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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6:汪精卫遗书引起的纷呶

口述史 | 2016-02-24 20:0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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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当汪精卫氏逝世二十周年,我把其生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的发表,曾引起中日双方广大人士的注意。日本方面经"每日新闻"与英文"日本时报"先后转载,举国轰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也于发表了半年之后,看到了日本方面的反应,始觉"其流传影响所届,已不能无视",因而将遗书全文一字不易地照录之外,前面还附加了一段隔靴搔痒式的妄断,大放厥辞,自称为"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真不能令人为之失笑了。

反而在日本方面,当日人读了之后,洞悉了当年汪氏的真正心情,于嗒然若失之馀,愧慕交并。但竟有一个中国的妄人,丑颜无耻地说出了忘记自己尚是一个中国人的谬论,以歪曲汪氏遗书的真意(这一鼻孔气的妄人,刚又是该杂志的日本通讯员)。两者虽有不同的立场,而以之作为向日本或向台湾献媚,其出发点无疑是相同的。
这半年中,各方面对于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总结来说,不出真伪问题与作用问题的两点。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因书中人全部是真姓真名,且大都犹复健在人间,又因我力求信实,罔知忌讳,因此多年以来,曾遭到不少内外的困扰。原意拙着第五册出版以后,即作一结束,对这一幕时代悲剧的往事,从此搁笔。但汪先生的遗书,既由我发表,而对着各方的攻击与揣测,为一种责任感所驱迫,乃又觉有不能已于言者在。
汪氏遗书的发表是突然的,不但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感到突然,其实第一感到太突然的还是我自己。当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正因为一向我也深信汪氏生前并未立下任何遗嘱,因此面对着汪氏亲笔所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惊奇与疑虑,满腹交萦,曾反覆审察,想于笔迹中辨其真伪,而对遗书全文,更回环雒诵,拟在字里行间中寻其瑕疵,以免误被他人所利用。但澈夜研思的结果,终觉汪先生之字迹,文笔与心情,他人无可摹拟,即欲摹拟,亦安敢作五千字之长文。其间并将数十年来对国事的心情,对局势的盱衡,还夹杂了许多不为外间人所能知道的琐事,曲曲写出,如为伪托,岂非将自贻于弄巧成拙之讥。

但是,在把它发表之前,我还是万分郑重的。我写汪政权这一幕,曾尽了我微薄的力量,就当年的所见所闻,并尽量搜求有关资料,前后写了六七十万言,总想凭我良知,写得不有背乎事实真相,故当收到这份遗书的时候,拙着第五册已在印刷中,忽然又意外得来了这样一份文件,确曾使我踌躇万状,陷于取舍两难之境。我不愿最后收进一个伪造的文件,使全书全被否定;但我也不愿仅凭一己之主观,使汪先生将死之言,从此湮没不彰。关于发表遗书的前后经过,已备见于前文,其间尚有略而未详者,为了祛除读者之疑,不嫌辞费,愿再补述于此。
当我收到了这一个文件之后,除了于翌日亟亟访问寄给我的那个信封上所开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六室,先求证而终于使我失望外,我更希望从遗书中所提到的若干小事之有无,以求反证。因此我先与汪先生的长婿何文杰兄约晤,问他遗书中所说:"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尝告冰如(按为汪夫人璧君字),此为雪中送炭"云云。汪先生生前,究竟曾否有此表示?而何文杰兄说,"汪先生生前确曾为我等屡屡言之。"又遗书中又有"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之语。我又询之于留港南华日报的少数老人之一的颜加保兄,亦谓确有其事。这两项旁证,使我对遗书更增加了一份信心。但也有人责备我,何以发表之前,不先征求汪先生子女的意见,自不能免于轻率之咎。汪先生遗属在港者,虽有两男公子与两女公子,但这一文件是汪先生国事的遗书,而不是家事的遗嘱,理论上就无需先得其家属之同意,况我是收件人,寄件者的意思,也很明显地希望我能公之于世。我自不能等待汪氏家属会议的通过,再定取舍。我当时的想法,何文杰兄虽为汪先生的半子,而追随汪先生者前后十馀年,几于朝夕不离左右,形迹之亲,心腹之寄,或且有逾于子女。况当汪先生卧病名古屋医院时,更一日未尝远离,他应该是最清楚汪先生之一人,故于发表前的前夕,我专诚\徵询他的意见。当我未曾取出这一份遗书以前,他固力言据他所知并未见有汪先生写过什么遗书,但当这份遗书经他细心读毕之后,我现在所得而言者,他是表示惊讶,而并不曾反对我或阻止我加以发表。

因此,我自问已经在事前曾出以最郑重的态度。不意把全文发表之后,最初的反应,几乎全是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各凭个人的主观,纷纷议论。固然有人当面对我说、也有人远道贻书给我,认为遗书全文,不论从文笔与内容来看,都是真之又真。但也有若干汪朝"老臣",却断言是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他们又提不出任何可以作为否定的反证,只是相信汪夫人生前所言,而挟此成见。复以此件来路不明,尤其因为我既不是什么"公馆派",而当年在汪政权中,又仅是一个清客型的人物,与汪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多,认为不够有辨别汪氏手笔的能力;甚至即使真是出于汪先生的亲笔,似乎也不应当由我一个清客身份的人来发表。有几位朋友,甚至对我十分武断地说,我不必读内容,已可确定其决不是汪先生的亲笔。我对于这一切的批评,多时以来,也总是唯唯否否,除了写出我所知道的事实以外,雅不愿在口头上作无谓之争辩。
 

 
论事实,在名古屋一段时间内,如此长文,不论为亲撰或为口授,以汪先生当时的病况,确属无此可能。但是我曾经与汪氏最有关系的几位一再讨论过,假定这篇遗书是不假的话,何时何地,汪先生最有从容执笔的可能?熟悉汪先生情形的人(这人当然也是汪氏的亲属之一),以为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即汪氏逝世一年的正月间,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私邸休养的那一段时间内所为。汪氏于上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经日本军医将体内留存之子弹取出,至翌年元旦,又感不适。一月四日,汪氏私人的德籍医生诺尔为他诊\察,请其起立试步,不数步而诺尔医生竟为之失声痛哭,认为有了癌症的现象,遂迁居于北极阁宋邸静养。以诺尔与汪氏私交之笃,断无危言耸听之理。亦以癌症的决无生望,其生命亦只是时间问题,汪氏既然知道了自己身患痼疾,前于此时预立遗书,有此时间,有此精力,自亦有此可能,至于在名古屋时代所口授的,相信只是前面数十字的一段有关发表时间的短言而已。
以我来想,有谁愿意越俎代谋\,需要为汪氏伪造一份遗书呢?又有谁了解得那么清楚,而文笔又能那样地神似呢?伪造之作用又何在?从正的方面来说,
 
 
最可能伪造的是我,有人曾经骂我为汪氏之"忠臣孝子",但我已写了六七十万言,正不必多此蛇足,虽愚也万不至此。其次,是汪氏的遗属或汪氏的部属,欲为汪氏代明心迹。而到今为此,所有汪氏的遗属,对此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至汪氏的主要部属,更纷纷向外否定这遗书为真迹,对我更备肆讥诮。

 
从反面来说:台湾是不愿做的,安有如此雅度来无端为汪氏洗刷?日本是不能做的,何必自居于"敌"而又自暴其丑;共党是更不肯做的,否定了抗战的正确性,反而自承藉抗战以"弱我国本"而为坐大之谋\了。
 
我认为遗书的决非出于伪造,有无其他的证据呢?首先对"最后之心情"这几个字,亲如其哲嗣汪孟晋兄,且以为看不出之伪造。试问汪氏生前除本文而外,亦曾有其他"最后之心情"的着作乎?其次,最令人怀疑的是我收到的原文,既不是汪夫人的字迹,又何以确信其为汪氏之真意?现在为了取信于当代,不能不对此进一步透露出一部份的事实了。首先,我要辨正的,日本"每日新闻"于全文发表之日,把寄件之事实弄错了。每日新闻说:原件系寄交春秋杂志托为转交给孟晋夫人汪谭文素女士,再由汪宅送交给我予以调查的。本港某杂志也以讹传讹,据此而谬下论断。事实上,这个文件是直接寄交给我,而非寄交春秋杂志的编者。惟在函内附有一页,书明请我转交给汪谭文素女士。为什么要我转手?意思很明显,因为我在写这一幕的史料,希望遵照汪先生的遗意而于正当逝世后的二十年,及时发表。为什么不寄给汪孟晋而寄给汪谭文素女士?遗书全文的笔迹,既然认为系龙榆生所写,而龙氏与她曾有师生之谊,可以辨认其字迹,不至怀疑为他人所伪造。龙榆生与汪先生夫妇之关系,当汪氏生前,双方为文字之交,和平以后,与汪夫人又为同羁之友。而汪谭文素女士则曾为从学之人。
 
对于汪政权昔日的一般朋友们,今天,我不能不惋惜地说:他们当年既太多是浮沉其间而未尝有所作为。迨至事后,明知汪氏之冤,事过境迁且已历二十多年,他们当年职位尊于我,关系亲于我,见闻胜于我,掌握的资料多于我,学识又高于我,而一任他人之呼"奸"为"奸",指"伪"为"伪",含垢忍辱、噤若寒蝉,从未敢挺身而出,为历史作证,为同志鸣冤,为自身洗刷。这种吐面自乾而又惜墨如金的懦夫行为,我感到痛心!及至我不甘默尔而息,忘其菲薄,笔之成书,则一味吹求,诸多挑剔。中国人往往坐而谈,决不起而行,勇于对内,而又怯于对外,置身事外而又明于责人昧于责己的态度,我更感到万分的遗憾。

 
关于日本方面何以会如此重视?朝野各方的意见如何?其经过情形,也颇值得一谈。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受邀赴日本各地演讲有关中国问题。已定四月十日搭机首途,讵于启程的上一日,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香港支局长江头数马很紧张地约我相见,一谈之下,原来东京来电,知道春秋杂志发表了汪氏对国事的遗书,需要取得有关的全部资料,在日发表。当时即就我所知,为江头氏详道之。他当晚写成了一篇报导,翌日,赶至机场,托我必须于抵达东京的当晚,送交每日新闻社,他并电告总社,说我已经来日,如对此遗书再有所疑问,可与我当面详谈。
 
我抵达东京时,已在深晚,立将原件托人送交每日新闻社,因为翌日我即出发赴大坂、京都一带演讲,迟至四月二十七始再返抵东京。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乃与每日新闻的评论委员会委员长橘善守氏同饭于赤坂的三王饭店。他详细询问我遗书得来的经过,遗书抄本字迹的究系出于何人之手,以及汪氏遗属对于遗书真伪的意见,我一一据实告诉了他。当晚,他为了郑重起见,又派人往访汪政权时代曾任经济顾问,而在汪氏卧病名古屋大学病院的时期中,且曾数度往探的冈部长二氏,徵询他对于遗书的意见。时冈部亦正卧病医院,由其家人接见后,将汪氏遗书全文请其鉴定,冈部亦认为决非伪造(汪氏遗书在每日新闻发表后之二日,冈部氏亦即病逝),"每日新闻"遂于四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以最大篇幅,将全文予以译载。在译文前面所加的引言中,认为"汪氏以爱中国、爱日本,并为东亚前途设想的精神,写此遗书。而二十年后之今日,对于这一份遗书,在中国可与中山先生的遗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日本昭和史上之重大资料,更极有一读之价值"云云。
 
"每日新闻"在日本日销五百馀万份,影响所及,遂使日本全国轰动,我的寓所因关心于中日史事而来访者络绎,尤其日本外务省里的朋友对此更为注意,曾两度约我详询前后经过。而"美联社"且据此向全球各地发布电讯,认为是中日事变的一项新的发现。本港若干报纸,竟以两个半月前之旧闻,又重新加以刊载,这不能不说是新闻界的一件奇闻了。
 
至五月七日,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对汪氏遗书也发表了一篇专论(据"新闻天地"日本通信员的介绍:日本时报畅销于日本及亚洲各地,该报与华盛顿邮报及洛杉矶时报且订有交换新闻及特约稿件之契约,对特殊资料,互相采用)。并将我发表于春秋杂志之汪氏遗书原文,依照同样大小,影印随报附送,这也许是日本新闻界过去所罕有的现象。

 
在"日本时报"的专论中,有若干意见,可以反映出日人的态度。社论的题目,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副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新页"。专论中的要旨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根据当时这一个人的行动与所能看到的当时一切的资料:今天被认为坏人的,也许明天会变成英雄;某一时代的卑怯者,在历史的另一阶段中,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勇士。所以,历史常常要重写。至于洗刷一个被诬失足的人,实有赖于有识见与肯努力的历史家。对于汪氏的情形而言,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一向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即使在汪政权存在的时候,有些日本人也曾怀疑过汪氏与日本合作的真正动机何在,现在汪氏死后二十年,对这些疑问,始有了解答。如果汪氏的遗书真正反映了他二十年前的抱负与心情,那么,我们可以说:那时一些日本人之选择这样一位中国领袖,可称是"慧眼识英雄"了。汪氏所采取的方法,是极高明的政治谋\略,以假的合作使敌人放下武器,不用一兵一卒而战胜敌人,可惜其终于功败垂成,则仅因其未能得到他国内的政敌的支持而已。"
 
日本对于研究历史的精神是可佩的,因为遗书发表以后,外务省方面部份人士的意见,以为这可能因中共正在与日本力谋\交好的时候,出于伪造,以证明国民党的谋\略而与中共作进一步的亲善,这设想是离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所深信的汪氏,尚且其真正的企图只在拯救自已的国家,又遑论于早已指日本为假想敌的中共了。至于日本民间的态度,则是懊丧的,他们恍然于汪氏当年的有所为而来,决不是日本人想像中的傀儡、与中国人口中的"汉奸"。因有此强烈的反应,"每日新闻"乃更不惜周谘博访,广泛地徵询各方面的意见。
 
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无论如何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正因其为重要文献,对于真伪问题,自有汇集各方意见,予以郑重研究的价值。但在要下一个断语之前,不应是凭空想像的武断;更不应挟了某种立场而故意作出一种偏见。凡一切歪曲的、揣测的与意气的论断,都不是研究历史者应有的态度。

 
那么,我又为什么在没有获得确切证明以前就贸然予以发表了呢?首先,我认为这一篇遗书是无可摹拟、也且不必伪造的;其次,在发表以前,我曾多方奔走,与汪先生生前最有关系者多人,共同探讨,先从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而向各方求证的结果,虽然认为尚有若干小节上的疑点,但这遗书是汪先生的文笔,也是汪先生当年的真正心情,小的疑点,自不能推翻整个的真实性。

 
曾叁加汪政权的有些朋友们,反而把这篇遗书否定得近乎武断。他们以为汪先生生前如确曾留有遗书,何以汪夫人陈璧君当年以十分肯定的态度,说过汪氏并无任何遗书之签立。我以为在遗书正文之前,不是谆嘱要于其逝世后二十年或适当时间才予以发表吗?既然尚远离发表的时间,则为尊重汪先生的遗意,自不得不以否认来掩饰了。

 
倒是日本方面的想法,无人怀疑乃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对于这一份遗书,却充满了怀疑、懊丧、羞愧与惊讶的复杂情绪,他们看到了这一份遗书之后,方才开始在想:汪氏的组府还都,真是一种政治的谋\略吗?汪氏对日本的痛加指斥,真为是敌非友吗?他们有被愚弄的羞愧,有上了大当后的懊丧,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于惊讶之馀,怀疑到这是否汪氏的真正心情与汪氏的何以会有此心情。

 
日本一般的看法,认定这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重大价值的文献。并进而探求汪氏何以产生此种心情之故。日本报纸竞争剧烈,因此颇有以失去了这一件重大资料而引为遗憾的。据我所知,日本另一大报新闻,在"每日新闻"全文译载之后,曾对驻在香港的特派员发电严厉诘责。也就是为了已被"每日新闻"抢先登载了,所以除了英文的"日本时报"之外,其他日文报纸只有忍痛割爱了。

 
但"每日新闻"于发表之后,仍出以极端郑重的态度。于译载遗书后之第三日,即五月二日,专员访问了战时在华与汪政权有密切关系之文武两人,一为"支那派遣军"副总叁谋\长今井武夫。他于汪政权建立前与影佐祯昭为共同策划者,亦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代表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者。另一为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他因能操流利的华语,而且前后数十年驻在中国,汪政权时代的历次中日重要会议,均曾由其出席担任翻译。这两人,一可代表军部,一可代表大使馆,他们深悉日本方面当时的真正意向,也能直接体味出汪氏的反应。因此,他们的意见,实在不容漠视。
 

今非武夫那篇对汪氏国事遗书的读后感,倒是很坦率地以"日本背信之遗憾"为题。全文的大意说:"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然为汪氏的真正心情。遗书一开始所叙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二年,公历一九三八年)的局势,那时欧洲方面盟国的军队正在不断败退,远东的中国境内文为日本军所压制,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又复缔结,而各国对华,则一味采取旁观态度,日本于中日事变后,且急剧酝酿着发动太平洋战争。

 
"汪氏曾经对我当面表示:如对英美发动战争,日本将冒最大的危险,自应尽量避免。汪氏遗书中所说:当时日本政界的混乱,军人的跋扈,陆海军之间的齮齕,以及军阀无止境的野心,他也引为非常忧虑。当时他虽声言与日本抱着"同生共死"的精神,但一直对日本怀有戒心,日本当年所采取的立场,使他于失望之馀,而有遗书中所表露的心情,实在是可以想像的事。
 
"举一个例来说:昭和十三年,我与影佐祯昭大佐(按当时影佐尚为大佐阶级,战争末期,他已晋升为少将)与汪氏左右谈判对华新政策,并拟由汪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促进和平工作。但是商定的和平条件是要尊重中国主权;归还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才得汪氏左右的同意而作成纪录(按今井似指一九三八年秋,在上海与梅思平高宗武把日方的"中日关系调整方案"修正而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这样才使汪氏脱离重庆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以后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日本军部态度的突然改变,违反了最初的纪录,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条约。当时我毫不能有可以出力之处,也一直引为莫大之遗憾。日本对双方最早协议的终于背信,至使汪氏对日本于失望之馀,而怀有如遗书所表露的心情,此不但可以想像得之,而我以为也是应有的结果。
 
"汪氏脱离重庆时的心境,如遗书中所谓"非脱离重庆,建立南京政府,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不足以保全沦陷之广大地区。待战事终了,将负责将敌人占领地区,交还于国民政府(重庆)。"我以为以汪氏的性格而论,当时似不会有此心境。他脱离重庆时,纯粹依照中国国父孙文的遗训(按似指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所提出的"大亚洲主义"而言)以求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而最后卒以日本方面的破坏诺言,竟出之以背信的行为,至使汪氏遗书中以日本为敌人,事实上是日本迫使汪氏产生了这一种心情,日本应引为遗憾的事。"

 
清水董三的谈话,则以"这才是真正的遗书"为题。他说:"我在汪精卫氏脱离重庆以前,就早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职,以后又为影佐祯昭主持之梅机关服务。南京国民政府之建立,对日和平运\动之发动,我一身都叁与其间,对汪氏始终的行动,他的思想与他之政治信念,我都深切知道。由于我对他长期的体验,因此对汪氏的国事遗书,一经拜读之下,就直觉地感到这才是真实的遗书。
 
"当汪氏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由于日本的协力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当时日本的若干批评家认为汪氏的所以脱离重庆,是出于一种"权位欲"而是私利的追求者,我以为这是世间的俗论,而大大的误解了汪氏的为人。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个具有理想的爱国者;他是国父孙文所信赖的信徒,而且他始终又是一个革命家。他绝不会有出卖其祖国的行为,连最初"梅机关"的关系者对他也有坚定的信念。读了他的遗书以后,他以全部的身心来防止日军的侵略,他是为了和平救国而牺牲了。
 
"战争结束后,我应传至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作证,曾力言汪政权决非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假如这篇遗书早一些发现的话,我更会引用汪氏的心迹来加以辩明。"
 
日本人的见解是如此,而有些中国人的态度却是可悲的。当我那部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日文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时事通信社出版)在日发行之后,一位战时在华的日本朋友以做讥刺又似责问的口吻问我:"原来你们真是和平抗日者;原来你们是私通重庆者!"我坦然地答覆他说:"是的,假如一个能甘心出卖自己国家的人,那么,国家都可以出卖,试问还能做朋友吗?"然而,世间真有不知国家民族的尊岩,为了取媚"朋友",竟愿出卖自己人格的人!

 
"每日新闻"于听取了日本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后,也想听听中国人的意见。不幸得很!"每日新闻"于五月十五日刊出一篇以"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一文。作者为一个变了质的中国人,他的名字是胡兰成。在那篇文字中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出他的辉煌履历,是汪政权的"阁僚",并兼任为汪氏的机要秘书。而据我所知,他并不曾兼任过汪氏的机要秘书,他在汪政权的最高官阶是宣传部次长,次长也能算得是阁僚吗?他实在原是林柏生的部下,以后又依附了李士群,一度为汪氏所拘押,最后直接为日人在汉口创刊了"大楚报"。现在久居日本,自称为汪氏嫡系的"公馆派",而以在日写稿为生。在那篇文字中,他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公然对我以造谣为攻击。他说我那本"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成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为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他说:他因此曾经当面责问过我,有把汪先生写得小人物化之语。在我那本六十万言的着作中,我从不曾说过和平运\动是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抗战与和平,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我连当年盛传的"双簧"之说,也从不曾有过任何肯定的语气。我写这本书,仅就我之所见所闻,尽其可能,忠实地写出,不敢随便加以按语。照胡兰成的意思,汪先生在日本的"中日亲善"幌子下,要抛弃了个人与国家的立场,无考虑的也无条件的与之"亲善",这样,才能算得是大人物化吗?他在报纸上公然造谣,说曾当面责问过我。也许他是鲁迅的同乡,因此也有着那份阿Q式的精神。当一九六○年我去日本时,我那本日文译本正将发行,为我翻译的池田笃纪来看我,池田也约了他同来,我们在一家饭店中进膳。当时他倒的确问过我关于他自己的两点:为什么在我书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的一节中的"汪政权登场人物表",没有把他宣传部次长的荣衔列入?又何以不写他为"公馆派"而置之于李士群系之内?可是他却绝不曾提到我所写汪先生的任何批评。当时为了中国人不必有的礼貌关系,我委宛地告诉他说,这一份名单,是汪政权建立那天发表的人事,可惜那时他还不曾弹冠相庆呢。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李士群所办的"国民新闻"的副社长,所以在我们老朋友的心目中,他只是由接近林柏生而接近李士群的人物。当天也就没有再谈下去。不料四年之后,他会发出如此梦呓似的谰言,我十分钦佩他造谣的勇气!

 
第二、他倒不认为汪氏的遗书是伪造的,但以他的意见,汪先生怎样才算得是大人物化呢?他说:对日和平运\动,是中山先生一贯的理想。汪先生是一个政治家,必不轻率地预言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必败,而且汪先生是热望于日本的能取得胜利。近卫文磨死后所发表的遗书中,指汪先生的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曾经使人觉得伤感。现在,汪先生的遗书又称日本为敌,同样使日人感到痛心。遗书的有此论调,反映出汪氏于临终前思想的混乱。
第三、所有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同志,除了周佛海一人私通重庆之外,其他同志,无不充满着建国的信念。
 
虽然胡兰成发出如此的言论,既不像是曾经追随过汪先生多年的人,尤其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尽管我很同情他现正亡命在日本,而且一向自称为"公馆派",汪氏遗书中明指日本为敌人,自会使他的处境很尴尬,因此,觉得痛心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日本人吧;也许他为了想求得日人的谅解,不得不违背他的良知而发出此种谬论了。他的意思是很明显地说:"汪先生始终是你们的朋友;我当然也是你们的朋友了"!但这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不能因同情他而就此默尔而息。因此,我写了一篇驳斥的文字,也刊载在"每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的报上,以正各方的视听。
 
汪氏的遗书中,自谓为"行险侥幸",为"与虎谋\皮",为"谋\一己牺牲之拙策",而称日人与日本军阀则曰"铁蹄蹂躏之敌人",曰"重利之酋",曰"军阀野心无已境"。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却并未因汪氏称之为敌为酋而觉得痛心,专论的题目且尊汪氏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今井武夫则以当年对汪氏之背信食言,日军部也确实具有侵略性,至使汪氏之理想未能实现,在二十年之后,仍觉有无限歉咎之意。清水董三更断言汪氏绝不出卖其祖国,而称之为具有理想的革命家,其牺牲一己,用和平救国之策略,乃在防止日军无止境的侵略,所以断言遗书为真正的遗书,也就是说:最后之心情,为其应有之心情。讵胡兰成因汪先生称日人为敌而竟觉痛心,一片痴情,其偏袒日本,且有甚于日本人者,其忠爱日本,亦有更甚于日本人者。如此立论,假如日本人认为可以代表汪政权中一部份人的想法,我相信稍具国家民族思想者,决然无人会与之苟同。所以我于同年六月廿四日刊载在"每日新闻"的那篇文字,主要就在驳斥他的两点意思,即:一、汪氏最后的心情,是否为临终前思想之混乱?二、周佛海之通国卖番,是否应该引起不是日本人的胡兰成的愤怒?

 
汪氏在从事和平运\动的六年之间,虽然先后曾发表过无数言论,而最主要的文件,则仅有两个:即最早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河内致重庆中央党部的"艳电",以及最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间逝世前所定稿的对国事之遗书"最后之心情"。从这两个文件中,完全可以看到汪氏对国事的真正心情,究竟前后是一贯的意思呢;还是如胡兰成所说遗书所表露的是"思想之混乱"?
 
"艳电"中的要旨,曰:"自塘沽协定以来,我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挢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我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方可收复的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在一开始的"艳电"中,汪氏对今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立场,说得很清楚:就是如其日本政府能遵照其郑重声明之方针对我,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能确保完整,则不惜捐弃前嫌,政府与政府之间,再成为与国,而私人与私人之间,也自将化敌为友。不料汪氏离渝以后,徒以日军阀之野心不戢,置举世共闻共见之声明于不顾,欲以"满洲国"之蓝图,统治其广大之军事占领地区。据胡兰成文中所引述,则连发表上述三原则之前日首相近卫文磨,于其遗书中也且公然目汪政权为"傀儡组织",日人之背信弃义,今井武夫、清水董三诸氏尚且感到歉憾,所以我在"每日新闻"指出胡兰成以中国人而有此谬论,是澈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与不折不扣的汉奸心理。

 
汪先生生前,胡兰成总也看到过他沉痛的言辞、伤心的落泪,以及对日本军部的蛮横,一再表示其最大的愤怒,他最后的遗书中称日本为敌酋,正如日人所说是意想中应有之心情。而以自称为"公馆派"、为"机要秘书"者,反以"思想之混乱"来重侮汪氏。他这种以顺为正的态度,算是把汪先生写得"大人物"化了吗?更遗憾的是在胡兰成的笔下,在他那本"今生今世"的皇皇巨著中,举世称得为大人物的,依他的看法,也只有目不识丁的"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一人而已。
 
汪氏之所以离渝赴宁,还是抗战前如艳电中所说,要"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的一贯态度,他也自知此行将为辱更甚而责愈重,故离渝时留书于蒋先生,函中有曰:"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所以主和,也仍然是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张,交涉不成,出以抵抗,抵抗不利,再谋\交涉。也许他真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山先生弭留前病榻上的"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呼声,给予他太深的印象,故其致孔祥熙函中有曰:"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而终且出之于"行险侥幸","谋\一己牺牲之拙策"。
曾一手促成汪政权的前"梅机关"首长影佐祯昭的遗稿中,有一段专写汪氏由河内抵沪,在政权建立前的心境中说:"在这里,应该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希望使重庆转变方向。但经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一般谅解;反之,抗日论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不错。近卫声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的抗日理论自将失去根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来唤起民众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决不是来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汪氏郑重表示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从"艳电"与影佐祯昭的遗稿来看,汪氏的建立政府,只是一种救亡的策略,既不以打倒重庆为目的,而且一旦和平实现,还将毅然引退。遗书中还谆谆告诫其同志:"当知国不可分,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他对和平运\动,是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以为"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乃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所以他对日方之交涉,是希望能化敌为友,以免于两败俱伤之局。但怎样才算交涉有得呢?则如影佐所说:"要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与近卫声明的十足兑现",否则"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对中国仍"采取侵略性之态度",既不能化敌为友,别敌人仍然是敌人耳!故当民国廿八年冬在沪酝酿组府时期,开始与日方商讨"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时,即发觉日本仍无悔祸之心,故汪氏对陈公博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总观汪氏最早与最后之态度,各种文献具在,可证为实出于一贯之意思,何有于"混乱"之可言!

 
其次,胡兰成指暗通重庆者仅周佛海一人。原则上不能不先有所说明。当年重庆南京两政府,目的同一为了救亡图存耳,所不同的则仅为所取政策上之歧异,重庆虽视汪氏为敌,而汪政府中人则未尝一日以重庆为敌也。故汪氏告影佐祯昭曰:"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其遗书中,说得更为清楚:"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政府之解组混乱。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是则蒋汪之间,虽分而实未尝分也。

 
周佛海日记中也说:"我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陈公博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呈之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中说:"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周佛海等离开重庆时,希望日本之能憬然悔悟。而一旦着手交涉,就发现日军阀狡狯成性,如与虎之终于不可以谋\皮,乃再与重庆暗通声气,正如其在南京高等法院之庭供中所谓:"我在汪政权六年之中,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当年所谓"汉奸"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故佛海乃作此言。革命本可不择手段,胥视对国家之有利与否,而有态度上或手段上之变易,佛海所为,最少尚不失为有迷途知返的勇气。而胡兰成竟以此对佛海在日本报纸上肆其攻击,试问是何立场?
 

况且与重庆暗中联络者,是否如其所言仅周佛海一人乎?汪氏左右过去以陈公博顾孟馀为两大股肱,左辅右弼,正如中山先生当年之有汪精卫与胡汉民,而公博在法院中坦白自承"有两个秘密电台,一个我自己设立的,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一个是戴雨农底下的陈中平的",且他与渝方之间,信使来往不绝。难道胡兰成因身居异域,连公博的自白书也没有看到过而就贸然下笔,以至抹煞一切吗?他的那篇登在"每日新闻"上的文字,真是名符其实的是一派"胡言"而已。

 
更离奇的事还多着呢!我把汪氏遗书发表后之整整六个月,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于那年八月十五日即该刊总号第八六一期,忽然以六页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什么"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的旧闻,主要虽在一字不易地照录汪氏遗书的全文,而前面却加上了一段冗长的冒头,总括作者的意思,指遗书为"谬说";为"伪造"。

 
在对此有所辩正以前,首先我倒是应该向该杂志竭诚\道谢的,所以要道谢的理由有二:一、我把汪先生遗书之所以要发表,目的就是希望让国人能够明了汪先生所以创建政权的原因与他真正的心情。某杂志销行最多的区域,也正是春秋杂志与拙作不能行销的区域,该杂志这样慷慨地不惜以"谬说"来全文照录,藉此得以广为流传,不期而有深得我心之感。第二、该杂志既认这遗书是伪造的,那为什么对一篇伪造的文件,还要郑重其事的于半年以后全文转载呢?伪造的东西也值得照录吗?假如说这一个文件是"谬说",那为什么还要把有"毒素"的"谬说"介绍到海外地区去流传呢?不再以为"宣传的效力,真是可怕"吗?不怕"影响所届,不能无视"吗?这岂非自陷于矛盾而有"推波助澜"之嫌吗?但以我来说,总应当说是盛情可感的。

 
该杂志"大义凛然",大有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那一份忠贞之气。他们的态度,恨不得上效秦始皇,焚尽一切不是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书。但是历史不能仅凭一二个人或一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抹煞的,而且该文作者的断然伪造,其实他对此事却是一无所知。冗长的言论,一切仅出之于想当然耳。是不是"汉奸",或许他们也知道太难说了,譬如有些自命为"汉忠"之人,而且当年却是好端端的生活在抗战区内,是"八年抗战,流血流汗"之人,而也或者会因莫须有之"汉奸"罪嫌而被捕受鞫,假如那时竟然冤沉海底,则墓木且早拱了。当年留在沦陷区的,本来人人都有"奸"嫌,所以叫顺民,称伪学生,今天我还能为历史作证,为朋友呼冤,已经算是异数了。
 

忠奸顺逆,在这乱世的黑暗时期,也正有其难言者,天下亦安有真是非耶?陈公博在苏州法庭上说得好:"有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的。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是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我于此也有同感,当年的不得不加以痛骂,是为了情势而不得不然;现在真是应该平心静气的探求历史真相了。
 
 
虽然历史并不可全信,身后是非,也任谁都管不了,但以汪先生的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人才,而且是国民叁政会的议长,而最后如真是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岂非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趾?以一个革命元勋,国父生前的左右手,而且是党副总裁,如竟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史将是国民党的大耻了。二十年后,又何苦于逆我者既亡之后,尚必要加给他以万世不能洗刷的恶名,而加深民族与党的耻辱呢?历史又岂几个人造得了的?耳目也岂是几只手掩得了的?

 
我对该杂志也寄以无限惋惜,作者在全无资料的情况下,轻轻对汪氏遗书下一断语曰:"明明属于伪造文件。"这已经不是研究者的态度了。正如我前文所说只是主观的步断与立场上的偏见而已。该杂志虽列举了很多理由,但却是真正的如他自己所说"其中并无新事",一部份是依据日本报纸错误的记载;一部份则断章取义,摘录了我所发表的经过。其中如遗书的如何发现,却是"每日新闻"弄错了的,因此该杂志所载像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辞,其实是道听涂说,吠影吠声罢了。而且他武断的程度,也委实惊人!甚至硬指汪氏亲笔所书的"最后之心情"数字,也或者全自其他文献中拼凑剪辑而来。果如他所说,那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年还是汪先生起草,还是汪先生撰写的,该杂志何不索性也武断一番,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而不是孙先生的意思呢?这一笔抹煞的本领,我不知该文作者为何如人,而玩其语气,觉大有官气存焉!也许官做久了,连写作中也不免露出了官话来也。
 

最令我失笑的事,则是说我于一九六-四年二月间将遗书发表的时期,"正在中日关系因周鸿庆案闹成了外交僵局,几濒于绝裂之时,亦即法国承认中共(一月廿七日)我政府对法绝交(二月十日),中华民国国际环境最坏之时,不能不令人怀疑何以如此巧合?究竟此种用心何在?┅┅无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最适当的时期"而已。┅┅此伪造文书发表之目的,乃冀使日人相信还是他们的汪先生好。"哈哈!我发表一个历史上的文件,竟然可以发生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作用,他可以如此说,我可不能同意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会如此其脆弱,而我更不敢承认我竟会有此力量也。该文作者的捧我,颇使我太受宠若惊了。

 
我钦佩该文作者别有会心的那一份"聪明才智",因过去凡与日本交好者,不问是否为了有利国家,一律目为"汉奸"!"正在中日关系几濒于绝裂之时",台湾朝野,总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之情,假如遗书的发表算是"巧合",那倒是并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而是提醒中华民国政府。如汪先生当年"不望为釜望为薪"而与日本谈和,其至诚\尚且不会感动了日本,则今日再欲"与虎谋\皮",形势且已不逮当年,则敦睦修好,讵可得乎?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读汪先生的遗书,是否也会有些爽然若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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