他改易了,他还为此而有些不怿,且一再为我言之。他对"人生几何"这一句成语,不知何以偏好得会有些流于固执,终于他为另一杂志写了另一篇"人生几何",出版以后,又欣然指给我看。言为心声,现在想来,也许省斋那时的心理上,早有此不祥之感了。

当我胃部施行手术时,因为不愿惊动亲友,事实上在入院以前,早已陷于半昏迷状态,也已无力通知亲友了,但在我病中,他多方探问,表示出异常的关切。大约是一九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是我与他最后的一面了,我们又在常去的咖啡室中会面,他看见我病骨支离的样子,殷殷嘱咐我还要加以调养。我想到他已是六十有九岁,我说:"明年是你的七十大庆了,以你早几年的病况而能霍然全愈,更值得祝贺了。"他竟然说:"真是人生几何!明岁的贱降,拟约少数的亲友,欢聚一天。"又那里料到,这一天就永远不会来到了。

他逝世那一天,晨起还偕同夫人同出早餐,回家以后,坐在客室中的沙发椅上,忽然觉得胸口有异常的痛闷,神色又转而大异,他夫人知道情况严重,立即延医诊治,迨医生来到,早已返魂无术。那时我又患着肝炎症,在病榻上看到了报上的噩耗,使我无限震悼,相别还不及一月,而从此人天永隔,使我也更有了"人生几何"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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