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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5:汪精卫国事遗嘱发现经过

口述史 | 2016-02-24 19:58:49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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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信封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而且用了"朱子家"的笔名而非我金雄白的本名,发信人却又无姓名。所列的地址,是本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楼的一间保险公司。我起初以为仅是平常的读者来信,当时并未急急拆阅。迨晚间回抵寓所,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牛纸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又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另一黄色纸条,写了汪氏长公子孟晋的九龙地址,并有孟晋夫人"汪谭文素"的闺名,下面用原子笔写着:"请烦转交"字样。遍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追细阅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日期为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卅一日,而我之所以迟至一月有馀始行收到,则以我久不去春秋杂志社,该社也认为只不过是平常的函件,而未即为我转来之故。

最初,我为笺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当时并没有立下遗书。所以会有此成见,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奉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时同答得很干脆:"没有。"而在这留港的几年中,我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他们都是朝夕随侍的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有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所以,这次我收到那一份"最后之心情"时,我最初以姑妄看之心情来从头阅读。迨读毕全文,以我当时曾始终叁与这一幕"变局"的人,而且在当年的中央全会中,有过多少次听到汪先生哽咽中所作的言论,与看到汪先生在拭泪中所表现的神情,使我坚信这一份确是汪先生自己所作对国事的遗书。
不仅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他的真迹,虽然他秀逸的字体,这里显得较为苍瘦,但以年龄与久病之故,固应有此现象。其次,曾经看惯了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五千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他的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且汪先生深藏的心境,别人是无法体味的;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回文针,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我前后读了三四遍之后,在又高兴又悲伤的心情中,终宵辗侧,未能阖眼。
 
我投身报坛前后四十馀寒暑,生平最痛恨的是稿件的抄袭或捏造。所以当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时,尽管有些记忆上的错误而造成无心之失,但我对事实的经过,以及谈话的对白,每一事都在下笔前穷思瞑想,力求真实。在这一本着作中,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汪先生对这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不应没有一些遗言。因此,当我再四细读之后,不再是怀疑真伪的问题,而是想查明在两度世变中,怎样把它保存下来,以及是由何人保藏寄发的问题。第二天,就依照了来信上所开列的地址,去到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六室,那里虽然是一家上海人经营的保险公司,我取了那件来函,问遍了整个公司内的每一个人,连他们的经理在内,但无人承认曾经寄出过这一信件。结果只好在不得要领下废然而返。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约晤了汪先生的长婿何孟恒兄,告诉他收汪先生对国事遗书的经过,并依照寄件人的意思,请他将原件转交给汪孟晋兄伉俪保存。约晤的另一主要目的,自在想共同研究这遗书是何时写的,由何人保藏,以及最可能是由何人寄来的问题。最初,他表示在日本侍疾期内,以他所目击的经过,不曾知道有过遗书,而且事实上那时汪先生的病状,也不可能写此长文。但当他读毕全文之后,对字迹,对笔调,对文中所说的一切,却并不能指出任何可以认为有伪造的疑点。而且就那份复写的遗书原件字迹,与黄纸条上所写地址的笔迹,显然出于一人之手,笔迹很熟,因为他来港后还经常与他通信之故,可以相信是出于汪先生生前的诗友龙榆生之手。
这时,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编校已竣,正在印刷中,我不准备再有所续写,因此,这应该是该书的最后一册了。像这样一件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既然信以为真,自不应让它在书中遗漏,因此我立即往承印的公司停止印刷,即将这一文件作为附录而予以补入,但发现的经过,已不及详为介绍了。

经我与朋友们的共同研究,可以推想到这文件的来源,大概汪先生于病中定稿誊正以后,当初是由汪夫人保管的,因为依照汪先生的遗意,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始予发表,她因此就一直讳莫如深地深藏不露。也可以推想到这一份遗书是一向藏在汪夫人身畔的,迨她自知出狱无望,始暗中交给了认为可以信赖的龙榆生。汪先生是逝世于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保藏这份重要文件者,也一直等到汪先生逝世第二十周年的除夕,始以之付邮给我。里面所附的那一张黄纸条上,却很正确地写着香港汪寓的地址,悬想他的所以不辞周折而寄给我,意思很显然是希望我能把它发表。虽然我把它发表时离汪先生的忌日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遗书的前面所指定的发表时期着重在"于国事适当时期"。所谓"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忌日发表"一语,也不过是最迟发表的日期而已。
当遗书在春秋杂志刊出时,正值农历的岁尾年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忙碌,我不暇去与汪氏的亲属作进一步的探讨,而终于由何孟恒兄转告了汪孟晋兄之后,约我去作了一次长谈。当时我只静静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最后之心情"几个字,尽管比平时写的要苍瘦一些,却看不出会是别人所模仿的。当他在阅读全文之前,对遗书的真伪问题,与我所取的态度也有不同,他先假定这是真的,而后逐句加以咀嚼。虽然经他详细阅读之后,并不能否定这是别人所伪造的,但他认为仍然存有若干的疑点。
总括他的意见:汪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施行手术,取出体内留存的子弹后,未及一月,旧恙复作,有不明原因的高热,下半身渐感麻痹。以后知道是由于背部肋骨的肿胀,压迫到脊髓神经,遂使大小便也失去了控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飞往日本名古屋,进入帝大附属医院,翌日开刀。经过手术后,当时两足在病榻上一度可以自动抬起约六七寸,但健经短短三日的时间,病情又立即转而恶化,贫血、盗汗、周身肌肉有难忍的剧痛,只要有人进入病室,足步有一些轻微的震动,影响到病榻便会立刻使汪氏疼痛难禁。尽管他并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但医生相信为患这一个病症者必有的现象。
因此,当病情再度恶化以后,孟晋不断地催促汪夫人进言汪氏,预立一张遗嘱,但汪夫人还想汪先生一定会康复的,更不忍于病中因此而刺激病人的精神。

如此一直迁延了七月之久,病情已到了使医生束手无策之境,除了用雷锭放射治疗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外,已无其他方法。孟晋就于那年的十一月初飞往上海,拟向雷锭医院商洽如何将器材运\往日本急救,而就于那时,汪氏就撒手尘寰,对这破碎山河,从此一瞑不视了。汪氏在病中,除医生与hushi及汪夫人外,只孟晋一人。每隔两三小时,必往探视一次,他可以确定没有看过口授这遗书的事。如其这一份真是汪氏所亲撰的话,唯一的可能,那是一九四三年底动用手术取出子弹后,汪氏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私宅中休养一段的时期内所预拟,至病笃时而又略加修正的。
他也认为关于遗书的整个内容而言,也有着几个疑点:第一、汪夫人以巾帼而有须眉气概,不屑从事于那种誊写工作,如有重要文件必须抄录的,向由何孟恒为之。第二、汪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正如他所说"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强烈反对社会上一切无意义的习俗,所以他的长公子长女公子婚嫁时,都用了最简单的仪式,并宴请最少数的亲朋。每逢他的生辰,如私邸中为他稍有形式上的庆聚,反会遭致他的责怪,那末遗书中更何来"忌日"云云?以上的看法,当然只有做子女的人,才能体味到父亲的一切。但我以为这仍然不能影响到遗书的真伪问题上去。以我的推想,在临命前撰写一个有关他晚节问题的重要遗言,而且需要暂时秘密保存,因此破例地请夫人誊正,不是不可能的事。"忌日"两字,也多半是笔录者依照他口授的原意,而致用了这样的字眼而已。
孟晋又指出全文的大意,有些不太符合于他父亲的性格之处。遗书主要在解释他离渝组府的心迹,他说:"我父亲的确一生对国事无时不在操危虑深中,他只要认为良心所安,责任所在,即毅然起而行之,不求人们的谅解,也求不为自己辩白。他如欲立遗书以昭告后人,也应指出今后的途径,不必斤斤于自己的行迹与个人的成败。况当他逝世之前,病体已影响到他的情绪,何以在那份文件中,又说得如此的温和委婉?"
我对此有些主观的看法:那时汪先生认为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渝府既与英美结盟,以整个国家来说,前途已有一线曙光。他既舍身谋\国,因形势的演变而国土有重光之一日,逆睹国家将终于不会覆亡,欣喜之不暇,以汪氏之抱负,更安有个人恩怨与成败之足计?其次,汪氏奔走革命四十年,一生行迹,应无可訾议,所不为人谅者,仅为汪政权之一幕,如千秋竟成定论,九泉又岂能瞑目?吐露其最后之心境,实为人类之常情。遗书的文意,又岂他人所能模造?

朱朴之兄前后追随汪先生二十年,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所万难模拟的。又陈君慧先生对我说:他曾赴日本视汪先生疾,曾经委婉地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待,汪氏的回答说:"一切已详在我的着作中。"不知是否即指所留下来的这份遗书而言?汪氏之长女公子也说:假如这份遗书是出于某些人伪造的话,不论文笔与内容,也都到了无暇可击的地步。
其次,汪氏之所以离渝,是认为当时之战局已不可为,有此看法的自不止汪氏一人。而战局之不可为,还不在日军实力之强大。对外则英美无助我之心,而苏俄则另有其狡计,故遗书中首段即谓"回忆民国二十七之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惟一苏联,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汪氏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对中共的藉抗战而坐大,引为深忧。我现在抄一段战前国民政府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氏在其所写"使德回忆"文中的一段云:"三月中旬(按指一九三六年,即汪氏在中央党部被刺后之第二年),汪精卫到达巴黎,过了几天,就转到德国的劳海温泉去养病,由诺尔医生为他治疗。我奉外交部的命去慰问他。所以在四月六日坐飞机到佛兰克府,转坐飞机到劳海,在汪所寓的卡尔登疗养旅馆住了两晚。汪被刺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劳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他的是曾仲鸣和陈耀祖,陈璧君留在国内没有同来。那次我和汪有好几次长时间谈话,他对苏联阴谋\,看得很清楚,认为日本压迫中国太过,中国非抵抗不可,结果则将两败俱伤,而苏联中共坐收渔人之利。抗战以后局势的演变,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程天放现留台湾,非出于本心,必不敢盛誉汪氏之先见。在这一段中,更证明汪氏的所以主张和平,一半的原因,他深爱国民党,不忍见因长期抗战,而使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摧毁。但不幸今日之现状,又一如所预言。
汪先生这五千字的遗书,充份写出了他谋\国的苦心、他对世局锐利的观察,又岂仅徒为阐明他自己的心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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