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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03:黯然无语中开结束会议

口述史 | 2016-02-24 21:0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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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我再要说汪政权是先天上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当汪氏离谕之前,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日本互军部方面有过多次之接触,当时日方表演得似尚有谋和之诚意,连贵族出身的文士近卫文磨所发表的和平三原则,也且较之德使陶德曼调停时颇有让步。汪氏以为两国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日本以为三个月可以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数百万的派遣军在中国本土所能占领的,也仅是点与线,这一场侵略的战争,显然已经成为泥足。日本向我们领教过了,即至愚至狠至恶者,也应该已到了悔悟的时候。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共存共荣与两败俱伤,也应该会有所选择了。孰知等汪氏脱身至沪,且亲往日本折冲之后,竟发现日军阀之野心非惟未戢,而且还要以伪满的蓝图,施之于中国本土的沦陷地区。故不论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如何?所谓中日合作,迟早也必归于破裂。汪政权中人悲惨的命运,终将无可避免,非被杀于异己,亦不免见戮于异族耳。
 
 
其次,汪氏身体上既为被刺的旧创而日渐削弱其健康;精神上又为当前的环境而满怀着忧愤,身心交困,终于不支而病死异国。迨其一旦撒手尘寰,群龙无首,内都诸重要人物,也且各自为谋。
 
 
其间,日本军事上的败绩,影响到各人的心理,重庆特工手段之巧妙,玩弄各人于股掌,陈公博周佛海以至梁鸿志、任援道、丁默村等人,无不与重庆暗通款曲,人人对此政权早已缺乏信心。我相信如汪氏不死,他有着一股革命者顽强的勇气,他也有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机智,必不甘于俯首贴耳而生杀由人。如汪氏在,则汪政权最后之结局如何,恐正未易言也。
 
至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汪政权诸人可说为国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却了政治上有成败而无功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通例,忘却了自身的危害,也不信政府会食言,一夕之间,雀乱(又鸟)飞,山崩瓦解,使重庆得以顺利接收,使当局得以尽情惩治。也许,汪政权中人最后服法的表现,虽足以表明为国家的心迹,但这又何裨于死难的诸人?
 
汪政权自创建以迄覆亡,为时未及六载,国民政府自接收以至撤退,不足四年,攘外了,又并不能安内,中原逐鹿,祸结兵连,世事靡常,沧桑又变,虽快意于一时,固同属一场春梦耳!
 
汪政权之终将归于解体,也许局中人较之局外人有更早的预见。当汪氏于敌人枪刺下创建政权之始,一呼而至者数以万计,不能不说有些人确是信赖他的谋国之心。故当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氏以病亟赴日医疗,人心即大感惶虑,不幸施行手术后,仅经过极短时期内有过好转现象,以后缠绵床褥,又日趋沉重。自是年十月起,以迄十一月十日逝世止,中间曾先后三次急电南京,报告病况危急情形。汪政权在十月初第一次接到是项来电时,陈公博以次都有着大厦将倾之感。以为如汪氏一有不幸,日军人之态度如何,重庆方面之行动如何,在在可虑,领导无人,政权有随时崩溃之可能。
 
汪氏于离京赴日前,本留有亲笔手谕,将职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代理。自接汪氏病危的电报后,陈周会立即召集过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次结束会议,也可以说是事实上的一次结束会议。举行的地点系在南京颐和路汪氏官邸的大客厅中,所有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大都出席,使厅中U形的会议桌上,座无隙地。陈公博以代理主席身份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了汪氏在日病况危急情形,以及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现势。他认为如日本溃败,而汪先生也有不讳,总不能束手以待局势的发展,他与周佛海共同提出了一项建议:拟集中精锐都队十万人于苏鲁交界的沂蒙山脉区域,备为万一的根据地,以保持实力为求得将来合理解决的准备。

 
接着周佛海起立补充理由,他说:"在座中认识蒋先生的,应以陈代主席为最早,但我自民国十六年起至此次离渝为止,侍从蒋先生前后十馀年,自信认识蒋先生的,应以我为最深。蒋先生的为人,只知利害,只重实力,因此不能不先有自保之谋。此项建议,虽为不得已之举措,但为必要之举措。"当时在场的,曾有多人先后发言,大致都附和原议。此建议固不能不说自有其先见之明,但我怀疑那时周佛海早与戴笠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氏逝世后,我也对他有过同样的说法,他还批评过我为书生之见,这次会议,我并未叁加,不知当时何以有此建议,发此言论,是否其别有作用?
 
 
不过胜利以后,有空名而无实力的军人,则以叛国而悉被先后处死,手握重兵的如任援道、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熊剑东等数不清的实力派,则一律以卫国而仍加重用。所谓国家纪纲也者,原来只是如此而已!
 
但当时李圣五却力持反对,他说:"我们随汪先生不惜牺牲一切以谋求的,即在全面和平之实现,以免于国土的糜烂与民生的涂炭。如到了全面和平可以实现的时候,反拥兵相抗,使国家重陷于分崩离析之境,这岂是我们组织政府的初意?五年来同人与日本周旋交涉,在沦陷区内抚死救伤,已属筋疲力尽,有日如能克卸仔肩,还我初服,论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否则,国人将以我等为何如人乎?"李圣五发言后,当场附议他的意见的就有陆润之、陈君慧等人。
 
 
公博与佛海,却也并未坚持,经过许多人发言之后,公博就说:"今天我们不必急急作出任何结论,兹事体大,留待他日再谈吧!"会议就这样于无结果中宣告散会。在以后汪政权存在的经年时间中,此事就无疾而终,也从不曾再有所讨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广播了投降消息,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又正式下诏。汪政权自陈公博以次,虽已有了决定的方针,却还有着很大的踌躇,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内心里则怀有极度的紧张。在八月十六日之前,陈公博曾先召开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解散会议,"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也分别举行了会议,会议中各人所表现的,尽是以待罪的心情,静候重庆派员接收。各次会议的出席者,现在已无法清楚记忆,每次会议他叁加者也并不一律,留京的重要人物,都有过一次或多次出席,会议席上,当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时候,大多数人,因国家的胜利与个人的命运交萦于中,遂致默然相对。那时出席过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温宗尧、梅思平、李圣五、何炳贤、陈君慧、岑德广、陈群、傅式说、赵尊岳、任援道、鲍文樾、胡毓坤、夏奇峰、凌霄、周隆庠、王家骏等。
 
陈公博总是以主席身份首先发言,声述一些当前的局势,并以他一向主张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决定把政权解散。在重庆派员接收之前,仍然负责辖境以内的治安,促各机关单位赶办结束,静待移交。对这一个大原则,全场没有一人反对,连后来以自杀来表示抗议的陈群,也默不作声。
 
 
发言最多的是此时已由重庆明令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任援道。主要在报告他与重庆取得联络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立场。据他说:在半年以前,他正在苏州的江苏省长任内,有一天,正在午睡中,忽然有一个不相识而且是不知名的人到来访谒,说是有机密要事必须当面谈话,经他接见之下,来客就立即表明身份,却是重庆军统所遣派的,希望任援道能为渝方效力以自赎。从此任即与重庆搭上了线,开始于暗中工作。以后重庆曾不断派来军事人员,都由他介绍至汪政权的各个军队中潜伏。因有此渊源,此时已正式由重庆军事委员会明令付给他以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虽然他奉令担当这一项任务,但有人说他为了讨好重庆,出卖朋友,他矢言决不会那样做,尤其对梁院长(鸿志)将尽力保护。他迟疑一下之后,又说:对陈主席(公博)也将同样负责。任援道于发言时,有时竟至失声痛哭。接着陈公博也表示与重庆有着联系。
 
 
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的官邸举行。会议的时间很短,数分钟即已毕事,陈公博取出了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之后,梁鸿志对字句上提出有所修正,即匆匆宣告散会。汪政权于千回百转中建成,就这样于一夕之间全盘解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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