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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7: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

口述史 | 2016-02-24 20:3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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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精卫于抗战时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在南京建立政权,不论后世将对它作怎样评论,无可讳言,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这政权,覆亡了已经二十馀年,作为这个政权最重要台柱的周佛海,病死狱中,也已二十馀年。对于这一个盖棺定论的人物,究竟是政治上的牺牲品;还是求荣卖国的奸?
 
"身后是非谁管得"!人微言轻的我,自更不欲再有所论述了。因此,本文所要谈的,只限于他生前生活上的细节,以及我与他之间的若干琐事而又为前五册书中或有所未详者。

 
过去的事,一切都已成为陈迹了。回溯生平,数以千计的亲友,已先后成为异物,有些在我的记忆中,且不曾留下丝毫印象。唯独佛海,在羁旅困顿之中,在寒窗独坐之际,他的声容笑貌,依然不时萦回脑海,无限怀念,也无限悼惜。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狱中。——编者按
佛海在外表上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而且含有浪漫的文人气息,谈话时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每当酒酣耳热,就口没遮拦,高谈阔论,谈女人与谈政治一样的起劲。有时在他的谈话中,不正经中却显出率真的性格,不脱一个书生的本色。他黑苍苍的脸,貌不惊人,加着蓬松的乱发,终年一袭长袍,显得不修边幅,却活像是三家村的一名小学教员。有谁会相信:他曾经是中共的创始人,在国民党内,竟又先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两氏的特达之知,他写得既笨拙而又潦草的字体,连当年在汪政权发行储备票上F。H。Chow签名,也有似出于一个幼童之手,更有谁会相信他竟能下笔千言,写出动人的文字?
他以一个穷苦学生而成为风云人物,但换来的结果,却是狱室中病痛带来的凄厉呼叫;因政治而留下的万世恶名!二十馀年的时间,斯人云亡,早寒白骨,在我与他相交前后十七年中,我目击他的腾达飞黄,跻身显要;最后又凭棺一吊,眼看他埋骨荒郊。

 
一九四八年的初春,我还处身在上海提篮挢监狱中,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刑满释放。那时我一直在暗中盘算,出狱以后将尽早往南京老虎挢去探视传说正在病中的他。不料就差这几十天的时间,竟然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
 
某一天的清晨,提篮挢狱室的门刚刚开锁,囚徒们在长廊中散步,狱警偷带进来的一份报纸,大家正在争着围看。这时一群读报者的惊呼声传来了,囚徒们的脑筋是特别敏锐的,知道一定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大事,我上前去只一瞥,"大汉奸周佛海疾毙狱中"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已清楚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再也不忍读下去了。我默默地退回监房,心里很乱,自己也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愤激。
这时长廊中引起了纷绁的议论,那些议论他的人,当年自然都是佛海的同僚或者是部属,而现在则以事过境迁,便表现出前后绝大不同的态度。大部份的人不免兔死狐悲,正有梁众异(鸿志)吊陈公博诗中"逝者如斯行自念"的那一份感伤。有些人当然也对佛海这样一个人而得到如此收场,有所悼惜。但其中却不乏高声詈骂他的,有人指佛海当大权独揽之时,使其屈居下僚,未加重用,今天却同样要受缧絏之灾;也有人认为当年的高官厚禄,都是佛海强其所难,以至加重了他现在的罪责。

 
抗战胜利以后,当局说是为了整饬纪纲,因而要严办"汉奸"。不过判刑的标准,却非常简单爽脆,并不需要什么卖国的行为或犯罪的证据,只依照官阶的大小,而为量刑的轻重,大官判重刑是当然的,而只要与汪政权沾上一些关系,而又有一些财产的话,最轻也就脱不了两年半的囚禁。因此在这一群骂声中,骂得最为激昂的自然又是些过去汪政权中的达官显宦,他们忘记了过去怎样奔走营求,而此时为了生死未卜而怀着无限惶恐,骂骂佛海,自不失为发泄一肚子牢骚的最佳方法。
 
反正佛海再也不会听到这种身后是非了,而在骂声中,却使我想起了与他之间的一段谈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份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如此得心应手,尽可挑选出一些适当的人才,但他还是很不满于汪政权内的一批大小人物,有时愤慨地对我说:"你看,这些家伙都是来浑水摸鱼的,那里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思想?有那么多的败类,我们怎样也不会搞得好的。"但是有时他即又颇陶醉于他左右对他的忠诚。
 
一天,当他又提到这一个问题时,我笑了,我说:"想不到你也与别的政治上的巨头一样,总以自己为察察为明,左右尽是最可靠的人。其实,他们恭顺的态度,满嘴:部长!总裁!佛公的尊称,以及自己怎样夸张"政声"与文饰劣迹,竟然也会把你蒙住了,你只看到了恭顺的一面,但你看不到他们横行无忌的另一面。"他瞪着眼说:"是谁?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说:"假如我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时,岂不成为挟嫌攻讦?你就能偏听我的一面之辞吗?好吧!还是等有一天你不做部长,不做总裁的时候,再让你来当一个笑话听吧。假如你真要看看有些人的真面目,不妨等某一个你认为最恭顺、最卑谦、最忠实的人,当他鞠躬而退之后,你可以在窗口暗中窥察,倘在招呼他的佣仆与司机时,你会看到他又是怎样的另一副神态?"当然,我说的话,当时佛海是无法置信的,现在有那么多人正在诟责他、谩骂他,他自然更不会再听到了。我又在想:有些威福自恣的政治巨头,身后有谁能免于与佛海遭同一的结果?史大林尚且要被赫鲁晓夫鞭尸,况乎他人!
 
事实上,佛海的死,也并不出我意料之外。数十年中营营役役的政治生涯,又被醇酒妇人淘空了的身体,在胜利的前一年,一次心脏病剧发的时候,医生就曾警告他:以后如仍然过份操劳,耽于酒色,或者精神上有重大刺激,旧病再复发,那就无药可医了。而在牢狱之中,他不但身体上受到种种的苦厄,尤其政治上、人情上所加给他的打击,相信即使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会无法再支持下去的。
在过去所写的五册中,有一个政治上的谜,却始终未曾打开。周之与蒋,随侍左右,朝夕不离,前后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叁密勿、司笔札,以一个黄埔教官,而两长中央民众训练部与中央宣传部,又是两个核心组织所谓"蓝衣社"与"CC"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之与汪,过去即并无丝毫渊源,在其笔下且曾有不少讥评的文字。而他终于弃蒋就汪,这到底为了什么?虽然佛海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与我谈话,向不有所隐讳,独对这一段内幕,即从未讲过,我又不便问他,佛海已死,这永远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不过,他在汪政权时代,对于蒋氏,仍不改以往尊敬的态度,不论对日本人或者在私室中密谈,总是满嘴蒋先生而不名。在汪政权的前后几年中,由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他的欣喜,且远过于汪氏的对他的推心置腹。固然这是主持军统的戴笠工作上的成就,但佛海时常在无形中流露出对蒋氏的向往之情,无论如何,决不像形式上两个敌对政权应有的立场。相信在佛海的内心上,认为胜利以后,要收拾沦陷区的乱局,当局极有可能再度加以倚重,而且,他也以为在过去六年中,由秘密电台以蒋氏名义发来的电报,任何任务,总是奉命唯谨,不避艰险地一一完成,他也作了策应反攻充份的准备,供给了不少情报,营救了无数重庆方面在沦陷区被日军逮捕的重要人士。他深信胜利以后,有把握地会继续他的政治生命。但佛海的心境,即又是矛盾的,对于自己今后的命运\,在心理上仍存有一个绝大的阴影,他曾几次谈到这一问题,以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将来会不会成为张学良的第二?"政治本是无情的,他最后的结局,正是他的过份天真所造成。
周佛海为什么去蒋就汪?对这个历史上的重大关键,使我一直怀着绝大疑团。也就是说,佛海的离渝,事前曾获得过谅解或默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因为不但在汪政权时期,佛海对蒋氏的一片忠诚\,常于无形间流露,尤其在这六年中,佛海唯一曾写给蒋氏的密函,是由我经手,而由蒋伯诚\(当时蒋介石氏在上海的表高代表)交吴绍澍(上海市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任委员)专程带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侨寓香港的一位许先生,前几年曾亲口告诉我:当这封信带到重庆后,在呈送给蒋氏之前,因为吴绍澍不敢冒昧上达,曾就商于他,他指点他先与陈布雷接洽再作决定,当时他曾经细读过这一封佛海的亲笔信。他说:与我书中写出的原文确是相同的。而在这一封信里,一开始就说:"职离渝经过,唯布雷知之最详,"而问题也就在这里。布雷的忠于蒋氏,是尽人皆知的,而布雷与佛海,不但很长时期,一直同事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而且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佛海离渝以后,他重庆的寓所,即由布雷迁入居住。那末,既然布雷"知之最详",以布雷的忠于蒋氏而又是胆小谨慎的人,如此大事,自不敢不据实报告于蒋氏,则佛海又何能从容脱身之理?
疑问中也并非没有其它疑问,据我所知,在佛海叁加汪政权的最初两年中,与重庆并无正式联络,建立秘密电台,最早也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的事,正如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辩护状中所说:"我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惩治汉奸条例"中成立罪责的条款就是"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如其佛海离渝时未获默许,又何以早期与蒋氏的关系会中断如此之久?我所以写这一段的疑问,意在探索一个历史问题的真相,决非对盖棺论定的周佛海,为他作无谓的辩白。

 
在佛海的心理上,的确一直无限旁徨:一方面有获得"宽大"的自信;而另一方面,也常存或有万一的戒惧。胜利以后,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佛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从重庆土挢以至南京老虎挢监狱中的待遇,法院对他死刑的宣告,其夫人杨淑慧因追逼财产而曾吞金图谋\自戕的经过,都使他从迷梦中觉醒。虽然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在千千万万的"汉奸"中,他是独邀特赦之恩的,但特赦的结果,不是让他出狱,而是减为终身监禁,且不说以他多病之身,还能在狱中偷生几时?更其重要的,他明白了他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大错已成,生趣全绝,佛海自有其必死应死之道。
 
佛海一死,其离蒋投汪之谜,将从此无人索解。现在可以这样说:如其佛海真是服膺汪氏"和平救国"的主张而毅然相从,那是患了书生的幼稚病而自取其辱;如其当局事前曾加默许,而把他当为潜伏在汪氏左右的一着棋子,这将是政治上最成功、最巧妙的一幕,是佛海虽死,尚有何遗恨之可言?
佛海在牢狱中所受人情上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汪政权时期中,他一直以罗君强为最可信任的人,而杨惺华则以妻舅关系而成为最亲密的助手。君强是佛海的湖南同乡,好似还有一些世交关系,罗的学历并不好,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曾否毕业已不得而知,一出校门,就跟随着佛海做事。在汪政权一人得道的现象下,君强也就红极一时。六年之间,由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起,历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长以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不能不说有一些聪明,也有一些才干,但是得意忘形,官僚气十足,又往往倚仗了佛海的势力,处处得罪别人,为佛海树敌。尤其那时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引起明争暗斗,这一方面,君强更应负起绝大部份的责任。有时佛海也会加以申斥,而君强总是流着泪不发一言,显出一副委曲可怜相。特别因君强与李士群间的摩擦,佛海且曾贻书切责。但是在中国政坛上都有相同的现象,有挨骂资格的,定是最亲信的人物。佛海几次对我说过:"君强这家伙脾气不好,时常为我找麻烦。但他对我总是忠实的,操守上也还是廉洁的。"虽然君强的年龄,小不了佛海几岁,而不论在关系上,或佛海的心理上,早已视君强如家人子弟了。

至于杨惺华,是佛海夫人杨淑慧的胞弟,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在重庆时期,仅任道路挢梁工程方面的职务,而在汪政权中却靠了姊夫的关系,职位虽不高,但是他所任的财政部总务司长与中央信托公司副总经理两职,都是有实权的,而且又是管理钱财的。尤其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虽是许建屏,而佛海是董事长,佛海的印章就交在惺华手里,因此权力远在建屏之上。那时惺华还是三十岁刚过的人,少年得志,又经不起人家对他的捧拍,不免有些飘飘然了。但他在佛海面前,总是"开口哥哥,闭口哥哥"表演出天真的稚气,又因为佛海是看他长大的,对别人谈到他,也照例说:"惺华这个小孩子如何如何。"他又怎样会想到他早已人细鬼大了。
 
只要看看佛海到了生死成败的关头,才会发现谁是他最亲信的人物了。胜利以后,佛海被戴笠说服,决定前往重庆,等候不可知的命运\来临。这一架由沪飞渝的专机中,除了戴笠与佛海之外,丁默村因与戴氏同为早期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处长,是由戴氏直接指定的。马骥良是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他之同机赴渝,是为了随机照料佛海,侍侯他的起居。事实上,佛海真想携带的,也就是君强与惺华。日军一投降,佛海表现得非常烦乱,有时垂头丧气,默默沉思,有时又像前途还有无限光明,寄以幻想在他赴渝前的半个月中,戴笠无一日不去和他闭门密谈,使他一时深信此去会是凶少吉多,否则以他拥有的实力,总还不至于俯首就缚。君强与惺华的同去,也满以为可在他卵翼之下而脱然无事。谁知最后的发展,竟然大谬不然。迨由渝一起转解南京,佛海被判处死刑,君强与惺华也判处了无期徒刑,佛海自然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过去靠他得来荣华富贵,已转眼烟云,不免由怨生恨。他们的想法,如当年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何至有今日;如当时不携同赴渝,也不会遭重刑。遂视佛海如仇,从恶言相加,终至不交一语。佛海面对着如此的环境,如此的现实,又安得不旧病剧发,而卒之抱恨以终。
我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一日出狱了,离佛海的死,已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回家不久,就得到了他卜葬的消息,我立刻赴往南京。当然,此时王侯宅第皆新主,南京早已面目全非,连所谓佛海的家,已迁至成贤街附近的一所平房里,又破又旧的建筑,陈设着简陋的家俱,与他火毁后又新建不到五年的西流湾住宅相较,份外显得满目凄凉。左侧一间厢房里,是佛海的灵台,中间怀着一帧遗像,记得还是当年挂在上海居尔典路的旧照。相识遍天下,而四壁却再也看不到什么朋好的哀挽之联了。
 
下葬的那天,萧条冷落的场面,更使人伤感。葬仪一共只有三辆车,包括两辆运\货卡车,一辆租来的南京市内行走的公共汽车。这一辆上载着佛海的棺木,第二辆上站满了佛海生前京沪两处私宅中的副官与杂役。自佛海飞渝,他们全被遗散后,早已另投新主,各自安身立命去了。
但在这一天,却不约而同地请了假从外地赶来叁加旧主的葬仪,人数约有二三十人。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是载的家属和亲友,除了家属,只有我和石顺渊(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及汪政权财政部政务次长陈之硕的夫人,亲友就是这样寥寥三人。在汪政权时期,我并不曾担任过实际职务,更不曾在佛海主持的任何单位中工作。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他虽是董事长,但我是董事长兼社长与副社长,谈不到隶属关系,不过一想到原来朋友之间,会因炎凉生死而易态,当年视若神明的部属,有些系身囹圄,有些远嫌避祸,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为了一时的感触,我特地备了一个大花圈,放在他的棺木之前,上面写着:"佛海先生千古,旧属金雄白敬挽"字样。
 
三辆汽车沿着闹市进行,没有引起一个路人的注意,不要说汪政权时代显赫的声势,就是他在夫子庙开审时,也有过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而最后的饬终之典,竟然在如此凄凉沉寂中默默地进行。他的埋骨之所是在南京近郊的永安公墓,圹穴是预先就掘好了的,但坟前没有墓碑,四周也并未种树,葬礼既没有音乐,更没有牧师或僧道为他祷\祝或超渡,寂静得更可怕而可哀外,全不像是一次葬礼。佛海地下有知,又何能瞑目?
棺木缓缓地从平地下降至墓穴,柩夫们迅速地把泥土一铲又一铲地把它掩埋,不到一小时,一切都完成了,所有送葬的人鞠了个躬又匆匆回到了车上。一路上,我呆呆地坐着,心里不知是悲伤还是惆怅,二十年前我与他相识的经过,他后半生的遭遇,以及我与他之间的交谊,他爽朗的谈吐、热情的对人以及从政的艰辛,这一切,又都袭上了心头。真也想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结局。成王败寇,未来历史上的记载,已可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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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的事了。陈立夫氏在南京估衣廊创刊的"京报",不论规模与销路,都足与国民党的唯一大报"中央日报"相颉颃,更因为"京报"是半官性的报纸,内容与评论,可获得较多的自由,创刊不久,且有凌驾中央日报而上之势。那时主持"中央日报"的是叶楚伧,两报因营业上的竞争,免不了会有磨擦,叶氏屡屡在蒋先生前,对"京报"啧有烦言,卒使光芒初露的"京报",无疾而终。就在京报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却因一度滥竽而与周佛海开始相识。

 
京报原任采访主任是罗时实(佩秋,现在台湾),佩秋为CC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因陈果夫派他留学英国而将告离职,陈立夫氏就要我承乏其事。我于一九二八年春进入京报时,佩秋尚未赴英,采访部的工作,事实上仍由他负责督导,我则奉命先起草一个有关采访的整个计划,刚刚脱稿,已在三月间了。蒋先生为了慰勉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更以冯玉祥方蛰居山西晋祠,又有蠢动之意,因此也约了阎锡山一起在北平会晤,请他转劝冯玉祥出洋。蒋氏北上之行既定,京报就派我为随节采访。
 
那次北上,蒋氏带了不少随员,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阎系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熊式辉、陈布雷、周佛海等人。记得以后任军统局长的戴笠也在,不过那时还是总司令部的一名侍从副官而已。长长的一列专车,蒋氏夫妇同住在前面的一辆花车中,衔接的一辆内,就是上述各人,我与另一位记者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王公弢,也混在其内。后边还有几辆,则载了蒋氏的副官与卫队及其它随从人员。
 

因为我们的一辆是与蒋氏的一辆相衔接的,每逢早晚,蒋氏总过来在花车的客室中与各人闲谈。一九二七年蒋氏北伐到达上海的当晚,在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获得接见的人,以后在采访上又不时见到,他自然认识我。当他在车上第一次过来,一落座就问我车内各人是否全都认识,我指指佛海,表示不熟,他就为我介绍了,我与佛海也只相互点头微笑,初不料因此介识,就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命运\。那时的佛海,其正式职务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更重要的则他与布雷同为蒋氏幕中的文胆。

胜利以后,我在上海高等法院受鞫,法官对于每一个被告,总要问他如何认识汪、陈、周等的几个汪政权中的巨头,好似当年相识,不论是否远在汪政权成立之前,早已就心怀不轨了。审我的法官是邱焕瀛,是一个十分残刻周纳的家伙,厉声问我道:"周佛海是大汉奸,你怎样会认识他的?"我照事实答道:"是蒋委员长介绍的。"他凶悍地直斥我为"胡说"!不要看法官审案时高坐堂皇,威风八面,一副大老爷的神气,其实他们在政治上,只是一名官卑职小的可怜虫,他们又那会懂得政治上的什么。
 
在火车上的一群政要中,我虽与陈布雷因过去为新闻界的同业关系而一向相熟,但经过几天中的朝夕相处,我发觉佛海爽朗的性格,杂以戏谑的笑语,一些没有做作,很率真,反而与他较为投契。一路上,布雷、佛海、公弢与我,也总是聚在一间车房中无话不谈,有时不免彼此之间也有些争论,公弢一直帮着布雷,而我则站在佛海的一面。一天天时已经入黑了,照例蒋氏这时已经赴寝而不会再来。我们又刚刚起了其实只是玩笑的争端,其时我还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想到就做,什么也没有顾忌,我与公弢正在你推我拉地扭作一团,活像真在打架,布雷与佛海则在一旁抚掌助兴。正在热闹声中,他们两人忽尔肃然起立。回头一望,蒋氏正站在门口注视我们,我们讪讪地停了手,蒋氏还笑笑说:"辛苦了,还是早些休息吧。"蒋氏去后,我们又是一场哄\堂的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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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患难见交情。"而我与佛海,即因赌博而见交情。此行抵达北平以后,总司令部包了北京饭店的两层楼作为行辕,蒋氏夫妇住在三楼,我们住在二楼。蒋氏一到,要接见许多人,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并与张、阎会议,十分忙碌,反而佛海等难得有这样的清闲。佛海一生的毛病,就在酒色两字,有时朋友们劝他不宜如此放纵,他却还很得意的说:"醇酒妇人,正是男儿本色。"故都风月,本来甲于全国,所谓八大胡同的旖旎温馨,也早为有男儿本色的人向往已久。到达北平第二天的傍晚,佛海就张筵于南妓清吟小班红弟的妆阁了,我们也自然免不了随着一轰而去。
 
说来奇怪,介绍佛海去的却是一位女性。过去北平有所谓四大名记者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与徐凌霄,前三人都以触怒军阀而不得善终。飘萍死后,其未亡人又把飘萍一手创办的京报复刊,延潘公弼的介弟绍昂主持编务。飘萍夫人生得颇具风华,她虽是女流,却风流不让须眉。每晚她也流连于八大胡同之间,出手豪阔,人们去开盘子,照例给现大洋二元,而她是加倍,几于所有北平的清吟小班,几乎无人不知有邵爷其人,她所眷的名妓绿珠,俏丽妩媚,更是人间的绝色!

不论上海的长三堂子或者是北平的清吟小班,在开席之前,照例以打牌为序幕,佛海是一向不赌的,布雷、公弢、与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的孙鹤皋及我,凑成了一桌麻雀。这一场牌局,使我惨败,一共输了我五百○四大元,倾囊而付,还赖了人家四元的账。我所以会记得那么清楚,因这次京报派我赴平,来往乘坐的既都是蒋氏的专车,食宿又一律由总司部供应,报社给我的五百元是作为活动费用的。五百元在一九二八年时代,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我于抵平的翌日,在三场麻雀上就输得一干二净。我是一向挥霍成性的人,输了倒也不觉得怎样,反而佛海却表露出一脸的歉意,主要因为新闻界中人可耻的待遇,大家都是知道的,于是佛海竟因此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饭店,佛海,布雷与我三个人一起在睡房中闲谈。佛海又提到了刚才的赌局,他问我:"你在报社中一个月有多少薪水?"我照实答覆他说:"一个月一百八十元。"的确,那时一百八十元的待遇,已经算是很高很高的了。而佛海"呀"然一声说:"这样,岂非一场麻雀,就输掉了你三个月的薪金?报社中的工作,既如此辛劳,何以待遇却如此菲薄?"布雷在旁,有感而说:"一百八十元还算少?前两年我任上海商报的总主笔,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而且还要六折支付。不得不在商业机构中担任兼职来维持生活。"到底佛海见我为他输了钱,又能坦然若无其事,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交谊,也就此建立了起来。
佛海不失为一个重友道而颇有人情味的人,我们在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随节南下。我辞去了京报的职务,重回上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个机关用的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佛海委任我做他总政治训练处的上校秘书,里面还附着一封信,说既不需到差,自更不必办公,每月的薪饷,就近由上海新生命书店送来。那时佛海正与陈果夫氏等创办新生命书店,并编印颇具水准的"新生命月刊",佛海所写曾经风行一时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也由新生命书店发行。佛海这样给我一个挂名职务,很显然是为了补偿我在北平时的赌负之款,我觉得无功受禄,于心有愧,去函辞谢,而佛海坚决不许。到一九二九年我改任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时,刚值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我又奉派赴京汉线作随军记者,沿途兵荒马乱,如以平民身份远赴前线,会有无数麻烦,接受了佛海的劝告,居然军装一袭,以总司令部的上校身份抵达河南驻马店、漯河前线,得到了不少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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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够奇怪的,在汪政权以前,佛海曾两度邀我投笔从政,都没有实现。而在汪政权筹备时期,与他一度长谈,即被他轻轻说服了。又在我担任记者时代,一次几乎鎯铛入狱,幸而得他的解救而获免,但终因为他而叁加汪政权,以至落得个身败名裂。这也许正如古人所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吧?
时期已记不真切是一九二八成二九年了,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叔平),坚邀佛海出任该省的建设厅长,据叔平对佛海说,已先获得蒋氏的同意,将于下一次的中央政治会议中通过任命。佛海给我一个电报,要我赶速赴京,他告诉了我这一事实,约我担任安徽全省公路局局长。我又回到上海,因从没有担任过政治工作,不能不邀请几位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班底组成了,也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但两次中政会都开过了,却并没有安徽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刚巧佛海来沪,他说:"这事已成过去,而且还碰了蒋先生的一个大钉子。"原来方振武准备有异动,早为蒋先生所觉察,他为了还想取信一时,因此自动要作为蒋氏心腹的周佛海赴皖,以示自请监视之意。故佛海向蒋氏请示时,蒋氏对他说:"你太糊涂了,你想去安徽送死?"不久之后,方振武也真被监禁在南京羊皮巷总司令部的禁闭室中了。

佛海除与陈布雷、邵力子、孙鹤皋等知好外,尚有不少的金兰兄弟,如熊式辉、陈调元(雪暄)等都是,其中以陈调元的过从最密。两人都是大玩家,时常藉故联袂到上海,花天酒地,一味纵情声色。那时上海最好的旅馆是西藏路的"一品香",他们一来,总卜居于此。我算得是上海的识途老马,只要他们一到,行装甫卸,就急急找我,每天共同流连于秦楼楚馆,他们也襄王大圆其高唐之梦。现在的所谓"小电影",已到处皆是,那时还是当为稀世之珍,有一次佛海坚要看一看小银幕上的妖精打架,我曾付出了十担米的代价,才使他们认为大开眼界。
 
我也因佛海的关系而与陈雪暄相熟,正在此时,雪喧奉令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安徽。在酒肉场中,最容易发生感情,雪暄以佛海的力荐,竟然要我一同赴皖,担任省政府的机要秘书兼安徽省会所在的芜湖县长。什么都说定了,陈立夫忽然来电邀我赴京,他告诉我,新任中央日报社长鲁荡平,原为阎老西的人而投靠中央的,立夫要我担任该报的采访主任,实际上,还兼带要我对鲁荡平暗中注意他的行动。我告诉他与陈雪暄已有约在先的事。而立夫即对我说:"你帮了这个忙,将来还怕没有官做?"因为从北伐军抵达上海与他相识起,陈氏一向待我不薄,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舍彼就此,又辜负了佛海的好意。
佛海帮我最大的忙,是一次脱了我的缧絏之灾。在一九三○年中央召开国民会议之时,蒋氏与胡汉民氏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症结所在,不在约法的内容而在大总统问题。我那时又改住了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驻京办事处主任,自以为在那个年龄,有朝气,有敬业乐业的精神,对于新闻的采访,有不顾一切与不避艰险的勇气。国民会议揭幕了,胡汉民氏也被软禁在南京汤山,这正是新闻记者大献身手的时候。有一天,在我所担任职务的报上,同时出现了三条触犯时忌的新闻。一条是我在汤山胡汉民囚禁的陶庐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门上贴有一张纸条,赫然为"奉命休养,概不见客。""休养"岂可奉命乎?一经刊布,给予国际上的观感又如何?另一条花边新闻,虽仅寥寥数十字,我还清楚记得这样写的:"此次国民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将讨论大总统问题。"字数虽少,即道出了国民会议的个中真相。
 
报上另一幅最要不得的是两块电版,是胡氏在幽禁中牢骚讥讽的两首七律。为了胡氏被软禁在汤山,我们既无法见到他而又不甘放弃,只好百计另辟蹊径,想从任胡氏立法院秘书长的邵元冲口中能得到一些线索。我单枪匹马去拜访邵氏。一投刺,门房就请我在他的书房中坐候,我看到他书桌上留有两张诗稿,是胡汉民在汤山的口占,一张由邵氏笔录,而一张为胡氏的女公子木兰所写,诗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我如获至宝,不顾一切地竟然做了一次梁上君子,把两份诗稿,急急的塞入了衣袋。邵氏进入书房,却并未发觉诗稿已不翼而飞,我也言不由衷地随便发问了几句,就匆匆地逃一样的离去了。这两份诗稿,一并制版在报上同时刊登了出来。

上海每天的报纸,照例于下午四时,运\抵南京,蒋氏对舆论很注重,上海所有的大报,每天也总要亲自过目。当他发现了时事新报上竟然登出了太要不得的三则消息,不禁勃然大怒,就高呼隔室的侍从人员。那天当值的恰是佛海,他不知道蒋氏为什么无端盛怒,而蒋氏把这几段新闻指给佛海看,要他立即通知南京卫戍司令部拘捕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佛海知道我闯了大祸,不得不为我缓颊。他对蒋氏说:"我知道负责采访的是金,他在北伐时期,曾尽过一些宣传之力,也从未有过越轨的言行,如在此时而拘捕一个新闻记者,也恐引起外面的揣测。是否可以让我来切实告诫他一次?"蒋氏沉吟了半响,终于接纳了佛海的意思,也幸赖他的片言解纷,使我脱了一次大难。
 
此后佛海调任为江苏教育厅长,我又转到了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担任采访主任。我的脱离中央日报,虽然是我自动坚辞的,但中间即夹杂了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因素。如上文所述,我的所以被邀加入中央日报,多少因中央对新任社长鲁荡平有所怀疑而要我暗中注意。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既暴躁而又口不择言的人,更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鲁荡平对我,焉有毫不觉察之理。而他对付我的手段却十分巧妙,削减了我事前谈定的薪金,目的就在迫我不安于位。我曾据实告诉陈立夫氏,他安慰我说:"不要斤斤于待遇问题,我自会补偿你的。"因此,我也只好恋栈下去。而鲁荡平一计不成,却又生一计,这时正好发生阎冯大战,蒋氏亲上前线,指挥陇海路的进攻,而平汉线则由何成浚担任总指挥,鲁荡平却要我远赴河南担任这一线的随军记者。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佛海,他认为我应该随蒋总司令任陇海一线的采访工作,因这样可与佛海他们在一起,既热闹,也可得到许多采访上的便利,他自告奋勇地打电话给鲁荡平提出这一意思。而鲁荡平答覆得非常圆到,他在电话中说:"陇海线上由你帮忙,中央日报派谁去都是一样的,就因为金能力强,所以特别要他去陇海线的。"佛海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既然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就不便再说什么而使我去作了一次死亡的行军。
在我出发赴豫鄂之前,鲁荡平加给我的任务,是每日拍发战讯电报、摄取前线照片、撰述长篇通讯,而又不给我译电等的助手,也且不给我应有的旅费。我问他:"不带钱去,如何能生活与活动?"他倒说得好:"我已打电报给何总指挥,你到了那里,他会指派一个助手或勤务给你。需要旅费,也由他先垫付而由中央划账。"我听他言之成理,糊里糊涂的欣然就道。抵达河南驻马店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时,何成浚刚已前进至漯河,那时我已身无分文,第二天就去看总指挥部的叁谋\长,告诉他此来的任务,并要他先借给我一些旅费。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了冷酷的笑声说:"新闻记者要津贴是见惯的,但从来没有像你那样一到就来伸手的。"我又羞又急,我说:"我不是来拿什么津贴,中央日报已先有电报给总指挥部,请垫付后再由中央划账。"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这个电报,你不必再藉辞行骗了。"碰了一鼻子的灰,即使饿死他乡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这里不但是炮火连天,因为那年刚值大早,又且赤地千里,饿莩遍野,而我则早已囊空如洗,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人急智生,忽然想到只有去车站上等候火车经过,找寻熟人,告贷盘费。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一列军车靠站,上车就遇到了佛海政治训练处的第二宣传大队长蒋坚忍(第一宣传大队长似为康泽),借到了五十大元,才能狼狙回抵南京。采访的任务自未完成,连一条小命也几乎送掉。见到鲁荡平时我自然不免与他大闹一场,结果且愤而辞职。这时陈立夫方卧病在鼓楼医院,临走我没有去看他,也不想辩白,即幞被归沪。我走后,鲁荡平即振振有辞地在陈氏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陈氏来书中有责怪之意,我又覆书顶撞,从此与他有过年馀的时间,不通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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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晨报工作时,一天,公展由京返沪,对我说:"立夫先生请你立刻赴京,有事面谈。"我告诉公展过去的一段经过,表示不想再去见面。公展却笑我有孩子气而大不懂政治,力劝我不要固执,在他的敦促之下,我终于赴京与陈氏见面,却不料又受到了人生途中的又一场挫折。陈立夫约我见面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一手创办的"京报",有过辉煌的成就,以人事上的磨擦,而遭中途停刊,在惋惜之馀,引起了对于新闻事业的雄心与兴趣。他计划另创一家规模宏大的"民族通信社",从全国性开始而扩展至世界性,要在中央通信社之外,别树一帜,又承他想到而来邀约我。
我抵南京的当日,就在他螺丝转弯的私宅中相见,他留我一同晚饭,两人谈得很兴奋,也很和谐。他要我于一星期内把创办通讯社的整个计划草拟完成后送他叁阅,并再三叮咛我要严守秘密。我回沪后如期写好,再度赴京,可是一见面,尚还没有看过计划草案,就表示已打销原意。隐约说出为了消息的泄漏而遭到了某种阻力,因此不得不胎死腹中。最奇怪的是他把泄漏消息这一点,竟有归咎于我之意。其实在草拟计划的一周中,除公展外,我的确并未对任何人有过半点透露,他既然不想办,自属无可勉强,但在我,当时不免多少有些气愤,我愤然对他说:"好吧!你既不办,那末,就看我私人来办吧。"谈话也就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与他再见过面。

虽然当时我夸下海口,但事出突然,又何曾有过什么办通信社的打算。从陈宅退出来后,感到不胜踌躇旁徨。忽然想到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仲鸣,多年来与我具有一些友谊,何妨一试。我匆匆地去看了他,只表示出要创办一家通信社的意思,请他帮忙,当然我不会告诉他过去的经过。他倒十分的爽快,竟然一口应承。几天之后,就为我筹定了经常费用,先交给了我一笔为数不算太小的开办费。

 
我自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除薪水与稿费外,从不曾收过以任何名义得来的馈赠,而这一次却为了负气而乞援于人,到今还觉耿耿于怀。更不幸的是,就在留京等候的几天时间内,闲着无事,每天与同业们以打牌来排遣,不料几场麻雀,把刚到手的开办费又输得一干二净。最后还是再请佛海帮忙,才把"大白新闻社"开办发稿。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不久也就关门大吉。我于心灰意懒之馀,脱离了新闻界在上海改操律师职务。由于上海情形熟悉,朋友众多,居然生意滔滔不绝。职务羁身,与佛海的交往也就日渐疏远。不久,抗战爆发了,国都也由汉口而迁往重庆,中间虽然佛海曾有来信要我赴汉在他的中宣部内工作,由于交通不便,终于未能成行。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汪精卫氏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在河内遇刺之后,间关万里,抵上海,佛海也与陶希圣、梅思平等来沪,帮同汪氏筹建政权。佛海命罗君强光临寒舍,约我见面,一次晤谈,就作出了叁加的决定。当时我对佛海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不担任政权内的任何实际职务;二、报纸不但为是非之地,我对新闻事业也早已厌倦,不愿再从事报社的工作;三、过去半生,我一向为记者与律师的自由职业,放任惯了,受不了官场的拘束,这次的叁加,也只能算是友谊上的帮忙,以后对我如有所不满,给一个暗示,可以随时退出,希望不要让我杂在堂下百诺的班子中,一任呼来唤去。佛海当时毫不迟疑地全部接受了。

 
以后,佛海因委托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担任筹备工作,拟于政权建立之日,在南京发行一张报纸。不料那位朋友竟然卷了一笔巨款,溜之大吉,遂使佛海有骑虎难下之势。在他的左右,也确实没有一个对办报有经验的人,最后在无可推卸的情势下,不得不由我来负责。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就都是我一手在千辛万苦中为他搞起来的。

 
佛海对我其他两个约定,却真能始终信守不渝。汪政权的人事大权,操在佛海之手,因此每有更调,我以近水楼台之故,不时承他先来徵询我的意见,尤其财政部所属的有些税务机关,人们认为都是些所谓肥缺,他几次想我去担任这方面的事,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样的肥缺,还是留给别人吧。因为负了刮地皮的名,入宝山空手而回,将是对不起我自己;但如其因勇于为"财",而落得个怨声四起,那是我对不起你了。"他当时倒能一笑而罢。

 
佛海的性格,有时失之冲动,亲如杨惺华,信如罗君强,也常遭厉声斥责,但对我幸能始终保持友谊的立场。有两件事曾使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最钟爱的是他的女儿慧海,约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那时日军已败象毕呈,在日暮途穷之时,却在中国的占领地区大量搜括物资,汪政权既无力制止,也且是制止不了的。难处就在日方指这些物资,是军用上必需,而汪政权对太平洋战争,又曾宣布叁战,如反对供应物资,将何异为反对日人的所谓"圣战"了。佛海却给他想出了一个对付办法。日军收买物资,要以黄金来支付,以之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准备。他的理由是,如其不是这样,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他将无法应付他所主持的财政与金融。日本人当然不会愚蠢得连佛海的真意也会昧然无知的,经几度交涉,依然不得要领。佛海以决绝的态度,采取了杯葛的手段。这几天不办公、也不会客,整天躲在家里连电话也一概不予接听。面对日人的强硬,他内心上无疑是十分焦急,在这件事日人最后屈服之前,肝火自然很旺,一天不晓得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竟把这已经玉立亭亭的爱女,也痛痛地打了一顿。

 
另一件事,显得佛海的天真。那时几乎所有的税务机关,没有不是贪污横行。人们也总以为是出于佛海的授意,而由其部下来敛聚。到今天还有人对佛海的财产,作出了种种不是事实的传说。其实,佛海也真是有苦说不出,有人告诉他,某一税务机关的首长如何如何,他长长的叹一口气,而又并不采取主动。有一天我问他:"你既然几次提到某人贪污,为什么不把他撤换了?"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的固然不好,但他做了几年,已经捞饱了,有时还能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的,正如一个饿瘪了的臭虫,那会见了膏血不拼命吮吸之理?"这种妙论,也只是在无可如何中的一种自我譬解。他往往也会为了从某一个角度来对贪污问题作另外的看法。在胜利前不久,浙江省长项致庄有更动的消息,有人托我为他说项。我向佛海一提到这事,他说已经决定了将由丁默村继任。我说:"项致庄过去既是CC系的人物,又与你为陈果夫主政时候的江苏省政府老同事,几年来,他在浙江,至少操守上是被称为廉洁的,是不是可以有挽回的馀地?"佛海却说道:"做官而只是不要钱,那不如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不必吃了?"

 
但在佛海的内心上,代人受过,对贪污也确是深恶痛绝。当时财政部直属的箔类税局局长杨天运\,不但与佛海的夫人同姓,人家因他能由财政部的叁事而得此肥缺,总以为他也是佛海的妻舅,有人问这位局长与佛海的关系,他却但笑不言。事实上则是杨某的妻子,十年前早与佛海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就凭藉了这一层内助,他在税局任上,敢于放胆胡为,佛海自然也听到了风声。一天,我正在他家里午饭,他吩咐副官打电话去要杨天运\立刻就来。饭后他却进房睡午觉去了,我问佛海:"不是你要叫某人来吗?"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要钱的人,让我睡足了精神,再来痛痛地教训他一次。"我想到场面的尴尬,就先悄悄地溜走了。佛海有时的天真,类乎这种的事却例不胜举。

不过佛海在平时却显得很轻松,晚上八时以后,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上天下地,谈笑风生,他兴致一高,就会口不择言,说出太不雅驯的话来,他讲咸湿话,也决不像广东人那样所谓"细声请、大声笑"地遮遮掩掩,大声讲、大声笑,毫不做作。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正与日方谈判所谓"中日基本条约",日方提出了以伪满为蓝图的条件,在我们的想像中,汪政权决无贸然成立之理,甚至会有打销的可能,佛海对此,一直表示得极为悲观。有一晚,我们都在他家里闲谈,他醉醺醺地由汪氏那里回来,一进门,就摇着头说:"组织政府,不久就要实现了,不会迟过明年四月。"有人问他:"条件未成熟,为什么那样仓卒?"他说:"正是这样,因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感到已成泥足,因此需要由我们来促成和平。我们与日人的现状,正像男女间的苟合,当男人在迫不及待的时候,"说到这里,佛海伸出了手,把中指翘然直举,来表示所谓跃跃欲试之状;他再继续说道:"要谈条件,就在此时,而我们却先已自己褪下了亵裤,试问让他得了手,则生米已成熟饭,以后还会有什么可谈的?"他这样的又说又做,阖座在狂笑,而他却在叹息中悄然回房去了。

另一个笑话是关涉到汪政权中的另一位部长的艳史,这位先生,一向风流自赏,在汪政权中,他的权势也许仅次于佛海,每有重大事件,总喜欢大发宏论,俨然一个手持羽毛扇的人物。一次当他高谈阔论之后,先行离去了,大家正在研究他的意见,佛海说:"正经事不必多谈,健谈是他的积习,而他的一桩笑话,却不能不讲。在香港的时候,他不时召妓荐枕,连对不相知的妓女,也一样会喋喋不休。一次,正到了神魂飘荡的时候,无病呻吟,倒也罢了,他却不断喊出许多梦呓似的肉麻话。妓女的义务是作为一个被人泄欲的工具,她那有兴趣来听你自作多情的废话,况且,他一口浙江土白,也实在令人难懂。当听到不耐烦时,用纯粹的粤语厉声对他说:"你讲我唔知;我讲你唔识,丢就丢,讲乜!""正是落花在有意,流水无情!这在身当其境的,将如何大煞风景!而现在我以久居香港之故,总算懂得了粤语,回想这寥寥四句,犹觉如闻其声,如见其状,还不免令人绝倒。佛海在正事之馀,往往会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平时很豁达,也很风趣,而结果还是经不起太沉重、太出乎意外的打击,卒以心脏病毕命狱中!

佛海在事业上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他的学识与文才,思想有条理,处事决断而敏捷,与人谈话,显得坦白而亲切,使人觉得易与接近。他一向自以为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外,肯负责、能受言,也是他的不可及处。在汪政权的六年中,像我这样既有要不得脾气而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始终彼此相处无间,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优容,而使我迄今仍怀有知己之感。

就以办报来说,佛海要我筹办的南京"中报",创刊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即汪政权成立之日。南京有一处游乐场"大世界"却也于那一天开张。搞这个游乐场的是一个所谓生意白相人的潘三省。最初他是一个保险捐客,日军占领上海后,不知他怎样拉上了日本人的关系,开办了一家内河轮船公司,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上海颇有名的交际花王吉,夫唱妇随,在社会上就搞得风生水起。佛海等一批人由重庆到达上海之后,又给他交结了。他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了一处不俗的房屋,更有好厨子,每晚大吃大喝,宾至如归。舞女、(禁止)、交际花、女伶、电影艺员等,都应召到那里来陪酒陪睡,现在几个当年上海老牌影星,又有几人不曾在那里出入过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都是常客,每晚没有事,就踅到里,潘三省因有此关系,与人方便,也自然自己方便。在戈登路上,又开了一家赌场,益发财源滚滚。他对人谈话,一开口非公博如何,就佛海如何,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汪政权建立之前,他以振兴南京市面为名,倚仗了这几个靠山,筹设起这一家游乐场。

 
我一向以此人为可鄙,放在"中报"创刊的翌日,就令采访部对"大世界"写一篇特写,不必有什么顾忌,要尽量予以打击。在第三天的报上,就出现了严批厉
评"大世界"的文字,指它藏垢纳污、影响治安。潘三省怎样也想不到周佛海办的报纸上会有不利于他的记载,也亏他还向佛海哭诉,使佛海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找我去说:"为什么中报要对大世界攻击?"我说:"是我特别要他们写的。"他说:"那又为了什么?这样不使三省太难堪吗?"我说:"正是要他难堪。为公,这还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为私,他一公开向人宣传你与他亲密的行迹,以及他为你牵?拉马的劳绩,发表这一篇,就是为你澄清这一点。"他愕然了半晌,才点点头说:"今后还是适可而止吧。"

 
又一件事是佛海在无意中对我说起梅思平一直在他面前提到平报办得不好的事。我说:"平报的确办得不好,但此时此地,我已无能为力。"那时平报也是上海的大报之一,在沦陷时期,上海发行的大报,有中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平报与日军机关报新中报。平报的销路还不错,开办六个月后,就能做到收支平衡,而梅思平既未提出具体意见,笼\统地在佛海那里对我指摘,就使我心里有气,我又对佛海说:"我很奇怪,梅思平是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论私人关系,他不是不认识我;更何况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意见,他有权提出,也应该向我当面提出,你是平报的董事长,他偏偏要对你说,态度就显得大不光明。"

 
我从佛海那里出来回到报社,就通知编辑部,以后所有梅思平的消息,以及有关他的实业部、粮食部等的新闻,今后一概予以封锁。几天之后,刚刚思平发表了一篇实业方面的重要谈话,各报都以头条新闻刊出,而平报却一字不予登载。思平把这事告诉佛海,佛海又找我,问我不登他谈话的原因,我说"思平不是对你说过平报办得不好吗?不好的报纸登载了他的伟论,岂非反而辱没了他?"佛海知道我还在负气,笑笑说:"好吧!你等着我如何来消释你的不满。"果然,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思平请我吃饭的请柬,那天人虽不多,却让我坐了首席,尽管席上并没有再提起这一件事,但思平表现得特别谦恭而亲切的态度,就是无形中在向我打招呼。现在想来,当年年少气盛,多少有些嚣张跋扈之状,换了别一个人,对我能如此容忍得了吗?

我对佛海的念念不忘,也不全是在这种(又鸟)毛蒜皮的小事上面。在我前书中,曾经有过赴伪满大闹的经过。这事的结果,自然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极大不满。当我返抵南京后,日本宪兵司令部就奉令采取了行动,我上海的寓所被搜查,上海广播电台故意要我去广播赴满感想,却又给我谢绝了,一时面临了危险的处境,但这事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终得安然无事,我一直不解日本何以忽然会停手的原因。直至前数年去东京时,今井武夫来看我,闲谈中提到了这一件事。今井告诉我说:"你在满洲的时候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指你反满抗日,要严厉查办。我那时正担任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第二课课长,奉令负责办理。我先去看周佛海先生,详细告诉他你在"新京"(按即长春,时为伪满首都之名)的一切,要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获得他的谅解。不料周先生对我说:"某人所做的,也就是我所要做的,假如日军对某人要有什么行动,无异就是直接对我。"因周先生有此强硬的表示,使我们投鼠忌器,而不得不停止追查。"佛海不失为一个有血性、肯负责的人,我对他的怀念,可见也决非仅仅出于私人的交谊而已。

附席再谈一件小事:当"中报"创办刚刚半年,一九四○的秋季,他又要我去上海筹备发刊平报了。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租界以内,抗日空气非常浓厚,要去办一张宣传和平的报纸,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情,也不容易有良好的发展。我对佛海说:"当年我曾与你有过不办报的约定,现在又要我去担任这一任务,一之为甚!请派别人去吧。"他说:"有人,我就不会再勉强你去。"佛海左右,也确实无办报有经验的人,我也知事实上无可推辞,我说:"那末一定要我去,我就勉为其难,关于经济方面,请你派人管理,惟报纸内容,希望你绝不要加以干预。"佛海说:"内容我自然不会干涉,你尽管放手去办,有什么事,一律由我担当。至于报社的经济,别的机构我尚且会请你代我去管,何况由你主持的报纸。你这种话,不是我不相信你,却是你不相信我了。"佛海这样说,可能是一种手段,居高位而不颐指气使,能推心置腹,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又谁能免于得意而忘形?
以后平报发行了,佛海也的确遵守着他的诺言,我每个月把账目连同单据送给他,他就高高的堆在家里的写字抬旁,从来不加拆阅。我忍不住问他:"即使忙,也尽可以把这些账册间或抽查一下。"他爽快地对我说:"送,是你的事;看,是我的事。我不干涉你,你也不干涉我。"
佛海与我,前后有十七年的交谊,我所知于他的事太多了,侈谈他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不为人信,也恐不为人谅。把我们之间的往事,在回忆中随便摭拾一二,加以记述,决不在炫耀我自己微不足道的经历,只是要分析佛海的为人与他真正的性格。在淑世之季,朋友与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友谊,就已经太难得了,就以此文作为对一个朋友的悼念吧。

 
写这一段经过时,我又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平凡而渺小的人,仅因在风月场中与他谈得拢,尚且会如此推诚\相与,他真会背叛国家、背叛他一向的景从者吗?如其他真已竭尽其所能来完成他所接受的任务,那么既然鞠躬尽瘁,我不负人,即使含冤而死,还有什么不可以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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