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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之211:黑白大王盛老三

口述史 | 2016-02-24 18:20:53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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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藉,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着。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
 
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也且能称王称帝,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通见其少见多怪。所以,等而下之,不论那一次易代,许多(又鸟)犬同早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沾之辈而已。
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徼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梁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坍了"的命运。其中,使我想到了盛老三这个人。

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握鸦片与食盐两大利薮,被称为"黑白大王"的盛老三,很少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号。而别人却并不如此,如同一时期,同样受日人卵翼而红极一时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人们且绝不知他的排行为第几。
盛老三名文颐,字幼盦,是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胞侄。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藉了先人的馀荫,又当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事,因此渊源,在抗战以前,盛氏诸子,有些得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收机关中出任肥缺。
 
而以排行为人所称,又似是盛家的特征。如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等人,都留经是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一时知名人物。可是好景不常,战后情形大变,老七于一九五一年去了日本,不久逝世,身后萧条,他的一位由如夫人扶正的妻子,还是在香港时期补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而由我证婚的,听说现在在东京竟屈为一家中国菜馆的女仆。老五前数年还住在荷港英皇道,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也至无法张罗。我与他本不相熟,因他自知将不久人世,由朋友约我去为他写一张遗嘱。有一天,方告落坐,刚好他家里叫来了几斤白米,一罐火油,总计不过十馀元港币,而戋戋之数,竟讪讪要向我告贷。老五死了以后,他的那一位遗孀,情形之惨,更甚于老七的那一位,她最近的遭遇,就不忍言了。
 
现在比较得意的是老四的儿子毓度,十年前他在香港时,同样一筹莫展,结果迁地为良,去了日本。他祖父的关系,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在东京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留园"中国菜馆,名宦之后,卒以吃上海人所谓"油炒饭"为生。每次我去东京,有时也往那里进食,看到他对主顾们卑躬迎送。口中还不断喃喃地多谢连声,见此情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留园"原是盛宣怀生前在苏州所置的一所颇有亭台花木之胜的花园,而其令孙却移作为食肆的招牌,而且在大门入口处还悬上了一幅他令祖巨大的遗影,朝服辉煌,仪容肃穆,尽管这地位有些像是司阍模样,但总是出于这位贤孙的光辉门庭,孝思不匮之意。

我并不知道盛老三过去的经历,在交往以后,才在他口中告诉我曾经在民初出任过京汉路局的局长,因此,熟识了不少华北方面的日人。数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相识的日本人,到了抗战时期,都已跻身高位。盛老三正值穷愁潦倒的时候,日人想到了他,而要他办的却是一件专卖鸦片的发财事业,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自是求之不得之事。

战时,日本人在军事占领地区,不但搜括物资,以战养战,而且大开赌禁,贩卖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措特务经费。被人称为"歹土"的上海沪西区外人越界筑路地带,以及南市的华界,日人发动许多"白相人"开设赌馆,规模宏大,无数市民为之倾家荡产。至于鸦片,则委由盛老三组织了一个机构,而名字怪得很,销售害人的毒品,反而叫作"宏济善堂"。那时因为交通中断,云土、川土,来源不继,日军负责自古北口及安徽毫州出产的烟土,源源南运,向华中各地倾销。街头巷尾,吸食鸦片的所谓"谈话所",到处都是。

"宏济善堂"是沦陷区中早期唯一专营鸦片的机构,除总堂设在上海之外,各省各县,下至各乡各镇,无不有分支机构来经营其事。鸦片这一项生意,向来就是一大财源,尽管中山先生在他的遗教中指出:要靠鸦片来筹一文钱的,就是卖国贼!但"特货"一向成为国家除正当税收以外的一项最大收入。过去数十年中,秘密经费以至内战费用,无可讳言,都仰此挹注。各省的武人们更视此为生财大道,甚至战前上海几个所谓"大亨"也者,也以此起家发迹,居然由草莽而成为庙堂中的人物。盛老三一旦获得专营,财源滚滚,利阔之高,自可想而知。
 
盛老三对鸦片原是一个外行,但在上海租界内鸦片公开时代,经营此业者以潮洲帮为最具实力,郑家木挢一带,鳞次栉比,挂满了金字招牌的鸦片字号,都掌握在潮州帮手里。盛老三在经营鸦片方面,也以潮州帮中的蓝芑荪为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但日本人总想利用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傀儡的,对盛老三也并不例外。一个名叫萨多米而有着"李剑父"中国姓名的日本浪人,才是真正的"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盛老三完全受他的指挥监督。

宏济善堂"固然以筹措日军在华的特务经费为主要目的,但因收入过于庞大,于是由李剑父经手,在华的军部以外,连日本国内的大臣及国会议员,都按月获得分阔。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又成立了一个"兴亚院",事实上等于过去英国的殖民部,而院长铃木,又是盛老三在华北时代相识的朋友,有此奥援,声势更是不凡。

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是一处占地二三十亩的大花园洋房,论气派之大,是那时中国人中的第一,连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住宅,也还不足与比拟。房屋四周一带高崇的围墙,两扇乌黑的大铁门又常年紧闭,防范严密,有人往访,汽车开到门前,喇叭一响,大门上一个小洞开启了,因为门后的右侧,就是传达处,不但有司阍,而且有四名日本宪兵经常驻守。来客取出名剌,日本宪兵记下了汽车号码,用目光向来客仔细端详,认为并无可疑之处,才以电话通报。准许进见的,大铁门开启,汽车缓缓驶入,两个日本宪兵紧握手枪,立时分左右跳上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像押解犯人似的,通过长长的花园通道,在花木扶疏中,直送至大厅阶前,那时早有屋内的佣仆接应,送入楼下的大会客厅,恭坐等待。

盛老三预约的普通宾客或宏济善堂的职员们,往往许多人约在同一时间接见,他居中上坐,放言高谈,来客们屏息而听,连声睹睹。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被延至楼上他的烟榻畔相见,他一面抽烟,一面谈话,房中也只有一个姓罗的心腹长随,随侍在侧。前见近人在报上
 
所写的记述中,说看到周佛海的大厅上,竟然放的是金质痰盂,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姑不论周佛海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又何至庸俗一至于此?况且,即使是一个金质痰盂,试问又所值几何?如要以金痰盂来炫耀他的财富,不但显得庸俗,亦见得十分愚蠢。倒是盛老三的鸦片盘中,确然放着一个金痰孟,但也不过高两三寸的小小一具而已。

我认识盛老三时,他已经六十七八岁的年纪,大约由于染有太深的烟瘾,清?瘦削,体重不会超过一百磅,望之俨然一头猴子模样。但当他过足烟瘾之后,发音清朗,精神健旺,谈数小时而娓娓不倦。他家中只有一位如夫人,本出身于长三堂子,一个弱冠的儿子,又是螟蛉而来的。如此简单的家庭,不但房屋宽敞,而且陈设豪华。一九四四年前后,上海因煤斤缺乏,实行节电,而盛家却自置发电机发电,整日灯光灿烂,全上海不知有多少巨绅富贾,能够有如此排场的,也恐只此一家而已。

我与盛老三从相识而合作的经过,说来话长。原来当周佛海随汪精卫氏由渝辗转来沪,发动"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权的准备时,他邀我叁加。他告诉我,他的职位,虽是财政部长,但他将协助汪氏展开全面的政治工作。意思很明显,他所负的责任与所处的地位,是仅次于汪氏。我忽然心血来潮,以为搞政治,第一就是要钱,没有钱,则一切无从谈起,基于他将出任财政部长这一点上,我作出了两个计划:第一、创办一家银行,让他可以有所运用而放手干去。以后我所主持的南京兴业银行,不但开办还远在"中央储备银行"之前,而且领到了财政部的第一号银行执照。
 
第二、我想到食盐非但一向为大利所在,而且在沦陷地区中,中国的盐政与盐业,早已被日军所攫夺,他们不但控制了产盐最多的华北长芦盐场,也占有了淮北盐场。过去经营盐业的场商、运商与销商,分得很严格,不得兼营,而这时早已紊乱不清。在东南地区,由日军直接卵翼下,成立了一个通源盐公司,主其事的为丁剑挢(伯雄)与周吉甫两人,为华中地区的唯一销商。

佛海这个人,确是有些气度的,他也决不斤斤于细节,只要你能言之成理,无不坦然采纳。我的两项建议,一经得他的同意,在汪政权建立之前,即已着着准备。此后,银行业务依赖他的支持,办得很有成绩,南京总行,在中华路自建了一所战后最具规模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而成为中央信托局局址),以后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后,事实上成为上海的市库。佛海为重庆工作,从未领过一分经费,这银行多少给了佛海一些政治上运用的便利。

对银行我已经是门外汉了,而对盐业,更是一窍不通。我先收买了一些还是前清遗留下来运盐凭证的引票,就开始筹备。佛海同意将来淮南、松江、馀姚三个产盐区域的食盐,因日人尚未染指,交给我一家收买。这应该是一个最优惠的条件,无如我本身已是外行,而延聘来的专职人员,又了无经验,如此,岂非是盲人又骑瞎马?因此,一直等到汪政权的建立,虽然分在三个盐产区成立了三个公同,而业务仍然无法开展。名义上我是个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却又一直无暇过问。

事有凑巧,不知怎样周吉甫走通了佛海的门路,又时常出入于佛海的私宅,而佛海对他,也有着不坏的印象。有一天,佛海突然问我盐公司的情形,我只有据实答覆。佛海迟疑了一阵对我说:"通源公司几年来已办得有些成绩,周吉甫为人尚还干练,他也想摆脱日人的羁绊,重新改组,我以为你不如和他合作,较之另起炉灶要有利得多。"既然佛海的意思很坚决,于是事情就决定了下来。
 
我开始与周吉甫商谈进行合作的事,在我这一方面,叁加谈判的还有担任常务董事的杨惺华。惺华的叁加,因为我想到如盐公司办得好,将会有庞大的利润,佛海虽信任我,但我觉得总也应该有所交待,因此拉了他的妻舅杨惺华担任常务董事,以示清白。更因为惺华与周吉甫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在谈判时也许可以格外方便。吉甫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圆滑的人,而实际却见风驶舵,无孔不入。初次的商谈,就在吉甫跑马厅畔的卡尔登公寓他的私寓中。他认为惺华与佛海的关系,远较我为亲,拉得住惺华,就可以抓得住一切。因此入座未久,倘就拉了惺华进他的卧室中闭门密谈,反而把我这个名义上的董事长冷清清地搁在客室中,尽管我感到他的做法过份浅显,还是不露声色,独自枯坐了达一小时有馀。吉甫给我第一个印象,就引起了我对他的警惕。
 
以后,合作虽然还是勉强谈成了,并签了合约,由双方各半出资。我这一部份的资本,全由南京兴业银行拨付。改组后的业务尚未开始,而吉甫忽然向佛海献策,他说:湖北方面盐价很高,那里虽也在汪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对于盐政,向由当地的日本军人包办而政府无权过问。吉甫向佛海担保,已疏通好日本军人,今后的运销,可以改由通源公司承办,只要经过再度形式上的接洽,即可实现,这是他对新公司的一项献礼。
 
佛海是性格极端冲动的人,对吉甫的话,也就深信不疑,他立刻找我去,欣然对我说:"吉甫确有办法,我正为湖北方面的盐政而头痛,他居然能轻轻易易地办好,这机会就不容错过。他要求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同往武汉,向日军作最后接洽,你就物色一个人与他派出的代表一同启程。"佛海的话,不无使我有怀疑之处,因为通源公司虽然完全以日军为后台,而力量也仅在苏浙皖地区,我不以为吉甫员会有此办法,或许有钱好使鬼推挤,他向日本人答应了一笔很大的代价,来换取这项权利,若真是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到条件的内容。

吉甫的代表是芜湖分公司的经理,姓名已记不起了。我则派了一位向无人知的李正兆去。正兆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外表看来十分拘谨而老实。我给他的指示,要他装成完全不懂日语,任何与日人交涉,他只要静坐倾听而不必叁加任何意见。但要把每天的工作情形与谈话内容,详细纪录。半月以后,他们从武汉回到了上海,正式向我报告,在与当地的日本驻军与特务机关谈话中,证明了吉甫事前与日军方面并无任何接触,他向佛海说的话,不但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手段,而且完全是投机取巧。他派去的代表向日本方面的说辞,明言通源公司最近改组了,由周部长叁加了一半资本,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看在佛海的面上,让出经营食盐的权利。而这次接洽的结果,事实上也并未获得任何进展。

我不清楚吉甫是怎样向佛海搪塞的,因为他们由武汉回来以后不久,佛海又找了我去,我知道定然是为了湖北销盐的事,就携带了李正兆的一份武汉之行的谈话纪录。佛海似乎还并不曾知道此事已经失败,自然更不知道与日人谈话的内容,他表示出吉甫的报告,仅为尚未获得预期的结果。我笑笑说,这一件事,在我表示意见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份在武汉与日军部等谈话的纪录。他取来看了几顶,脸上就表露出非常愤怒的神色,把这份纪录一掷说:"周吉甫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不但把我来招摇,又岂能向日本人说我一个财政部长而可以叁加投资经营食盐之理?"佛海说完,立刻呼唤他的副官厉声说:"今后再不准周吉甫到我家来。"经此一幕,我不必再有所说明,与通源公司的合作,自然就此完结。

以后,通源公司也终于结束了,照理,通源在东南地区的统营食盐,还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不论从历史上及日人的关系上说,都已根深蒂固,这是否受了佛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继起经营盐业的,就是盛老三,这却给予佛海以更多更大的麻烦。
 
由盛老三主办的、叫作裕华盐公司,也许由于他办理宏济善堂,为日军开辟了一大财源,因此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靠山,于是就不把汪政府看在眼里。形式上,盐政应由汪政权的财政部管理,一切业务,都要经由财部批准。但裕华常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向财部呈请,佛海就予以批驳,而批驳之后,日军驻华司令部却又以种种军事上的理由,行文财部,为盛老三支援。这样,常使佛海陷于非常狼狈之境。这种磨擦,而且在逐渐加深,竟形成了一个私营公司与一个政权对立的状态。盛老三又常于得意之馀,公开对佛海加以口头上的攻击。尽管如此,在他的内心上,为了财政部到底是他的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事事向日军声诉,也不能事事仰仗日军出头,军部更未必能使佛海件件屈服。这情形的延续,使双方都感到了无比的因扰。
佛海曾经派人向盛老三那里暗中斡旋,但数易其人,而迄未能有何改善。一天,佛海向我赤裸裸地谈到了这一件事,而且希望我能打入盛老三的圈子,使他能够就范,我也觉得不容推辞。
在有意无意间,我终于结识了裕华公司的两位大将周旭初与恽艺超。他们当然知道我与佛海的私人关系,而他们在平时,总也听到盛老三谈起财政部所加给裕华公司的掣肘,因此,相识未久,就深入地谈到了这种种问题,终于有一天他们为我介见了盛老三。盛老三平时架子很大,平常人轻易莫想见他,这次主动约我,我已知道对这一任务有了几成希望。初次在金神父路与他见面时,在我面前,他还故意恭维了佛海一阵,但又明显地表示出他与日人间的密切关系。但既然他约我是有目的的,也就不能不透露出办理盐务上的困难,而希望我能向佛海有所解释。
 
到了这关键所在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单刀直入说:我知道你和周部长之间,过去不免有些误会,这只是由于双方隔膜之故,我以为只要有人能从中解释,那什么事不可解决?但中国的内政,如盐务那样由你经办的事,而要事事由日本人来出面代向当局进言,即使成功了,也将使日人怀疑到你的力量,我以为这与你的面子,多少有些不太好看。他听了我的话,倒并未老羞成怒,反而表示出一副诚恳的态度说:"那末,你肯不肯作为今后我与周部长之间的挢梁呢?"我自然答应将尽力而为。
 
果然,此后盛老三与佛海之间,由我从中奔走之后,居然在表面上化敌为友了,这发展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快。因为盛老三知道我也在淮南、松江与浙东地区办有三家盐公司,他也明知道这与佛海有些关系。因此他建议三公司与裕华合作,统一办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转告佛海,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就实现了这一计划,我在裕华公司又投下了该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资本。
 
裕华不仅资本额大,而且每当盐泛,就得向盐民大量收购,流动资金的需要尤多。投资裕华是由银行筹付的,但我这家银行也并非力量雄厚得可以经受得起任何风浪的。因此我与佛海有个约定,投资由我负责,如有盈馀,全部移作为佛海政治工作上的运用,特别因为他所负起重庆政府的工作,总不能开支到南京政府的账上。但如一旦我银行因投资而出现现金不敷时,不能不请他全力支持。因而他曾经写给我一张给中央储备银行各局处长的手谕,要无限制供应我这家银行的头寸。这事无疑会使中央储备银行的人感到惊诧,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与真正的内幕。
 
佛海的作风也确是可爱!他绝不拖泥带水。自从我与盛老三在盐业方面合作之后,他告诉了财政部的盐务署署长阮毓祺,任何盐政要先与我商酌,各地的盐务管理局长,也几乎全由我保荐,这样使我取得了无限便利。裕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食盐的加价,过去争执得最厉害的,也是为此。自从由我居中联络,每一次要加价,均由裕华先于事前提出一个数字,经我与阮毓祺商酌后,依实际情形加以核减,再报告佛海而定案,裕华等候我的通知,才正式备文向财部呈请。说来可笑,佛海大刀阔斧,不避嫌疑的作风,又往往使我受到了若干不虞之"毁"。因为裕华的正式呈文,是先由我迳交佛海,由他核批后,再送财政部收发室,等主办人员看到,部长却早已在上面批示决定了。为此,财政部方面,又对我作出了种种的猜测。
 
事情已过了将近三十年,到今天已再无将内情掩饰的必要了。在裕华每一次加价中,是暗中约定了每担提出若干数额交予佛海的。因为我是经手人,不能不在手续上搞得清清楚楚。办法是这样的:裕华在我银行中开了一个化名的户口,解款簿在裕华,支票簿交佛海。每月再由裕华交给我一张销售清单,盐务署也凭各地管理局的报告,制成销实数的表格,用以作为两者的核对,我再将银行的月结单一并送交佛海,这样做,数额不会错,经手人自也无从中饱了。
胜利以后,各方对佛海不断有聚敛的传说,这因为他主管了汪政权的财政、金融两大部门,就不免有想当然的成份在内。即以我所清楚知道的在我银行中的这一户而论,却时常会出现赤字。我行里的职员不知道是谁的户口,记得签字是写的一个"飞"字,竟有过因存款不足而退票的笑话。佛海并非是一个圣人,白骨早枯,我也不必定要为他掩饰,但到底他还有一些书生的气息,又自恃与蒋先生的关系,又正在为重庆冒险工作,他一直对未来存有天真的幻想,又何必于此时搜括以自毁其前途?
 
说来惭愧,合作以后的裕华盐公司,无可讳言,曾经赚过不少钱,但对我来说,结果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叁加的资本当然不能半途收回,而收盐时的流动资金,又需要各半筹垫。一九四五年胜利的那一年,馀姚场食盐增产,裕华一口气就收了上千万担,以战时交通关系,都搁在当地盐场。而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这许多收来的食盐,也自不及抢运。使我代佛海投入的资金,以及临时垫付的款项,全部血本无归。
 
盛老三这个"黑白大王",在当年的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记得胜利上一年的冬季,他刚逢七十生辰,就在他金神父路的寓所,大张寿筵,邀来了南北名伶,日以继夜地整唱了三日三夜的堂会,满院笙歌,人头簇拥,好一派的荣华景象也!但这只是他一生中回光返照的一刹那。
 
胜利以后,他的住宅不久即为中统所接收,那年的十月中旬,也被拘捕后羁押在上海军统拘留所的楚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统对他也另眼相看,知道他烟瘾深,特许他在内公然吸食,依然一榻烟霜,横陈笑傲。但数月之后,又与杨揆一、罗洪义、沈长赓等四人,解往南京,最后判处了无期徒刑,终至瘐死狱中。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一天收到他托人转来的一页纸条,上面仅仅写了六个字:"雄兄,请来救命!"我特地去了南京,往老虎挢监狱探望。见到他更老、更瘦、更憔悴了,以当时的健康情形而论,即使恢复自由,也将活不了多久?他要我为他向当局疏通,早谋出狱。试问我这劫后馀生,还会有什么力量?说了几句空言慰藉之后,就匆匆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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