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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4:又见降幡出石头

口述史 | 2016-02-24 20:1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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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重庆政府,于胜利来临之后,虽然是踌躇满志了,但胜利来得不仅出诸意外,而且来得也委实太迅速了,一切接收的手续,且尚未有所准备。幸而当局却有指挥若定的本事,一面命令等待投降的敌军,为我们扞卫国土,以防止共军的乘机蠢动;一面又利用汪政权固有的武力,以维持地方的治安。并以行动总指挥的名义,给予周佛海,以先遣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任援道。而且还兼用特工的手法,重庆电台不断广播:"宽大!宽大!宽大!"并且说:汪政权中人,如能各守岗位,保护财产,还将论功行赏。这是过去在秘密电台上对周佛海等不断嘉勉的一贯手法,许多人也真是天真地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确实相信即使蒋汪之间,不是唱的甚么双簧,政府总不至自食诺言,公然说谎。从日军宣布投降起,以迄重庆派人接收止,大体上确是于宁静中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两位荣膺新命的周佛海与任援道,却表现得完全有着不同的态度。我所看到的周佛海,当他于八月十九日的下午,刚从南京回到上海,才从秘密电台中接到了这一道委令,最初,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有些欢欣,也有些感激。继而,也许他真是知道得蒋氏太深了,乃不免觉得有些受宠而惊。在他飞渝以前,戴笠常到他上海湖南路的家中,作长时间的深谈,这时还需要他,应该曾听到过不少的甜言蜜语,而我发觉他的神情已有些失常,做事也消失了他固有的魄力,整日背着手,或静坐凝思,或旁徨绕室。那时他所忙碌的,最多只注意到中央储备银行怎样办理结束,以及如何保存好多年行里苦心积累下来的金条、银块、外汇、外币、瑞士法郎以及法币。荣膺新命的行动总指挥部的一切事务,又全让给军统的两个爪牙程克祥与彭寿,一任他们飞扬跋扈,胡为乱作。甚至如我要辞去宣传处副处长职务那样一件小事,他也且投鼠忌器,竟至不敢作主。大约此时他已知道了未来的命运,终将不免于兔死狗烹了。难怪以后他在南京老虎挢狱中时,虽然已经全国一人,由死刑特赦而为无期徒刑,而积悔之馀,旧病复作,呻吟狱室,几度拒绝服药,将死之前,他还对人说:"我不再受骗了,我太对不起许多的人,此时已噬脐莫及,但愿我能早一些死去,以终止我内心的苦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连他自己的生命,也已觉得无足留恋了。

 
而任援道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自维新政府起虽先后担任过部长、省长以及总司令等的职务,若论地位,在汪氏以下的诸人中,尚非顶儿尖儿的人物,此时,就显得气象万千了。他有着环绕在京沪四周的部队,而且有胜利者所给他的权力。陈公博在他那篇"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笔下就有很多隐约的含意。惟此时人人但求自保,乃人情之常,自不当苛于责人。但我所认为怀疑的,则仅是他在汪政权解散会议上所报告与重庆沟通时间的问题。他出身于保定军校,民初即叁加革命,北伐以前,与政府当局早有渊源,秘密效力,也已不止一次,在港时我曾与他的介弟西平闲谈中,他坦然承认,于沦陷时期由渝东归,是获得当局的默契。则任援道既有手足之亲的线索,又何至与一冒昧求见之生客,贸然担负起这秘密的任务(西平在任援道任江苏省长时,为江苏地方银行总经理。前数年因在港作政治活动,已被递送台湾)?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于重庆接收完毕后,独能安然无事,来港寓居,能获得政府真正之宽大,足见关系之太不寻常。
 
但是,从"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后,石头城内,在风鹤频惊之情况下,有人狐假虎威,横行无忌,箕豆相煎,戈操同室,至弄得一片混乱,既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之间,数十年良好之友谊,造成了无可解释之误会,捣乱份子,杀人拘禁,剑拨弩张,几至因武装冲突而使地方陷于糜烂,最后迫使陈公博等避乱扶桑,为汪政权之解散,更添一不必要之插曲。其事我在前书中已略述其事,兹就所知者的点滴,再为略加补叙。
即在汪政权宜告解散的当晚,自称行动总队的周镐,谓奉有重庆之命,抢先实行接收。过去周镐是周佛海关系的人,自汪氏死后,公博与佛海之间,以主席问题,彼此不免存有若干芥蒂,那时汪政权虽已宣告解散,而公博仍责有攸归,因此认为周镐的捣乱,可能出于佛海的授意。但周镐擅自拘捕的周学昌,为佛海十人组织中之一人,吴颂皋又为其儿女姻亲,萧叔宣之被枪杀,又在西流湾周宅之门前,第一个接收之中央储备银行,且始终为周佛海所主持之机构。若谓出于佛海的授意,照以上的行动来看,是说不过去的。我相信那时佛海自觉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彼此即有不洽,也已无此闲情,大势既去,很易形成尾大不掉,且看在上海的程克祥与彭寿气焰之嚣张,在南京的周镐行为之暴戾,连他向来视同家人的姓杨的财政部卫队长,也敢于对周太太厉声诟辱,均足为佛海穷途末路一筹莫展之证明。而最招致公博等之不谅的,则是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之一幕。
 
局势突变之后,所有汪政权的武装部队中,其主管长官或中级军官早为重庆方面所渗透,南京城内所认为可以信赖的,卫士大队以外,是中央军校之千馀学员。他们年青而有血气,只知服从校长,尚不知政治为何物。汪氏逝世以后,公博继任为校长,佛海曾要求叁加为副校长,而公博未予同意,因之周镐之图谋接收军校,佛海更蒙有重大之嫌疑。事情系发生于八月十六日之晚,周镐派人到校演说,要求接收,被坚决拒绝之后,卒将总队长鲍文沛捕去。至翌日中午,由第三大队长桂春廷用电话向公博请示应付办法,公博以不明周镐底蕴,未有明确之裁断。至二时许,公博与何炳贤(兼任军校秘书长)等正在午饭,突然全体军校学员在桂春廷率领之下,全副武装,驰抵西康路。大队赶到,以来意不明,一时形势极度紧张。经公博先派人出外询问原委,桂春廷说明因有不明身份者擅来接收,电话联络未得要领,故要求校长当众训示应付方针。学员的代表们也表示只知服从校长命令,否则将以死自卫。此来的另一目的,将以全体的生命来保护校长的安全。

 
当时公博对于军校学员们的表现,感到异常激动。遂即向学员们训话说:"我绝没有反抗中央、破坏统一的意思,但我还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我要以一个完整的沦陷区交还中央,不许有人假借名义,胡作非为。今后我与你们将生死与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公博的训话,给予全体以莫大的鼓舞,旷地响起了一片"校长万岁"的呼声。学员从此也不再回校,就在清凉山官邸四周实行露营,严加戒备。
 
但学员们的给养,既全无着落,而总队长鲍文沛尚被羁押在中储行中周镐之手,更不足以平学员之愤。复经陈公博下谕向中储银行提取现款,充学员们的饷糈,并派员率领少数队伍,营救鲍文沛出险。队伍驰抵新街口中央储备银行时,大门禁闭,门口则悬有行动总队五十二中队的番号。军校方面先声明要求与鲍文沛谈话,里面静悄悄地不予理会,于是绕道屋后缘墙而入,周镐部竟意外地未曾抵抗,卒于提到了款项,也救出了鲍文沛,始整队而回。
经此一场虚惊,周镐的气欲稍戢,南京城中表面上虽未发生重大事故,但人心惶惶,不逞之徒,活动加剧。至八月二十四日,代表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抵南京,谒见陈公博,报告此行经过。据今井透露,中国战场总司令何应钦的正副叁谋长萧毅肃与冷欣表示:对日本军民,如得盟军之谅解,愿以德报怨,将出以最宽大的处理。今井曾追问对汪政权中人的处置,冷欣默不作答,可见前途未可乐观。那时,共军既已开始在苏皖袭击,南京城内又复份子复杂,更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经陈公博与左右详商的结果,何炳贤、陈君慧、周隆庠、林柏生等认为对国事的功罪是非,愿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不甘于混乱时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兵之手,于是乃作赴日暂避之议。
 
当时在京诸人曾被徵询意见而婉谢偕往的,则有梅思平与岑德广诸人。在他们专机赴日的上一日,汪公子孟晋,始获得了消息,却独持异议,他对陈公博说:"一个形式上与日人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像欲托庇于日人,将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训示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任。"对国家事,应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如必须离开南京,则赴日不如赴渝。由我母亲(按指汪夫人陈璧君)、你,以及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六位应负最大责任的先生同去,我愿意充一名随员跟同前往,包一架专机赴渝,一切听由政府的处置,不管生死荣辱,倒显得正大光明。"林柏生夫人徐莹女士也对柏生说:"六年来为国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个政治运动失败了,要死,你是一直追随着汪先生的人,能在汪先生的灵前自尽,了此一生,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死了。"
 
不幸汪孟晋与林夫人的忠言,终不能阻止他们已定的行程。八月二十五日陈公博等一行秘密赴日之后,南京方面的治安,陈公博留下的函件,交由胡毓坤、任援道、李讴一维持。当任援道看到了公博的留函,曾不住摇头叹息,说公博他们去得未免太可惜了。以当时任援道的表示来说,那末公博的自白书中所说任援道劝他赴日的话,又从何而来呢?陈公博等一去,烟消云散,汪政权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
 
南京真是一个不祥的首都!朱元璋定鼎于此,不久而有燕王之变。南明播迁,终于覆灭。洪杨据守,城破而亡。汪政权解体后之四年,大陆又告易手,不料号称龙蟠虎踞之地,三百馀年来,竟然不时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降幡而已!
 

1945年,上海南京路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街角,上海大新百货公司大楼外墙上挂着“蒋主席万岁“巨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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