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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9:陶希圣说谎

口述史 | 2016-02-24 21:4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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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至于陶希圣为什么竟与高宗武偕逃呢?
 
他当时原是对和平运\动最热心的一个人,在重庆时,又为怂恿汪氏最尽力的一个人,在上海时,更是攻击蒋氏最猛烈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也要叛汪而去?应该也不单是如其表面所说的是为了反对和平条件吧。我们同情陶氏今天在台湾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党内与文化界中,有着那样不平常的地位,而且他又必需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但谁都知道他有过与汪氏那一段往事,当年何事反覆?不说,也许会被人认为他内愧于心,终于在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以"揭发日汪密约的幕后"为题,发表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为自已作辩解,姑先照抄一段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 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三十一日签字。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狂妄野心企图,白纸上写黑字, 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 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二十九年元旦,为避免汪周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当我从周佛海住宅告辞出门的时候,佛海送到门口,他说:"你的面色不好,要休息才好。"我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这样说。"几天以前,有陈某秘密告知我,说七十六号有计划,要刺杀我。我说这话,就是暗示这件事。

"元旦赴汪宅拜年之后,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汪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这天自愚园路回法租界,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兄来拜年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
"我们决定趁四日开航往港的胡佛总统轮。
"四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作者按:上海无国泰饭店,大约是中文名华懋饭店之误吧)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滩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才从船上打电报给冰如(按此冰如为陶之夫人,竟与陈璧君不均而同名)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

下面是写他的妻子儿女怎样获得汪氏允许而离沪的经过,与本文无涉,故从略。中央日报上的一段,多少还说了些不是事实的事实。
 
这几年他又为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他的自传,于"乱流"一节中,写他从武汉到重庆,再由成都转河内,最后去广州到上海,这正是个随汪时的重要关节。那时关于他自己的言论与动态,几于一字不敢提,抑又何也?
 
就上述中央日报所登的一段陶希圣所亲笔写的经过来看,就我所知,非但有些重要关节,与事实颇多出入,而且前后亦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我很同情他写作时心境之乱,在台湾众目睽睽之下,更应有不知如何下笔之苦。
 
因为首先他说出走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分割中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但他又自承为"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那末在谈判时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以陶的自命忠义愤发,当不至看到了日本人就会噤若寒蝉。固如所说,当场不敢反对,事后畏势潜逃,又抑何其怯也!
 

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这项托辞,另有一项旁证,当他与高宗武抵港以后,晚间赴九龙塘去访何炳贤,何开出门来一看,竟是这两位"和运健者",倒真是既惊又诧。延入客室之后,何炳贤问他们何以突然来港?陶说是为了反对汪先生组织政府。何又问他:"那么上年汪先生召集干部会议时,我一个人在席上声嘶力竭,反对汪先生另建政权,你何以又让我单独作战,而默不作声?"陶氏讪讪地说:"如我也反对,恐怕佛海他们将有不利于我的举动。"何炳贤又说:"你这就不对了,即使你不便公开发表意见,难道你没有资格在私室中与汪先生谈话?"至此,陶氏为之语塞。本来还要约陈公博与他们见面的,而第二天去寻他,却已搬到不知那里去了。
 

其次,陶氏在那篇长文中还说,因为怕迫他签字,所以于二十九日"称病不出",但到元旦那一天,却说是"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又说元旦陈璧君主张他补签密约,汪因他面色不好,所以让他改日再补签。他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被邀而不肯下笔,就是生命断送的时候。"我很奇怪何以有"文胆"之称的陶希圣,竟于短短数行中就矛盾百出?既说"称病",又说"抱病",究竟是称病、抱病、卧病还是心病呢?
 
 
再则,假如说这是密约,应该由汪氏来签字,他还无签字的资格。假如当时因陶氏是和运柱石,又是谈判的出席代表而必需由他签字,那只是"面色不好"而已,能拜年,岂又不能举笔?且因病而不能举笔,又何至断送生命?汪先生到底还是个文人,几曾听到过他在政坛数十年中,对他一有违忤,即有随便杀人之例?陶希圣未免大危言耸听了。
 
 
陶希圣说谎的另一人证,是现在留港的樊仲云。他告诉我:"那次赴汪宅贺岁,是陶希圣,朱朴之和我同去的。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我绝没有听到过汪先生夫妇要他签字于密约的话。而且那天宾客满堂,贺岁时的气氛,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而且也没有谈正事的可能。"汪氏虽逝,朋侪尽在,他又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
 
陶氏叛汪出走的另一理由,说是"七十六号"有计划要谋杀他,我敢说绝无其事。因当陶离沪前,为了我在负责筹备之"中报",陶与林柏生要把它改为"中央日报",罗君强写了一却给陶太不客气的信,周佛海还重重的责备了罗君强一顿。但周陶之间心中有芥蒂则是事实,周佛海时常不满于陶经手的宣传部经费,时常指为滥用公款,账目不清,而陶对和运也以首功自命,而佛海此时大权独揽,后来居上,心中的不无愤愤,亦属情理之常。
 
 
他本希望汪政权建立后,出任宣传部长,而汪已内定由林柏生担任,只为他安排了一个教育部长。但芥蒂是一件事,刺杀是又一件事,佛海对他即有不慊,以高陶当时为和运健者,而汪氏对他们又宠眷未衰,况当政权宋立,周佛海羽毛未丰,亦何敢同室操戈,轻举妄动?自更无论于丁默村李士群之流了。
 
 
证之高陶出走以后,汪氏夫妇仍无一语相谴责,陈璧君且大骂为罗君强所逼走,而周佛海在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亦记有"汪先生为陶希圣解脱"之语。若"七十六号"果有"阴谋",恐就不易让他如此扬长而去,又何至当他已经离去之后,始亡羊补牢,"派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之理?

 
陶希圣高宗武出走的决定,在他那篇长文中,仅仅"走了吧"一语,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真是到了出走前六日方始决定的吗?他把高宗武长时期的准备略去了,他把杜月笙的积极帮忙抹煞了,更其把重庆对他优惠的条件隐藏了。拾遗撰"杜月笙外传",其中又曾写出了陶由沪到港后的如下一段秘闻:
 
"在这一段光阴里,陶希圣过的倒是闲适生活,经由月笙之手,政府按月拨给港币三千元,办着一份月出两期的"国际通讯"。薄薄的小册子,完全赠阅,不须发行。出版后包扎一大捆,交由月笙托人带往重庆分送,香港市面却看不到一份。┅┅无如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陡然爆发,那时月笙已去重庆,抱病颇重,当局嘱他开列旅港重要人物名单,以便派遣飞机前来抢救,他开出的第一名便是陶希圣,一面急电希圣紧急准备。无奈飞机只能在深夜到达,着陆时间极短,车辆已被香港政府徵用,希圣根本无法跑到机场,回渝之念,只得放弃。迨至九龙失陷,希圣吓得不敢回家,终日在街头盘旋,东住一宵,西宿一晚,最后挈带家眷,匿居弭敦道黄医生家的后楼。好在日军不久疏散人口,希圣参加由杜宅一班人组织的难民回乡队,始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脱险离港。┅┅夫妇临行,彼此互约,一踏上中国地,第一件事就是给杜月笙打电报。因为随身带着极少的钱,没有月笙,没法得到充分的接济。后来他夫妇俩和孩子们都平安地到达重庆,月笙始告放心。希圣旋由陈布雷先生汲引,分担了文学侍从的工作。官俸无多,缓急时有,月笙便成为他的外府。尽管月笙经济情形,当时并不甚佳,但于他的需求,总是有求必应。胜利以后,希圣地位日高,踪迹日远。在月笙公子维屏涉及破坏金融案件时,偶然也想到他,可是月笙沪寓的十八楼头,座客常满,却不易见到陶希圣的纡尊降贵了。"

 
这一段完全可以相信是该文作者亲见亲闻的事实,离沪前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并没有说有不利于他自己,那为什么也要走呢?原来一登龙门,就是身价三千!也许这懋赏还只是表面的呢?看了陶希圣对于杜月笙的前后大易其态,那对汪氏的有始无终,也就无怪其然了。
 
 
但如一念及当年汪氏的推心置腹,于其出走后尚且力为回护,及今回思,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他始终附骥于高宗武,而得现在的安享尊荣,其成就也且远胜于高,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悬想其定有欣然于"不悔当初"之感吧!而我对他的观感,则是:他在重庆时最拥护汪先生,最后是最伤害汪先生,他在上海时最攻击蒋先生,而现在又最效忠蒋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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