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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8:青天罗君强(上)

口述史 | 2016-02-24 19:18: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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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岁暮天寒,异乡飘泊,处身在不平常的时代,自会有一份说不出的心情。回念生平,交游遍于海内,而转瞬数十年的短短时光,故人十九都已谢世。许多曾经是一时风云的人物,而最后竟至不克善终,读双照楼诗,至"良友渐随千劫尽"句,不期掩卷长叹,百感萦怀。
在过去若干朋好中,相别已二十馀年的罗君强,我总不时怀念着他。回想到当年交往之时,就有着一份复杂的感情,连我自己也无法分辨出对他是喜是恶:有时他的不测之威,使我莫名其妙地为之震悚。我钦佩他干练的一面;而又讨厌他骄妄的另一面。在他出任上海市秘书长的时候,雷厉风行,甚至有人曾称过他为"罗青天",而在胜利之后,周佛海自己无力保护他,与他有过联络的若干重庆大员,此时却又并不支持他,于是鎯铛入狱,由渝宁而沪,不免以楚囚终其身。这二十多年来,久已不闻其音讯,假如现仍健在的话,亦已过了古稀高年了。当握笔概叙其生平之前,先遥为这一位"畏友"祝福。
我与君强真正做朋友的时期并不太长,在汪政权建立前至汪政权覆亡为止,但关系却不能算太浅,不但是两度共同叁加了周系(佛海)的十人组织,有着金兰之谊,又共同创办了等于汪政权机关报的南京"中报"。而且有过七个月的时间,同住一屋早夕相对;更有六年的时间,时相过从。在许多工作上,别人看来我们是最密切的搭挡,但我们之间,非但始终格格不入,而且一旦卷入了政治漩涡,也就免不了会明争暗斗。
当然,这一切,都早已成为陈迹了。现在的所以要先为他祝福,不但为了友谊,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位雄心壮志的人,如何经受得起长期的囹圄生活?精神上的打击,就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一九四九年的初秋,我离沪来港的前夕,去上海南阳路探望佛海夫人时,刚巧君强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小姐也在座。她来向佛海夫人告贷一些钱,说君强在狱中已患了肺病,想买一些药物送去给他治疗。虽然中年以后的肺病,不会立时恶化,但在狱囚绝对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支持二十年的时间?到今存亡莫卜,我不知他是否仍在人间?
 

(罗君强(1902-1970),湖南长沙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党加入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后,罗君强任国民政府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先后担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保外就医,1970年去世。晚年著有《伪廷幽影录》一书,大量揭露了汪伪政府的卖国黑幕。——编者按)
 

我与君强的相识,还早在一九二八年。那时佛海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训练处处长,君强当他的主任秘书,他们同住在南京明故宫旁舒家花园的一所小洋房内,佛海是从不上赌桌的,而佛海夫人却嗜麻雀如命。每天公馀之暇,几个长搭子如邵力子、陈布雷、孙鹤皋(原为奉化的富商,民国十年前后,上海交易所风起云涌的时候,曾与陈果夫同为虞洽卿主持的上海证券物交易所的经纪人,资助国民革命有功。时正由京沪、沪杭两路局长调任为津浦路局局长)以及罗君强等,总要打到深夜为止。我刚好因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中时电讯社的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有时也去到周宅,搭子不够的时候,我就凑上一脚,与君强相识,就从麻雀桌上为战友开始的。
 
君强早年的经历,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曾进过上海大夏大学,但不敢确定曾否毕了业,所以论他的学历,却毫不足道。但因他与佛海不但为湖南同乡,而且还有较深的世谊,所以一离开学校,从北伐前的广东时代起,一直获得佛海的提携爱护。两人的年龄虽相距不远,若论交谊,佛海视他如子如侄,而在关系上,也在半师半友之间,其情形彷佛如汪精卫氏之于曾仲鸣。
君强在叁加汪政权之前,虽然已在政治舞台上混了不少时候,但并无了不起的地位。北伐时期,随佛海任军中的政治工作。国府定都南京,宁汉分裂,佛海是中共最早创办人之一,而且中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还被选为副委员长的人物,而终于脱离中共由汉潜逃,远走京沪。佛海在南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政治训练处长时,即以君强为主任秘书。政治训练处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一段时期,即在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一役中有较好的表现。还记得那时所属赴前线工作的两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康泽,第二大队长为蒋坚忍。而那时君强却已离开了政治训练处,由佛海的推荐而出任为浙江省的海宁县长了。
君强一生的吃亏处,在锋芒太露,树敌太多,我也曾经婉劝过他,而他还以"不遭人忌是庸才"来自炫他的才华。其次是风流成性,因此不断受到挫折,他之所以脱离政训处,就是以家庭变故而不容于佛海。本来我并不知道这事的原委,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间,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有不稳的消息,蒋氏也已有所觉察。为了佛海是蒋氏的心腹,方振武向蒋氏请求调佛海为安徽的建设厅厅长,意在自请派人监视。当时蒋氏却一口应承了,叔平即以之转告佛海,说已得到蒋氏的同意,请他准备摒挡赴任,当时佛海也颇为意动,即着手布置人事,我也且为他所邀约之一,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新闻记者实可为而不可为,我想请你帮忙,一起到安徽去。"我说:"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对机关的事,素来一窍不通,会有什么工作可做?"佛海道:"你帮我去处理厅里的一些文字工作;但这一位置实太清苦,兼一个安徽全省公路局长来作为调剂如何?"我说:"要帮你办秘书的事,不是有驾轻就熟的罗君强吗?"他皱皱眉头说:"他已离开我数月之久了。"我骤闻此语,不禁为之愕然,因我亲眼看到过去他们两人间如家人父子的关系。我问他:"那为了什么?"于是佛海告诉我,君强除正室之外,又纳了一位如夫人,嫡庶之间的酸风醋雨本已闹得不得开交,而君强又处理不善,他的如夫人竟因一时气忿,悬梁自尽,在南京造成了轩然大波。佛海以舆论的攻击,亦以君强如此为人,非糊涂即属荒唐,为他安排好了出任海宁县的县长后,就把他遣走了。

君强的风流韵事,此后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在海宁县长任内,又与他的族姑在县政府的大礼堂正式结婚。此后他调任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秘书,再调为行政院简任秘书,都是凭藉着佛海一人之力。当对日抗战发动后,不久京沪沦陷,政府也西迁武汉,君强却又风流自赏,纵情声色,又娶了一位交际场中颇为活跃的孔慧明女士,做了第四任太太。也许君强冶游的风声闹得太大,竟至上达天听,以风流罪过,竟获得了免职查办的处分。幸有陈布雷为之缓颊,始勾去了"免职"两字,才得免于不测之祸。君强不能不算有些才,而常为才累;君强也有些好色,几度又为色累。他与孔慧明女士的一段姻缘,也终于中道仳离。在安徽省长任内,续娶了一位为他抚领养女的女看护王小姐,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了。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君强突然到上海的寒舍过访。说来惭愧,阔别多年,见面已不相识,他自道姓名之后,才记起了这是十年前佛海家的牌友。他衔佛海之命,来邀我叁加汪氏来沪领导的和平运\动。这一经过,曾记述于前书第一册中,兹不再赘。不过,当时我对佛海的再度引用君强,不免有些疑讶。因为从君强离开了政训处之后,佛海除侍从室的职务以外,还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而君强早已失去了追随的机会。为什么这时忽又成为佛海的亲信人物?
以后我才知道,君强在武汉,因荒纵而被惩戒,布雷的所以肯为他说情,还是推了佛海的屋乌之爱,佛海自不免对他又加深了一层反感,使两人之间,感情上益趋疏远,因此佛海由重庆随汪出走,并不曾携带君强同行。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天,君强和他的夫人孔慧明及我在闲谈中,君强正在侈言佛海如何对他关系之深与信任之专时,而孔慧明突然说:"周先生对我们有什么好?他离开重庆,不是完全瞒看我们吗?"这样使君强于尴尬之馀,大肆咆哮,险至挥拳相向。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整个的权力集中在佛海一人身上,而汪氏却能大度优容,而在佛海的左右,君强却又成为最倚畀的心腹。这是因为佛海随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以后,所有他的友好部属,都留渝未来,而重庆的特务又遍布四周,非过去有过相当渊源的人,自难加以信任。最初与佛海同来的仅有妻舅杨惺华一人,那时惺华的年龄还不过三十左右,而且是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人,不要说没有政治经验,连社会经验也显得非常欠缺。蜀中无大将,遂使君强得以得道飞升。
当我两次与佛海晤见后,终于为他所说动而决定叁加。并指定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为我与君强共同办事与居住之所。我与君强的友谊建立在此,此后有人因不满君强而对我也发生过不少的误会,却也是为此。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夏到达上海以后,先住在虹口的重光堂,不久即迁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旁的一所大住宅中。这本来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寓,为了安全起见,令整条弄内的居民,全数他迁。弄内每一所都是独立的小洋房,就由汪氏左右较为重要人物用为居停之所。住在弄内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人。一一三六弄与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汪政权建立前,曾一度成为和平运\动两个最主要的机关。
 
佛海是住在弄内的五十九号,我与君强则同住在比邻的六十号,这是佛海为了便于联系而特意作这样安排的。君强到上海时,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面对法国公园的吕班公寓,我则住在同路的万宜坊,相距尺尺。由于他初来人地不熟,也因为我有架老爷车还可供乘用,虽然我暗中已经叁加了这运\动,但仍然在执行律师职务,除了出庭的时间以外,几乎与他终日形影不离。等到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的布置完成了,君强与他的太太孔慧明立即迁入。我最先还有些犹豫,尤其内人极力反对我蒙恶名、冒危险、而去做这傻事,阻止我离家他住。但后来我以形迹已露,上海的暗杀案件,愈演愈烈,每隔几天,总有一个熟识的人陈尸街头,为了保全性命,就不得不住到有充份保护的地方,但内人始终不愿同去,因此只好由我独自移居。
六十号为中医殷姓的产业,一所二楼的洋房,后面也是一排二楼的小屋,下面为一间大会客室与一间餐厅。楼上有三间房,我与君强各占一室,望衡对宇而居,较大的一间,就作为我们的共同办公之所。说到下面那间大会客室,对汪政权而言,一度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曾经作为与日方交涉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的会议室。出席过会议的,汪氏方面的代表,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都已作了古人,现还生存的有在台湾的陶希圣,在美国的高宗武与羁押在上海监狱的周隆庠。
六十号也有一个小小的庭园,但没有什么亭台花木之胜,事实上只是一片草地,因为佛海要我最先做的事,就是预定在汪政权成立日出版的南京"中报",但那时在日军占领地区发行的报纸,只许采用以日本同盟社为主的电讯,其次为德国的海通社。而我对决定了要兼用英国的路透社与法国的哈瓦斯社的消息,于是在后园又添盖了一幢房屋,作为通报的电台,以路透社等稿件,从上海拍往南京,供"中报"的采用。
在汪政权的一段时间中,罗君强可称也是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他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全盛时期,曾被称为"罗青天",而君强也且居之不疑,甚至以他与佛海,自比于曾左。但是我相信,对君强的认识,因为他对我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必做作,也不必有顾忌,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因此我应该较佛海认识更为真切。也就在六十号我们共同相处的七个月中,我们谈得太多而且也谈得很深很远。每一天晚上,不是麻雀打到天光,就是长谈直至破晓,他把心里隐藏的一切,毫不讳饰地向我倾吐无馀。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以后会有那样飞跃的进展,所以说话更毫不保留,遂使我如得见其肺腑,这可能就是以后不能和他和好相处之故;也始终成为我心理上的真正"畏友"的基本原因。
假如没有利害关系夹杂在内,君强并不是一位不可交的朋友。在我们初初迁入一一三六弄的时候,并无多大的事情可做;也尽管政治暗杀事件已经不断发生,但君强那时的地位,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在上海也很少人会认识他。因此,我们还有出外到处流连的雅兴。我不否认是上海风月场中的识途老马,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义务向导,几家所谓"贵族屠门",时常有我们的踪迹,有时在看"妖精打架"的真人表演时,君强总不肯后人,拉了一张椅子,坐到最靠近"火线"的边缘,屏息静气地观看两人的肉搏。有一次,我同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到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去跳茶舞,那里我有不少相熟的舞女,舞罢,拉了她们一起去晚饭。这三位舞娘是胡弟弟、杜爱美和朱玉英,不料三杯落肚,她们竟然嚎啕痛哭,诉说她们做舞女的惨况。其实非但这三位还是红舞女,而且当时的舞客,都还要保持出一些绅士的风度,出手爽,举动也还不会失之粗卤,她们的哭,不过在吃一行怨一行中一时的感触而已。不料君强也居然陪着她们涕泗滂沱,伤心欲绝。我发觉他是一个属于神经质的人,也以为他在本质上还不失其富有同情心的人。
 
佛海给我们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招兵买马。既然"和平运\动"的最后目的在建立政权,不得不在上海就地取材,作为未来的班底。一一三六弄无疑使人会望而却步的地方,于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租赁了一层公寓,为接洽的地点,那里挂了一个艺文研究社的招牌。那是佛海在汉口任中宣部长时代与陶希圣曾合办的一个宣传抗战的学术机构,这时就假用了这一旧日的名称。佛海委君强为总秘书,我为总干事,开始向熟识的朋友拉拢。反正政治这东西不论是真是伪,也不问什么主义与政策,有利禄,就会有人钻营,不招自来的,或辗转托人介绍而来投效的,就颇不乏人。入社的手续十分简单,写一张履历片,再填一份志愿书,由我持请佛海加批,批准加入以后,每个月不必担任任何工作,即可坐享厚薪。现在想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由于我毫无政治工作经验,更不知道特务工作人员的无孔不入,并不经过调查,就来者不拒,概予录用。这其间自然鱼龙混杂,各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以后发现的,就有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而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道地的军统份子。当时能不出大乱子已算得十分侥天之幸了。
君强在这一时期,态度很好,他专心于包围周佛海,以图再获得周氏对他的信任。佛海发动筹备在南京出版的"中报",虽然名义上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但他从不对我干预。因他正忙着江湾开办的中央军官训练学校政训处长的职务。直到林柏生向我提出希望把"中报"改名为"中央日报"时,由于他的从中破坏,使我与柏生之间,有了很大的芥蒂,但君强却因此而种下了此后飞黄腾达之因。
依常情而论,既要建立政权,自应有一张政府的机关报纸。南京在沦陷以后的"维新政府"时期,就出版了由老报人秦墨哂主持的"南京新报",这是南京当时唯一的报纸。汪政权在上海筹备时期汕中央宣传部长是陶希圣,副部长为林柏生,如某南京有一张新报纸出版,名为"中央日报"而由中宣部管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林柏生所以会与我谈,因为"中报"是我在负责筹备,加之柏生在上海办"中华日报"时,我帮过他一些小忙,也产生了一些友谊。所以柏生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要一提出自无不予接受之理,所以就由柏生来与我商量。
当柏生与我谈过之后,我却以之转告佛海,他倒是毫无成见,认为怎样都可以。本来事情已告段落,但我也不得不再征求君强的同意,把柏生与佛海的意思都告诉了他。不料君强却大表反对,理由很简单,以为我们辛苦筹备,从房屋、机器、铜模、铅字以及全部工作人员,都已万事齐备,而忽然要由中宣部来坐享其成,那有这样便宜之事,于是坚决予以反对,并致书陶希圣大事诟责。这却使柏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并且由于以后事态的不断演变,于是六年之间,一直有"公馆派"与"CC系"间的暗中磨擦,君强也成为在这一局中派系纠纷的始作俑者。
 
但是,为了这一件区区小事,即使君强因祸得福。因为"中报"的事,刚发生在陶希圣、高宗武出走之前不久,也正值紧锣密鼓在安排政权建立后的人事之时。一天,在汪邸召开会议,以决定各院部的人事支配。在会议席上,汪夫人陈璧君先提出了陶、高出走的事,颇多惋惜之辞,汪夫人且认为陶比之所以去港,是完全为君强一函所逼走。
会议接着就商量到政权的人事问题。原定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外,还兼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部长,佛海以君强从事这项工作有年,推荐为公博之助,而公博摇摇头说:"君强的这份脾气,我不敢领教。"为了汪夫人正在盛怒之下,佛海就不敢为他有所解释。以后各院部的人选,均已决定,最后只留得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一缺。本来内定由汪曼云或蔡洪田担任,而两人都认为这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婉辞不就,而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忽然汪夫人起立说:"反正边疆委员会与其它各部会都无关系,不如就让罗君强关门去做他的皇帝吧!"一言九鼎,就为君强铺平了一路坦途。因为边疆委员会虽确然无事可做,但论官阶,即是特任。君强求为简任的政治训练部次长不可得,不料人弃我取,从此竟然在汪政权中脱颖而出,为部长、为省长,得心应手,八面威风,实非其始料之所及也。
也不能不说君强是搞政治的能手,他能翻云覆雨,无中生有。他知道因过去的若干作为,已失去了佛海对他的充份信任,于是给他想出了一项两面手法,而且这手法显得十分巧妙。他向佛海进言,说他负的责任太重,方面又太多,需要与各单位的人做到手臂相连,才能指挥如意,尤其现在来叁加的,过去与他都缺乏深厚的渊源,应当设法拉拢,集中人材。他建议选择十个人,以金兰的形式,作为佛海的核心组织,将来把十个人安排为十部的次长,使部部有耳目,人人肯出力。佛海觉得君强处处为他关心,而且佛海过去就是军统与CC的负责人之一,搞惯小团体,自然欣然应允。君强开定了二十多人的名单,送给佛海圈定了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张仲寰、戴策及我,成立了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过君强一手组成这样的小团体,是有其讨好佛海以外的其它作用的,一方面拟挟周以自重,使组织中之十人归其支配;另一方面,以十人的团体来向佛海显示其重要。
但这一个十人组织的组成份子,既显得份量不够,而其间除君强及易次乾与佛海有不太深的直接关系而外,张仲寰与周乐山为君强的大夏大学的同学,耿嘉基系我所拉拢,汪曼云与蔡洪田则为原上海市党部委员,章正范从佛海到沪后,任与上海新闻界联络工作,都与佛海过去并无关系,戴策则属于褚民谊系。这样杂凑而成,本不为佛海所满意,以后周乐山因不堪君强与丁默村的压迫,愤而离沪,且临走发表宣言,丑诋汪氏,于是这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久即无形停顿。
君强又再接再厉,至一九四○年的年杪,重加改组,除君强与蔡洪田、汪曼云及我四人外,由李士群、周学昌、戴英夫、沈尔乔、朱朴、王敏中六人代替旧有份子。其中李士群以土肥原关系而叁加"和运\",周学昌在抗战前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已与佛海相识,戴英夫本为丁默村系,沈尔乔为傅式说系,朱朴原为公馆派,王敏中则与梅思平为襟兄弟。这样,原以为吸收了各个实力派的份子的加入,可以声气相通了。无如意见纷歧,本是知识份子的通病,何况君强自己就说过:"中国人的习性,有了三个人,就会分成两派。"这个第二次的周系十人组织,非但始终不曾发生过任何作用,而以君强与士群之间却因权力上的冲突,凶终隙末,出以生死斗争,士群虽因此而曾飞黄腾达,也因此而终于断送了生命。
 
这个第二次十人组织,君强内中有其很妙的安排。固然因为佛海与丁默村之间常常发生意见,而君强的对默村攻击尤烈,他拉进戴英夫,就是为了探听默村方面的消息。至于默村与士群之间,更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因为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这个特工总部,本是在汪氏到沪前由士群一手所建立,但论过去的历史,默村曾任中统的第二处长,且与以后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戴笠有同等资格。而士群在重庆时,不过是中统的一位中尉级的人物。因此默村一到上海,就成为七十六号的主任,士群反而屈居为副手。一山岂能容两虎?两人之间早有不两立之势。君强处心积虑要拉士群加入十人组织,固然因为他拥有特工的实力,也用以打击默村。
最初,君强对士群真是竭力交欢。几乎每一天晚上,都拉着我去七十六号,非聊天、即打牌,谈笑风生,一时有水乳交融之状。以士群来说,那时羽毛未丰,也希望有个坚强的靠山,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连第二次十人组织等于歃血为盟的仪式,也就在七十六号内举行。而且依照原定计划,这个组织中的十个人,每一人要再吸收十位,作为次一级的嫡系份子,但以后除了士群曾经在七十六号与他的亲信干部有过同样组织外,其他各人,全未实行原定计划。甚至佛海也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反而增添了不少麻烦,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渐渐失去了兴趣,此后口头上的绝不再提,可知其心理上也早把这一个组织摒弃了。
到一九四○年的二月杪,我带领了"中报"全体人员前往南京。因为汪政权已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以还都名义宣告成立,"中报"预定于同一日出版,要于事前试版,俾作好充份的准备。创刊一张大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那时我在新闻界已混了将近二十年,一些浅\薄的知识与经验,最多也仅限于编辑部方面,一旦要统筹全局,就感到才力不胜,自己毫无信心。君强对报纸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廖化作先锋,也只好由我来独任其难了。尤其"中报"是患上了先天不足的重症。因为佛海一到上海,曾拨出过一笔为数不菲的开办费,却给一位自告奋勇而最早负责筹备的朋友卷走了。我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又却不过佛海的情面而勉为其难。当我接手以后,所能筹划的经费,很不充裕,有限的钱而既要在南京朱雀路自建社屋,又要购买印刷机、铸字机、铅字、铜模、制版机、白报纸等,一切就非出以精打细算不可。因此在先天的不足之外,又形成了后天失调。
最困难的还是在延揽熟手的各部份工作人员方面。报馆工作辛劳而待遇低微,尤其在那时的非常状态下,除了要背"汉奸"之名,还要冒生命之险,试问又有谁愿来吃这碗苦饭?也尽管上海执新闻界的朋火,我与他们十九都相识,而我又雅不欲强人所难。还幸而淞沪沦陷以后,如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许多大报,都停刊已久,长时期的失业,为了生活,不少朋友就不顾一切地应邀叁加了,这样,一个班子,也总算能在不用一个外行的情况下而凑成了。
那时,我非但年少气盛,又且过于好胜,不免失之操切。为"中报"担任总编辑的是褚保衡兄,他有数十年的经验,有熟练的编辑技术,先后主持过时事新报、国际日报等编务,在新闻界是一个知名人士。编副刊的是以后写"秋海棠"得名的秦瘦鸥,都是当时报界中的佼佼者。可是就在试办期内,保衡正迷恋着秦淮歌女王玉琴,第一第二两晚,迟至午夜还不见总编辑驾到,派人追寻,才没精打采而来。据传来的消息,他又已应承林柏生而将担任宣传部的新闻司司长。我知已无可再留,遂毅然把他解职了。瘦鸥的文笔,应该是不坏的,可是第一天他所写副刊"中流"的开场白,竟然写得不知所云,我竟然当晚就请他离职了。其馀如创造社三杰之一的张资平,为"中报"写长篇小说,我又认为内容不能满意而予以腰斩了。这一切,都出于我一人的独断独行。君强居社长之名而无社长之实,也就难怪他会对我心怀不满。况且他还定出了许多衙门式的清规成律,如他来社时,要全体职工起立之类,我又认为这决不宜行之于文化机关;也且不应施之于文化人而予以拒绝。因此君强对我,渐有去之为快之意。
有人告诉我,君强拉拢了他的左右三十馀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叫"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我。最初我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毫不足道的人,何必杀(又鸟)而用牛刀,要这样大动干戈,但后来却从别的方面证实了确有其事。我一时又沉不住气,也出以十分幼稚的举动,在"中报"上写了一篇短评,揭露其事,虽并不明言为某人某事,而一开始就写看"有些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把"力行"两字嵌入了文内,事实上已说得很明显。这对君强而言,无疑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向佛海投诉,指我过份跋扈。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佛海查明了事实,乃召集"力行社"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训话,勒令解散,并告诫不得再对我有其它行动。这样的结果,君强自心有不甘,而又不敢与佛海抗争,终于不久之后,另起炉灶,委于肇诒另外创刊了一张名叫"京报"的小型日报,这足以反映出他内心已加深了对我的恶感。

当然,君强对我的敌视,也不仅为了"中报"一端。他要在佛海左右包办一切,任何人得受他的支配,而我偏是一个不受羁勒的人,有事自然都直接去与佛海商办。其实,我从无野心,更从不曾要在这样一个局面中有过任何打算,但君强则以为我是他的劲敌,处心积虑要给我以打击。
其次,说来惭愧,当我们同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候,还发生过有类于水浒传上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君强夫妇之间,我一开始就发觉他们并不和睦。他的那位太太,说话有些口没遮拦,举动上有时也显得充满神经质,我们在背后索性就称她为"十三点"。有过几次,君强把她压在床上,挥拳痛打,第一次惨厉的呼救声惊动了住在对房的我,不能不进去劝解,而君强却铁青着脸对我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不要来管。"话说到这样,我也只好逡巡退出。但我从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何事,却且以后见怪不怪,也总是袖手作旁观了。
有一天,君强外出了,他那位大大静坐在房里,默默地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听到我的脚步声走过,才瞿然惊觉,向我招招手,要我进去,竟流着泪对我说:"金先生,好不好请你帮一个忙?罗先生买给我的一点首饰,我私下与人合做生意因亏本而押光了。假如有一天给他发觉的话,我耽心真会给他打死的,可否请你借一些钱给我,去取回那一批饰物,更千万不要告诉罗先生。"经我一追问,所需要的数目却又不少。虽然她并没有说出是和谁合作做生意,但我可以确定这必然是朱二少爷的花样。
一一三六弄原是一个禁卫森严之地,外面的人是绝对不许随便出入的。但在我与君强同住的六十号中,有一个人是例外,他以一个局外人而可以任意来往,那人就是所谓朱二少爷了。他是杨惺华交通大学的同学,他的祖父曾是上海洋场中尽人皆知的巨商,与以后的虞洽卿后先辉映。因惺华的关系而介识了罗君强,君强认为他是名门之后,居然另眼相看。但这一位风度翩翩,而又能舌粲莲花知道趋奉的人,行为却很不正当,特别在女人方面,就有过很多传言。他的成为六十号的常客,不论从任何方面说,都不大妥当,不过我一直隐忍而无从劝告。忽然有一次,我与惺华同车从上海到南京,车中无聊闲谈,就提到了这位朱二少爷。惺华告诉我说:"我后悔把他带进了一一三六弄来,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朱的孙子,但他的行为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有一天,他与我坐车去看一个朋友,我因先要回家去拿样东西,就留他在我车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回来了,谁会想到我留在车中公事包内的现钞,竟全部被窃了,不是他还会有谁?"
听到了惺华的话,我愈觉得这个人问题太大了,以我与君强的交谊,实在不忍再不告诉他,问题仅在如何不至伤害到他们夫妇的感情。刚巧事隔几日,君强将随佛海等去叁加与临时、维新两组织举行的临时会议,几个朋友就在他启程的当晚,在六十号为他饯行。在终席之前,我拉了他一把说,我有点事想单独与你一谈。我们就避开了别人上楼去,我就把惺华告诉我有关朱二少爷的事转述了一遍,我说:"这里是一个政治机关的所在地,而让一个不相干的人随意进进出出,这责任似乎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君强是一个十分机伶的人,一听到我的话,面上就变得铁青,气吼吼地直冲下楼,大声吩咐副官们说:"以后不许朱二少爷再来,谁再放他进来,我就会杀谁的头!"说完又转过头向他的太太说:"金先生明天要去南京,你和他同去,在我离沪期间,不许你留在上海。"我看到他大太也立时变色了,向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她一定以为我已把首饰的事告诉了君强,或者说的还不止饰物的这一件事。

第二天,我上车去南京之前,打了个电话给君强太太,她拒绝与我回去南京,而且语气之间,显得怒气未消。等君强由青岛回来后不久,对我态度也大变,据别人告诉我,君强说我看不起他的太太,也就是为了看不起他之故,因此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虽然在形式上并未绝交,此后却永留芥蒂,我们之间终是落落寡合。直至事隔五年他们离婚之后,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时,我才将详细经过向他说明,难得他还向我表示了歉意,但事过境迁,毕竟太迟了,五年中的种种纠纷,竟然泰半由此而起。
罗君强手段毒辣,视杀人如无物,他自己说,这是个充当南昌行营秘书时公事批惯了,在无形中所养成的。他对待我在形迹方面,以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异常亲热,活像是两个一鼻孔出气的搭挡,特别在大庭广众之间,他常常表演出与我有一份十分深厚感情的样子,不要说周系以外的人因此对我有所误解,连李士群身前死后,都曾使我为了君强而受窘。
当罗君强与李士群开始交恶的时候,刚好我到广州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事前我并不知道罗李之间,已演变到生死斗争的阶段。当我正在叁加会议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寥寥"要事待商,会毕速返"八个字,我接电后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岔子。本来大会闭幕后,还有去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一连串节目,为此,我只好提前回沪,当天即赶往南京。君强一见我就提出了许多士群的不是处,表面上指他非但不再接受佛海的命令,而且有反抗的意思,他激昂的态度像真是为了佛海;不过说来说去,归根结柢,还是两人间权力上的冲突而已。君强要我叁加他的反李阵营,共同对付,而我却断然拒绝了,我反而劝告他,千万不要再蹈洪杨内哄\的覆辙,有问题,应该开诚\布公地商量,不宜意气用事。而君强却认我有坦李之嫌,弄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又匆匆搭车赶回上海,正在车厢中静坐阅报,有人向我肩头一拍,回头一看,原来是士群与汪曼云。他邀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一坐定,士群就板起了面孔向我说:"你好!从广州赶回来就与君强闭门密谈,竟想合谋\对付我!而我也只好对你不客气了。"我哈哈一笑道:"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既是警政部长,又是江苏省长,还兼着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有特工、又有军队,大权在握,试问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勇的人,你竟还怕我会对付你吗?"士群道:"不要赖了,昨天你与君强鬼鬼祟祟地谈了一天,还说不是为了对付我?"我道:"我又代你惭愧,作为一个特工领袖,情报却如此不灵,亏你对待一个朋友竟然不问情由,摆出那样大的威风来。"士群道:"那你对我与君强的事,是取怎样一个态度?"我说:"我不问谁的是非曲直,但我有两个原则:第一、你还记得歃血为盟的一幕吗?这为了什么?因此,我要说:如其你还是拥周的话,那么我们是弟兄;你如不拥周了,我们只留得朋友的关系,但如你反周了,那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其次,我反对自相残杀,我也不叁加任何一方从事自相残杀的行动。"假如我这几句话是对君强说的,相信他会老羞成怒了,而士群却又在我肩头一拍说:"好!你有种!我们还是弟兄,不过请你转告周先生,就是希望痛快一些给钱,我并无反他的意思。"经过了这一场戏剧化的场面,以后我与士群之间,反而彼此增深了一层认识,但他的左右、连他的太太在内,仍然认为我是叁加君强方面的一切活动的。

士群最后终于惨遭毒死了,他在初丧时期,我并没有去吊,但其它所谓十弟兄中的八位,除汪曼云外,也一个也并没有去。曼云做人,看来好似十分圆到,但在罗李斗争中,却处在夹缝中落得个两面不讨好,连佛海也受了君强的影响,认为他已与士群沆瀣一气,而士群则又疑心他暗中在为佛海侦察动静。到了五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去吊唁,情义上太讲不过去,但如我一去,相信又会引致君强的不满。但我还是为了要无愧于对一个已死的朋友,不顾一切,从南京特地赶往苏州。
那时,士群的棺木仍然停放在苏州家中的大厅上,大批僧众,正在做佛事。事前我还恐引起误会,弄成尴尬局面,特地约了与士群关系较深的汪曼云与黄敬斋两人陪着我去。因为曼云正做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清乡事务局长,敬斋则是士群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秘书长。我进入李宅,在灵前行礼之后,方才落座,士群夫人叶吉卿女士,一身缟素,挂着两行泪痕,就怒冲冲地走到我面前,手指直指看我,一面哭,一面骂道:"你们这批狼心狗肺的家伙!害死了我丈夫,还不够开心?再特地要来看看我们孤儿寡妇的惨状。请你告诉罗君强与周佛海,难道你们是不死的?我看你们将来将会怎样一个死法!"这样唠唠叨叨地骂了一个多钟头,对着一个伤心欲绝的朋友遗孀,我不好辩,又不好走,她一定以为我真在学柴桑口吊孝的一幕。好不容易给曼云与敬斋把她劝停了,
我才能狼狈离开,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尴尬场面。
而且,士群夫人以后非但不曾对我谅解,反而误会越弄越深。我在上海发刊过一张小型日报的"海报",其实是专谈风月不问政治的刊物,而写稿人中间,有几位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如唐大郎,不知骂过我几多朋友,害得我一直向人打躬作揖到处陪罪。又如平襟亚,骂人的尖酸刻薄,有笔如刀。一次他写了一篇"海上两富孀",就是指士群夫人与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的,看了题目,内容就可想而知。其实从"平报"与"海报"的创刊,我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在报社里,足迹不出大门一步,以后基础立定了,我又忙于其它的俗务,就不常去,稿件刊出前,十九都未曾经我寓目,甚至襟亚还写过一篇"云楼两豪客",那是指的我与陈彬和两人。云楼是那时上海最大的国际饭店十八楼的一间西餐厅,布置最豪华,价格也最昂贵,我与彬和确是那里的常客。问题在于我与彬和都是当时"上海市民节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上海号称三老"之一的闻兰亭),节约会副会长而如此奢华浪费,当然是极大的讽刺,但我抚心自问,文中所写,确然并不曾冤枉我,尽管这一篇稿刊载在我一手创办的"海报"上,而我还可一笑置之。但士群夫人她们如何能有所谅解?到今天,这两位一提起我,仍然会切齿痛骂。
 
人们是这样看我对君强的关系;而君强的对我,却不断在步步进逼,他显然并不蓄意要如对付士群那样的对付我,其真正的目的,似在用压迫的手段来要我向他降服而为他所用。而我正在朝不保暮的危险时刻,君强又准备给我以致命的打击。
丁默村于抗战以前,曾在上海为中统工作时,还办过一张小型报,这时又有了办报的雅兴,他收买了业已停刊的"文汇报",预备改名出版,不料为他负责筹备的穆时英与刘呐鸥,先后为重庆的特务暗杀身死,因之接收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无法出版,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无条件地送给了周佛海。佛海因为"中报"创刊半年,居然销路蒸蒸日上,已迫使"南京新报"停刊,因此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欣然加以接受。等他约我去谈话时,不但已成定局,而又委我负起实际责任来筹备发刊。佛海左右,也实在并无一个曾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因此使我无可推诿。南京"中报",本来想取名中央日报的,因我认为官气太重而用了其中的一个字。中之为义,有不偏不倚之意,也还说得过去。上海的那家报纸,他提议称为"和平日报",而我又以为"和平"是一时的政策,而且政治色彩太浓,取"持平"之意,而又把它缩成为"平报"。
事情决定之后,第一要布置人事问题,而我一向主张,从事一项专业,决不可任用一个外行。回到"中报",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社务会议,在会议中我宣布了将来再接再厉,去上海开办"平报",询问有无人愿意与我同去的。不料全社的职工,一听到要去上海办报,等于是去送死,就面面相顾,全室鸦雀无声,连工人在内,竟没有一个敢于自告奋勇的。
当然,我自不便勉强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平报"的社址,位于上海最繁盛而环境又最复杂的福州路(四马路),是租赁了一所三层楼的市房,穆时英与刘呐鸥轻易被人取了性命,虽发生的地点不在社内,但负责人的成为目标,自毫无疑义。我为了朋友而不得不去,因此单枪匹马,决与死神作一次搏斗。我接手的"平报",使我吃惊,地方是那样地湫隘,设备是那样地简陋,而且除几个留守的事务人员外,没有一个懂得编写的人。那架报社生命线的印刷机,又是向一家日文报纸买下来三十年前的旧货,而且还是一架平版机,没有一副铜模,没有一架铸字机,残缺不全的铅字,使我一见而啼笑皆非。
"平报"的社长一职,佛海还是委了罗君强,而我则仍居副社长的名义,由于人手缺乏,我还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也许那是一个太危险的地点,所以身为社长的罗君强,连一次也未曾来过。晚上九时,我要处理编辑部工作,直至破晓前五时,等第一张报纸印成经我覆核后,始能就寝。但上午九时,又得起身处理经理部发行、广告等各项业务。在一九四一年的整整一年中,报社受过两次掷炸弹与一次纵火的事件,那时我几于终年不出大门一步,食于此、宿于此、工作于此、办公桌旁边的一张藏满臭虫的破沙发,就是我的卧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精力的充沛,也值得自慰而自豪。
正在我随时可以毕命的时候,君强不同情我,反而在布置着对我作进一步的打击。因为我不在南京,他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召集了"中报"全体高级职员到他颐和路一号的南京寓处,关上了门,不许自由离去。他正颜厉色的告诉他们,他已掌握了我在"中报"的舞弊资料,要"中报"的同事自己坦白出与我串谋\的详情。不错,"中报"一切都是我从头做起的,从建造社屋以及采购机器纸张,曾经用了不少钱,如其我稍不自爱的话,也的确大有油水可捞,这就无怪君强要认我一定已经捞饱了的。君强甚至用了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揭发我舞弊情事的,将会给以优缺,但如坚持为我隐饰,则将送往法院究办。这一天,从下午四时一直逼到晚上十一时,因各人必须回报社工作,才于无结果中而散。

中报"的事情方了,"平报"的事却又发生了。一天佛海找我去,笑着说:"君强这家伙总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为什么他常要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昨天他又来对我说:"雄白经办"平报",表面上不支薪,不受车马费与交际费,事实上暗中的收入却不少,买白报纸洋行照例送回佣,馀下来出卖的"白破"(指不能用在卷筒机上有些残破的白报纸,还可以切小了出售),每月的数目也可观。"他对你无的放矢,岂非可笑?"我对佛海说:"我很佩服君强的消息十分灵通,他说的却全是事实。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两年的数目究有多少,我去取账簿来给你过目一下。"说完,就匆匆赶回"平报",携着我一本私人的小账簿,交给佛海,他一面看一面不住了的绉着眉摇头叹息了。
原来,买大批白报纸,洋行于事后必然以回佣送给经手人,白破每个月也总有不少出售。这两项收入,都没有归入报社的公账。我之所以如此,鉴于报社的待遇过份清苦,尤其在"平报"服务,还要冒生命危险,职工中遇有疾病婚丧等事,或逢年节,应当有调剂的力法。但如一入了公账,一定要一视同人。我把这笔钱暗中要作为津贴特别出力的部份职工。因此在那本小账簿上,既写明了回佣与白破的收入,而在支出项下,也由职工领款后分别签名于数字之下。因此,我可以不必用言辞解释,而使佛海得了然于胸。
政治舞台上的彼此攻击磨擦,实在是一件大丑太丑的事,正有同于婢妾争宠,无端诟谇。同君强关系的划分,却得力于李士群、朱朴之两兄的为我代抱不平。从一九四○年二月起,我虽已离开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于经办"中报"与"平报"期间,不再住在那里,但那间卧室一直还是如常地保留着。君强却事前并未通知我,就把我的行李搬至后楼的一间小室,那里本来是副官佣仆居住之所。在我,既早已决心不再去住,倒是毫无所谓,而李朱两兄去对佛海说:"君强这样做法,是逼着他住在"平报",如此危险之地,他是否意欲送他的性命?"佛海听了非常愤怒,约我去要我住到隔邻他的家里,当时我声明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非住在报社不可,这事与君强毫不相干。而佛海还是决定了要君强退出平报,专主"中报"而由我担任"平报"社长,这样使我与君强之间,从此划清了界限,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磨擦。
君强为人,有时显得器小易盈,流于浅\薄。他的帮助佛海,却又常常为佛海树敌,而添给他以不少麻烦。而君强的对待部下,约束得非常严厉,要求得也非常苛刻,除了他的堂弟罗光煦外,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彭望轼等都成为他的死党。他本来生得面白无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格外显得脸上又青又白,煞是可畏。梁众异氏在狱中临命前说:"世界上最肮脏而又为男人最喜欢玩的两件事,就是政治与女人的(禁止)。"君强不愧为一个男人,所以对这两件事也最感兴趣,其它友谊等等,都不在他考虑之列。我与他两人私室对谈的时候最多,常常风花雪月,谈得兴致淋漓,但一涉到正事,尤其在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如有一些人情上的请托,君强就立刻会收敛起笑容,突然面罩重霜,一口拒绝,假如再加多讲几句,他就会说:"本来对这事还可以马虎办,既然有人帮忙,那我不客气,就不得不重办了。"君强这种令人畏惧的性格,可以用下列两件事实为例:
当他任司法行政部长时代,上海发生过一件藉法律来敲诈的案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喉科中医朱紫云,以行医致富,有一个小孩因喉病请他去诊\治,朱紫云为他在喉部划了一刀,几天以后,这小孩不幸死了。病者的家长,一经别人的撺掇,因为朱紫云有钱,就想用控告他业务上的过失杀人罪来达到敲诈的目的。我当时正恢复执行律师职务,最初有个申报记者姓梅的朋友来看我,要我承办此案。我问他:"究竟这个孩子是否朱紫云医死的呢?"他说:"当然不是。"我说:"既然不是他医死的,那又为什么要告他?"他说:"有钱人最怕事,更何况由你来出面代理,我相信只要你去一封信,朱紫云就会乖乖儿拿钱出来了事。"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那是你想我帮你敲诈,也当我是背着老虎皮的吴四宝。"当然我拒绝接受。但以后他们终于又话了别的律师进行诉讼。代表朱紫云辩护的是袁仰安律师,他要我向君强解释一下关于这一案的事实真相。我真去看了君强,并连姓梅的委托我承办的经过,也向他和盘托出。而且我还陪着仰安去看过君强,再度加以说明。不料案子一开审,承办推事却奉了君强的命令,立即把朱紫云当庭收押了。朱紫云是染有很深烟癖的人,年事又高,如长期羁押下去,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我受仰安之托,又去间君强说:"你明知朱紫云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收押他?"君强大笑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他的理由,我为之悚然无语。

还有两件事是发生在君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期。过去的上海,原为全国的第一大都市,是金融、工商。文化的中心,有时且成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所有心脏地带,是英国与法国的租界,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无不觊觎上海市长的宝座。当年吴铁城因拉拢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完成统一有功,他所要求的酬庸,就是薄江苏省政府主席不为而出任上海市长。在他以前,任上海市长的有黄郛、张群等人,又都是蒋先生最亲近的股肱;过去一百年中,也往往因这一隅而会影响及于全国。
记得一九三九年君强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与他在马路上闲逛,途经四马路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人在公共租界中的最高统治机关,却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称),这所建筑,虽非高楼,却无愧为大厦,全部以整块的大石筑成,显得雄伟壮丽,无限威风。君强于徘徊瞻望之馀,忽然对我说:"有一天,如能置身其中,也就无负此生了。"彷佛有项羽"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
一九四四年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因代理汪政权的主席,势不能再兼任上海市市长,而在汪政权中,除周佛海外,也无人能当此重任,又以重庆方面,深望保全这全国精华所在之地,通过了蒋先生驻沪代表蒋伯诚\的秘密电台,务必要佛海继任其职。而佛海当时最踌躇的问题以本身职务太多,且又常驻南京,事实上无暇亲自处理上海的事务,因此,最为难的就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最先,尚属意于我,我自知材轻任重,力辞不就,十人组织中的周学昌也曾自告奋勇,而佛海又以学昌南京市市长的地位也很重要,不欲放弃,最后终于要君强由安徽调任此职。表面上好似君强由封疆之寄而屈居为僚属,但可以相信正为君强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名义上虽为幕僚地位的秘书长,事实上却掌握了市长的实权,所以佛海就职后,第一次招待全沪绅耆时,君强在席上的演讲,摆出一副要为佛海卖命的面孔,演讲中竟然自比于一头噬人的恶犬。我得知他的意思,自称为"犬",是为了取悦于佛海,而"噬人"也者,则是向市民立威。我看到当时君强说话的神态,真也有些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了。
佛海任上海市长时期,还兼了警察局长,他之所以要兼理警政,主要还是为了那时升斗小民,盛行以走单帮为活,以上海的日用品来换取乡间的米粮,公路之上,男女老幼,络绎于途,警察乘机公开勒索,竟至毫不避人耳目,贪污盛行,形成处处关卡,警察风纪之坏,实为前所未有。佛海就任后,多半出于君强的意思,在跑马厅首先枪毙了两名警察,乱世用重典,此风才得稍戢。
君强一到上海,也真想做一头恶狗!这是为了要表演他干练的人材,也是为了要显示出他的"廉明公正",但又不免失之于专打苍蝇的苛细。他到任后的第一炮,就把跑马厅对面高乐歌场的经理胡佩之以偷税罪嫌,拘押在新成区警察分局,说要送到专为惩治贪污而设的特种刑庭重办。这确有被处死的可能。我本来并不知有此事,因胡佩之过去曾办过小报,虽为同业,但与他向无来往。一天我正在银行办公,我所主持的海报长期作者唐大郎忽然闯入,还偕同一名妇人同来,一进门未及开言,那人已涕泪交流,就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使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指,以后经唐大郎说明原委,原来同来的妇人,正是佩之的太太,她定要为她的丈夫设法营救。
在尴尬的场面下,使我了无拒绝的馀地。他们去后,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君强,辞意写得十分委婉,信里说,不是我使阻扰他对市政的整顿,由于胡佩之是新闻界的同业,为了生活,不得不经营这种职业,其行虽有可议,其情亦觉可哀!如真有偷税情事,亦请从轻发落云云。不料去信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大郎不断来催问,如说我与君强的关系,而连回信也没有,朋友又如何能信?
 
佛海出任上海市长后,网罗了一批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组成了一个市政谘询委员会,性质有类于一个市叁议会,其中有颜惠庆、李思浩、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周作民、唐寿民、郭顺等人,都属一时之选,我则因与佛海的私人关系,也滥竽其间。谘询会每月开会一两次,因佛海在南京时为多,常由君强代表主持。就在我写信给他之后不久,又值开会之期,我故意与他离得很远,不去睬他,他倒不时远远的望着我微笑,我背过身装作本然不觉。会议终了后,我匆匆地起身离座,他向我招招手,我还是一直跑出室外,他派了一名副官追了上来说:"秘书长有请。"我说:"我有事。"君强也真会做戏,自己上前来拉住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满脸笑容地说:"动气了?"我说:"言重了,对秘书长,那里敢?"他又说:"老兄,何必管此闲事?"我说:"事关一个朋友的性命,岂能说是闲事!"他问我:"你要怎样?"我反问他:"你要怎样?"他倒笑起来了,说道:"既然你一定这样,现在我不能说定要怎样了。"经他那样一说,我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说:"胡佩之即使真有偷税的事实,也不过是为了钱,何必定要人家的命?不过要张罗钱,就必须让他出去亲自料理,要保,不论怎样的铺保都我给你,这样,总不怕他会跑掉了吧!"君强说:"好!既然你要管,我就要你保。"说毕,把桌上的纸笔授给我,我毫不考虑写好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他,他拿起电话,打给新成分局的局长,立刻由我把胡佩之领了出来。这是第一次我与他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办好了一件愉快的闲事。
心软,却不过情面而多管闲事,确是我一生的大弱点。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之季,日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退,上海不时举行防空的灯火管制,一切娱乐事业,本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作为上海繁荣象征的大小舞厅,市政府又下令营业时间改为晚间九时半止。舞厅全靠夜市。这样就弄得门可罗雀。生意人的钻营门路,也不能不使我佩服。我有一个相识的舞女名叫唐湘英,有位朋友本与她有着特殊关系,因朋友远离而托我照顾。她早年曾经红极一时,与舞国总统王小妹隶于同一舞厅而具有同样声势,一度嫁给浙江省长杨善德的儿子,不久又脱辐下堂,重披舞衫。我认识她时,红颜不驻,已是垂老徐娘,可是舞跳得身轻如燕,也没有一般舞女的习气,因此到夜总会去,常邀她作舞伴。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年关之前,她忽然以电话相抵,说因我不曾去过她的家,因此想亲自下厨,烧几味可口的菜请我一试。我以为也许她年关需要钱,借此名目,使我不能不稍解悭囊。在风月场中,既要买笑,手头就不能不松,出手也不能不阔,她既然来邀,在理也就不应推却。
本来她约我先在霞飞路"提提斯"咖啡室见面,再一同到她的家里去的。我准时前往,她说;"居处湫隘,不便迓贵客,改借到一处小姊妹家中,共谋\一日之欢。"地点就在离"提提斯"不远的华龙路,一所小洋房,布置得还很整洁。一进去她为我介绍屋主是当时舞业公会的副主席孙洪元(现在台湾),还有舞业公会的主席郑炜显也在座,其它六位,都是上海第一流的红舞女,除了我与两个事实上的主人为男人之外,其它尽是群雌粥粥。那天,有丰盛的菜肴,殷勤的招待,使我置身在珠围翠绕之中。酒过三巡,话入正题,郑孙两人说:"因素未谋\面,不得不请湘英冒昧代邀,想有一事恳求。现因市政府限令舞场营业时间至晚上九时半为止,已弄得舞客萧条,上万职工生计将绝,可否代求罗秘书长把营业时间放宽一小时,至十时半为止。"不料一餐晚饭,找来了如此麻烦,在席上的几个舞女中,有些本属相识,在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连恳带逼之下,也就不容我不点头答应。
几天后我向君强谈到了这事,不料他板起了面孔说:"雄白,以你的身份,怎样竟然会为出卖色笑的场合说情?"当然我有些不高兴,但他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使我不能再说什么。而舞业公会方面却以为我真有一言九鼎之力,为了配合我的暗中疏通,还送了一个呈文给市府,而君强批示下来,是照原来规定的时间再缩半小时,结果弄成求加得减。
刚巧佛海听说亚尔培路二号我的宴客之所,地方还宽敞,布置也还不俗,而所雇的厨子,烹调得亦尚堪下着,更主要的是他知道我"人不风流枉少年"的那副脾气。在抗战以前,他有空就溜来上海,目的就是为了玩,与他同来的常是又一位好色成性的陈调元。我既是上海的半个土着,而且新闻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到各个阶层,风月场所,处处熟识,因此,他们每次来上海,也总少不了有我一份。但当他一九三九年邀我叁加"和平运\动"时,我曾经说明不再叁加他正事以外的其它活动。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地位与关系既有所改变,雅不愿以此受人批评,所以尽管他仍不免于怡情声色,在过去几年间,确实没有再来找我。这一次他要我请他吃饭,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则是希望约几个洋场尤物。
 
那晚,我集女伶、明星、交际花、舞女、长三堂子的姑娘于一堂,四五十位宾客,倒有一半以上是女人,形成了阴盛阳衰之局,醇酒妇人,本是人生的一乐,佛海左顾右盼,更显得十分高兴。散席以后,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还流连忘返,左右是两个红舞女周丽娟与许爱娣,他越谈越起劲,忽然问到近来舞场的生意情形,周丽娟装着娇嗔说:"都是你不好,晚上营业时间那么短、那么早,连鬼也已不来上门了。"我正坐在他们的对面,想起了别人的请托,乘机对佛海说:"跳舞与和平运\动和大东亚战事有什么关系?何不把时间就放长一些?"佛海毫不迟疑地立刻要他的随从打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虑英来,吩咐他道:"你去与日本方面联络一下,说是我的意思,要将全上海舞厅的营业时间,延至半夜十二时。"果然,一星期之后,就容易地获得了实现。佛海的为人,就是那样干脆、爽直,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矫揉造作。
但是这一个小小宴会,却曾经给君强带来了一项小小的麻烦。那晚,佛海去后,君强仍留着未走,有了几分醉意,不免流露出轻狂的本性。他取出了一张名片,双手送给在座影星白光说:"我就是市政府的罗秘书长,不要以为我只是秘书长,事实上我就是市长,有事,尽管来找我。"这一份酒后狂言,以后竟使君强一度陷于狼狈。原来君强这时正在严行禁赌,雷厉风行。一个名叫王茂亭的,他虽是一个留法学生,却在马立师路设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赌窟,君强命令警察局予以包围查抄,并把王茂亭拘押了。而白光那时与王茂亭的儿子杰美正在热恋时期,国际饭店中时常见到她们的双双俪影。事情一出,白光想到了君强,就去霞飞路他的寓所求见,君强当然知道来意,一再予以挡驾。好一个白光,竟效秦庭之哭,天天立在君强门前,等他出来,想拦车叫屈,君强有好几天竟至不得不避道而行,改由后门出入。
君强有些官僚气,也不免仗势擅权,他开罪于人,人们也总以为是佛海所授意。佛海对君强的作风,不是全不知道,有时把君强叫去痛骂一场,君强也总是拭泪无言。尤其他开始与士群交恶时,佛海颇不以为然,面斥之不足,更贻书切戒。而事实上佛海还是事事委之。在怒斥之后,又生悔意,一次他叹口气对我说:"君强这家伙,脾气那样坏,为我得罪了不少人,我所以总加以原谅,正因为他操守尚称廉洁,而对我也还忠心。"佛海确是有着他"疑人不用"的那份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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