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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雄白

口述史 | 2016-02-24 21:57:58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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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香港还有旧书可淘的时候,朋友托我买的最多一套书是香港春秋出版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书很不好找,几年的时间才买到一套,网上拍卖也只出现过有限的几次,当然,价也不菲。因为这套书,才开始注意作者金雄白这个人。以后又在港澳的旧书肆里陆续买到了他的好几种著作。他的书,内容翔实,掌故丰富,有很多难得一见的史料,文笔也老练,觉得这个人是很值得好好谈谈的。

 

金雄白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他在自己文章里也一再这么说。他1904年出生在上海青浦,1985年在日本去世,一生的经历很复杂。他早期主要从事报业,此后也一直是和报纸相始终。其学历只是中学,通过潘公展的关系,在野鸡大学“混骗”了个法律学士文凭,在上海滩挂牌营业,短短几年竟成了很有名的律师。抗战期间金氏追随周佛海落水,历任汪伪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任《中报》总编辑。汪伪时期,汪政权政治活动中一些无法公开的经费,很难处理,需要开设一家银行来秘密走账,金氏遂摇身一变成了伪南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日本人投降后他毫无例外地被当成汉奸投进了监狱,财产遭籍没,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后法院以金氏“协助抗战,有利人民”减刑为两年半。

 

为什么自甘落水,金雄白在他的几本书里都有陈述。在起初周佛海来劝他加入汪伪时也有犹豫,出于对周的知遇之恩和对权力金钱的贪欲当是其下水的主要动因。正当作者首鼠两端,犹豫要不要附逆的时候,传来重庆特工要对他采取行动的恐吓消息,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这和周作人被刺,汪精卫河内遇险导致的后果基本如出一辙。对参与汪伪政权的评价,他自有一套逻辑:那就是历史上没有忠奸之辨,政治只有胜败之分。成王败寇,失败者只好做倒霉蛋,这套理论抹杀了人们历来对贰臣的道德谴责,这样的自辩出自金氏这样身份的人之口,也在情理之中。作者对参加汪伪死不改悔的态度和周作人的至死不忏悔,不辩解,一辩就俗的观点,可以交相辉映,这种现象大概不能泛泛第用无耻和道德沦丧来看待。

 

金雄白于一九四八年获释,在内地和香港无所事事惊蛰伏了两年。大陆易手后,金氏起先对新政权还抱有幻想,希望在鼎革后做一个良民,但新政府办事人员几次找他谈话彻底粉碎了他的好梦。到底是老江湖,在报社的那么多年的从业经验培养了政治敏感,他觉得红色政权下的大陆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便设法再次跑到香港。这大概是他一生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到港后,他先是还不改在上海的派头,经常流连咖啡馆舞厅,出手豪阔,但坐吃山空,看看不是长久之计,遂在“不学有术”的报界奇人陈彬和的怂恿下经商。陈纠集了一帮南逃到香港的失意政客和商人合伙,其中就有后来骗得金雄白差点跳海的盛宣怀孙女婿,也是上海滩“花国大总统”富春老六的前夫周文瑞。金氏因办过银行,被公推为总经理,这帮人都不是经商的料,而且彼此拆台和猜疑。陈联系了战前曾做过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的芳村做中间人,异想天开计划从日本购买战略物资出口给韩战时的中共,可金雄白实在无此胆量,只愿做平常贸易。由于经营不善,全军皆墨,公司最后倒闭时,金雄白把所有的积蓄都填了进去,才还清了欠债。

 

在去香港之前,家人痛于金雄白前半生因从事政治和新闻带来的苦果,曾谆谆告诫他不得再干这两个行当。前者无需担心,香港那样的弹丸之地,想做政治也无从做起;对于后者,金氏想不做都难。生意失败后,囊中无钱,生活无着,因支付不起租金,住处也越搬越小,到最后无处栖身而不得不寄人篱下。谋生无术,身无长物,终于在贫病交迫中不得不靠卖文疗饥。1954年,金氏终于重操旧业做了陈孝威的《天文台报》的主笔。

 

虽说是主笔,金雄白在《天文台报》在主要的工作只是给报纸补白,长篇大论的文章自有陈孝威亲自操刀。为稻粱谋,金氏写的大多是向壁虚造,废话满篇的稿匠式的游戏之作。政论随笔,新闻时评,人生感叹和零星回忆,无所不写,但到底是摇了一辈子笔杆子,作者深谙为文之道,能把很平淡的题材写的跌宕摇曳,趣味盎然。这些零星文章看起来就是白开水,但他有办法把文章写出滋味来,这也是一种本事。《乱世文章》前后出版了五册,就是金氏为《天文台报》所写的零星文章的结集。搜索枯肠竟然能搜出一百万字,确属难得。

 

 

1957年,曾和金雄白在《天文台报》面对面坐同一张写字台的另一撰稿人,也是陈孝威的连襟姚立夫,计划办一个掌故类的半月刊,这就是后来在香港延续几十年的著名掌故刊物《春秋》,金雄白受姚立夫的撺掇,从1957年8月起,在《春秋》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登载的文章于1959年7月始陆续刊行单行本,1964年2月全书4册杀青。数十年间,再版5次之多,并于1960年翻译成日文。以后作者又不断增订和补充,以《汪政权实录》合订出版,1965年合订精装本再版后,改为《汪政权始末记》。这套书出版后,在华人社会里一纸风行,在海外引起很大的轰动。,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全书204节,1000多页,100万字以上。先后出版了四册、五册和六册三种版本。我手头的《汪政权始末记》是1965年出版的精装五册本,下面就据此书,对全书的内容做一个简略的梳理。

 

第一册 1~56节自汪精卫离渝,抵沪酝酿开府,南京还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作者加入汪伪组织的起因,汪氏离开重庆的原因和方式,汪氏开府金陵前在上海筹划的细节,青岛会谈三政权合流,高陶的出走经过,沦陷后上海的多政治派别的角力,汪伪七十六号的组织,重庆政府和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工战,汪氏组府和还都的细节,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清乡,汪政权内派系的斗争和内讧,汪政权和日本政府的周旋。

 

第二册 57~106节汪政权的人事、施政及汪氏病死日本的情形,沦陷区的百姓生活和经济,沦陷区伪军、汪政权的主力部队和税警团的情况,汪政权和日本、伪满及外交,汪政权内高官和重庆政府的勾通款曲的内幕,汪政权官员的醉生梦死糜烂生活,对周佛海以及周氏派的评价,七十六号的恶行以及李士群,吴四宝的横死,汪氏客死东瀛,灵柩返回南京葬于梅花山及战后汪墓被毁的真相。

 

第三册 107~114节 自陈公博继位到日本投降。附录了汪氏晚年的诗词和周佛海狱中遗诗,

汪政权治下(主要是上海和南京)的人民生活,汪氏死后陈周之间的明争暗斗,日本投降时汪政府树倒猢狲散的混乱场面,汪政权解散和陈公博赴日经过,国民党和汪政权军事勾结接收沦陷区的情形,戴笠对汪伪汉奸的安抚,汪伪高官落网和关押。

 

第四册 145~180节 抗战胜利后接收,对汪伪汉奸囚禁、审判、判刑的详情。附录陈公博遗著:八年来之回忆。汪伪政权里重要人物的关押审判和临刑的情形:陈公博在法庭上的答辩和就刑经过;梁鸿志的被捕,狱中吟咏和被刑,汪伪垮台时周佛海重庆之行内幕以及周氏如何瘐死狱中,(周的太太杨淑慧曾去找周恩来,周除了嘱咐杨淑慧别透露曾与其见面的消息外,还对杨说:周佛海手里有无蒋介石的凭据?如有,立刻秘密交还,或可尚有一线生机),陈壁君储民谊丁默村等人的审判和狱中的表现,作者对审判汉奸的看法和不满。


第五册 181~204节有关前四册的补遗和补正。关于汪氏离渝,河内遇刺,日本病逝。战事初起时重庆政府对战事的悲观以及对与日媾和的态度,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汪精卫离开重庆的原因分析在河内被刺的详情,对高陶事件的辩诬,汪精卫赴日谈判组府的条件,陈公博附汪的内幕,汪政权重要人事表。此册还附录了别人记录的汪氏对国事遗书《最后的心情》,这件事颇有戏剧性,据金说此遗嘱是1964年一个匿名的人寄给他的,在汪氏弃世二十年后允许发表。这份所谓的汪氏遗书,后被考证为伪作。

 

金雄白在写《汪政权开场与收场》时,距离汪政权的覆灭已经过去了十四年,汪政权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政府已经成了一般大众接受了的盖棺论评。金氏不是以“抚哭叛徒的吊客”的身份来做做这件事的,因为他本人就是汪政权中的一员。他在此书的开篇里都反复声称不是为了给汪政权翻案,而是为了澄清事实,提供身经目击的真相,给后人作为殷鉴和评价。他对当时政府的判决是很不服气的,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辨是非,争公道。至于像台湾李敖那样,把金氏当成“不愧为一个收尸型的义士”,那是高抬了他。

 

作者以一人之力来写汪政权的一幕历史,在手边无资料的情况下全凭记忆,真是不易。他一再说这本书是个人的回忆录,记述的是自己经历的或可以征引的史实,在写作时是凭着个人的良知,以自身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力求做到真实可信。此书的弊病也很明显,因为在刊物连载,大多是急就篇,没有统一的大纲。纲目之间缠结凌乱,叙事前后倒置,内容多有重复,文字也比较拖沓、枝蔓。

 

 

对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作者是充满同情和敬仰的。这种感情出自作者内心,读者在字里行间自可感受到。金氏认为:汪精卫主观上绝非卖国求荣,相反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汪氏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毅然脱离重庆中枢,忍辱负重和暴日交涉,寻求另一途径的和平,在沦陷区建立政权,救国家于水火,保留国家一点元气,以求得中日纠纷最终解决”。他觉得像汪氏这样的人,是不会为了利禄和意气甘心出卖国家和民族,来自毁其半生的光荣历史的。汪精卫在抗战前处理中日关系时,就提出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金氏引用汪氏出走重庆时留给蒋介石的信中的“兄为其易,我为其难”的话企图证明汪氏开伪府于金陵是和蒋介石彼此唱双簧。作者在书中还引用汪政权三巨头各自的辩解:汪精卫说:到底是汉奸还是民族英雄,看能否救国为标准,和平能够救国,也一样可以去做;陈公博说:抗战是对的,和平也是不得已;周佛海则说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

 

汪政权里,金雄白与周佛海有很深的友谊和关系,周在汪政权里一向是炙手可热,因之汪政权中的许多机密,金都与闻。和陈公博早期被动随汪下海不同,周在汪政权中自始至终咄咄逼人,他是汪政权的台柱子,一直握有汪政权的财政大权。作者作为周派一员,《汪政权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对周佛海的政绩和为人多有溢美之词。周氏瘐死狱中下葬南京时,金雄白还特地赶去悼念死友。但金氏自承一直不清楚曾经是蒋介石身边红人的周佛海甘心落水的真正目的,对周氏一直和重庆互通款曲也给不出答案。金氏对非周派人物多无好评,这大概是帮派气在作怪。但他对陈公博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在金氏的笔下,陈氏是为朋友不惜以死相殉的人。汪氏去世后,陈勉为其难接手那样一个烂摊子,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欲还是为了义气,很难评说,陈自己说是为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日本投降后,陈公博出逃日本。这两件事,被马五先生直斥为利令智昏。在那样的情形下,想托庇于降国活命,大概连三尺童子都做不出来。金雄白对此的解释是陈不想丢命于乱世,而且留在南京对国民党接收不利,还称赞在被押回国的飞机上,陈所作的“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之句堪比汪氏的名句“从容做楚囚”。这样的推崇,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

 

汪朝人物复杂,派系众多,即便是周派内部也因为权力分配和利益关系相互倾轧。作者于此处,往往爱憎分明,对不喜欢的人信笔指斥,绝不假借:杀人魔王丁默村临刑时吓得浑身如筛糠;“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而文弱书生,在被刑时反倒从容不迫。胡兰成反复无常,被作者直指为“变质的中国人”;罗君强等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任援道翻云覆雨出卖同僚朋友;汪政权中很多高官醉生梦死,私生活糜烂不堪入目等等。他对高宗武陶希圣中途“叛离”尤其鄙视,书中有大段的篇幅不遗余力驳斥陶晚年在台湾的书《潮流与点滴》中关于高陶出走事件的叙述。

 

研究抗战史的人大概很难绕过《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套书,此书风行的原因除了民间的抗战史一直是空白,在国共两家正史之外,以第三者和汪伪亲身经历的身份来撰写这一段历史是其重要特色。金氏一再强调,他是以个人身份来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带有个人传记的成分,和一般史书不同。这套书还保留了很多原始资料,如照片,手迹等,这在通常的抗战史书里不易见到。据金氏自己说,此书连载时,他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多是同情,感慨和惋惜。港台两地只有曹聚仁和龚得柏曾著文公开驳斥,曹氏的立场一贯左倾,其观点大约和“XXX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社论仿佛,且不去说他;龚氏在报界一直以大炮著称,正义感极强。看了他反驳的文章(后来龚还出了一本书:《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觉得实在是强词夺理,不足让人信服。

 

研究汪政权的书中,《汪政权开场与收场》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除了史料价值,作者作为汪政权中的一员,其观点也值得重视。金氏认为一国如果有那么多的汉奸,那是国家的耻辱;也许是兔死狐悲,他对那几个临刑前能坦然就死的文职人员,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遣词造句中都流露了对汪伪政权和官员的无限同情,诸如他称陈公博从容赴死是“为服法范例”,“有面目见汪氏于地下”等等,这对我们习惯于非白即黑的忠奸思维实在是个挑战。

 

看完这套书,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后,读者会意识到真正的抗战和我们的常识中敌我对垒,你死我活的情形大相径庭,战场上两军在肉搏的同时,谈判桌上也一样紧锣密鼓。有打有和,和谈并举,博弈不止只是在战场。但无论如何,汪精卫搞两套班子分裂了抗日力量这是事实,正由于汪氏位高权重,对抗日的破坏也就越严重。汪政权中确实也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陈公博的才能,周佛海的机变和林柏生的文采等等,但汪政府成员中为私欲而祸乱国家,属于有奶就是娘的败类,更是不胜枚举。

 

 

金雄白晚年写的另一种重要的书是《记者生涯五十年》。1974年,金氏应香港著名文史杂志《大成》主编沈苇窗之约,在杂志上撰写其平生文字生涯的经历,最后结集了这本30万字的个人自传。这本书的是作者五十多年笔墨生涯的总结,尽管在序言里,金氏仍一如既往大冒酸气,说“这是本多余的书,是作者自己觉得写得最失败的书”等等。其实,这本书还是蛮好看的,由于作者交游广阔,往上直达庙堂,往下则三教九流,红粉优伶,无不交接,里面的史料和掌故都非常精彩。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这本书中有很多可以采信的史料。

 

诸如作者的家世,民初上海洋场和的光怪陆离景象。北伐,清党,军阀混战,作者均以记者身份都亲身经历过。孙传芳做五省联盟司令时,金氏在采访途中差点被孙的大刀队砍了脑袋。

1929年,蒋介石前往北平怀柔张学良和阎锡山,金雄白以《京报》采访主任的身份随行采访,在火车上结识周佛海,嗣后一直追随周氏。1939年他因周氏的怂恿,正式下海加入汪政权。在周氏的支持下,金雄白创办了《中报》,以后又自办小报《平报》和《海报》。抗战时期,重庆特工对汪伪报纸从业人员一直暗杀不断,比如穆时英、刘呐鸥等人都因附逆横死街头。金氏外出往往由七十六号派荷枪实弹的保镖护送,其居住的洋楼和报社的办公场所以至外出的汽车都装上防弹装置,如此气派的报社老板,在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作者对新闻界非常熟稔,书中有关新闻界的内容和资料异常丰富。如上海早期的新闻界人物如戈公振、毕倚虹、狄平子和黄伯惠等的轶事;《民国日报》时期,上海望平街的报业巨子和从报社走向政坛的新闻人物的行藏,如陈布雷,潘公展等;作者和国民党高层如汪精卫、于右任胡汉民等人的交往;汪伪时期的报业和撰稿人员,其中就有很多在新政权下仍获恩宠的名记者和报人;香港上世纪《天文台报》,《港九日报》的兴衰,五十年代的南下撰稿人的艰辛和趣事。如落魄香江,最后自杀的汪精卫侄子汪希文,每次交稿时,必在稿件上写上“此大作也,此必传之作也”。

 

这本书里掌故俯拾皆是,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八卦。如清党时上海总工会领袖汪寿华的变节,海上三大亨的崛起;蒋介石在上海的婚礼和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中的宋庆龄的装扮,写的很不厚道且居心叵测;对布衣公卿吴稚晖的狂狷和前监察院长于胡子的风流刻画的淋漓尽致。作者对风流艳事,尤爱津津乐道。如记述汪伪时名女人周练霞的名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的出处;对苏青和陈公博,新艳秋和曾仲鸣,丁默村和郑萍如之间纠葛和缱绻更是不惮笔墨,大肆渲染。金雄白似乎非常不喜欢张爱玲,在书中对张诋之甚力,说张“专为袁殊所办的《新中国报》写稿,瘦骨支离,容貌一点不美,但常自诩其先人为巨宦,而以此自傲”,又说她“貌仅中姿,雅喜修饰,奇装异服,见者侧目,自称为李合肥之甥,遂诩有贵族血液,与人落落不群,报界同业,时或以此揶揄之,仍厓岸自高,实则标梅已过,而居处无郎”,这些都足可以令如今的张迷看了痛心疾首。

 

金雄白还有一本有趣的书是《春江花月痕》,这本书煌煌四十万言,简直是旧上海三十年代风月场所的大写真,足可以为中国娼妓史近代部分补白。作者对风月场所的情形了然于胸,叙述起来如数家珍,不是经常出入欢场的老手是很难对那些名目繁多的门槛会那么熟悉的。对旧上海妓院上至长三堂子、书寓,下到台基、咸肉庄,细节描述无不丝丝入扣。此书所写主要对象是妓院和名妓,同时也连带述及舞场,交际花,影星优伶和名女人。风流公案,深闺隐事,吃醋争风,活色生香,穷形尽相地刻画了旧上海那时纸醉金迷的生活。金氏比较虚伪,总是撇清,说到自己在欢场的经历时,每到关键时刻,必抽身而退,不及于乱,简直有如出淤泥的莲花,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金雄白一生主要是报人,他的发迹是从报纸开始的。他于1925年进入上海《时报》先后担任出勤记者和采访主任,此后,一生和文字打交道,和报纸相始终。借助于报纸这个平台,和达官贵人交结,在政治上覆雨翻云,青云直上。也正因为爬得太高,交结的人品类复杂,最后一个筋斗摔下,以至后半生流寓海角,晚年孤独地埋骨东瀛岛国

 

 

 

除上面介绍的几种书外,金雄白晚年在香港还出了《黄浦江的浊浪》,《女特务川岛芳子》和《江山人物》三本书。他一生在文字中打滚,是写文章的好手。他的文章谈不上特出的文采,但起承转合,能曲尽其妙,可读性很强。《女特务川岛芳子》虽是为稻粱谋之作,但这本书却不可轻觑,作者在日本时和川岛芳子的兄长相过从,很多内容是第一手资料。《江山人物》是金氏晚年出的最后一本书,和《乱世文章》里收集的那些无病呻吟的零碎文章不同,这本书里结集的多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作者经历复杂,上到庙堂人物,高官政要,直至名士帮闲,舞女优伶,无不交接,这些文章无论是掌故资料和作者的评论,都值得一看。

 

晚年的金雄白最后是以中国专家的身份出现在东瀛的。得力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在海外的风行,日本时事通信社社长长谷川对金氏青眼有加,先是聘请他为驻港特约记者,后来特地邀请他去日本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在日本数十年时间,金雄白除了在日本各地做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外,他还出版了很多书,多与大陆和中共有关,俨然成了政治研究专家。所出的书计有《中共之内幕》《中共之外交问题》《中共之经济问题》《文化大革命》《毛周以后的中国》等等数十种,可惜这些书都是以日文在日本出版,没被译成中文,无从知道金氏都研究出什么心得。不过那时候,研究大陆是一种风气,港台这类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极多,最后多籍籍无名。金氏所写的东西,大概不外乎何家骅、丁望和司马长风等人的水平。

 

金雄白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海派的上海人,门槛精,善于寅缘攀附。他于1928年结婚,证婚人是于右任。他和蒋汪政权中的很多高层政要都有很好的关系,善于游走在媒体与官场之间,载浮载沉。1939年追随周佛海落水后,他出任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委。金氏一直辩称,他没有在汪政权里任实职,这大概不是实情。在党,他是中委;在政,官阶是特任,虽无实权,但头衔都很显赫。他参与了汪政权最炙手可热的周佛海派系中的最机密部分,并列名周佛海手下心腹“十兄弟会”。得力于和周氏的特殊关系和其分管财政大权的便利,金氏因此分惠不少,比如担任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的肥缺,就是典型的例子。

 

看金氏的文章,每每让人觉得他为人很四海,出手大方,重友情,重然诺,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他喜欢在文章里有名有姓地列出了那些被恩的人。奇怪的是,这些享其恩泽的人,在落难的时候,往往会很可怜的接受金氏所赐,为职业,生活,甚至为活命向金氏屈膝。但这些人一旦时移势异,得势后,马上变脸,对金氏以往的好处完全不记得,都成了反匿人的白眼狼。这中间包括沦陷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党务人员,报社的同仁,亲朋好友等等。这些人在金的书里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负恩的人如此之多,且行径也多如出一辙,让人不免对金氏的为人是否真如他自己那样的描金产生怀疑。

 

在《江山人物》和《大成》杂志里,金雄白几次写过被国民党羁押时和梁鸿志的交往。抗战胜利后,他和梁鸿志关在同一个监狱,梁氏是“读书种子”,诗情即便是在号子里也蓬勃难掩,他和难友,狱卒都唱和,知道自己被定为死罪后,更加夜以继日吟诗,入狱后所得诗篇有300多首。这些诗在梁氏奔赴刑场之前,都交由金雄白保存。除了诗文托孤外,梁还珍重地把在襁褓里的小女儿托付给金,拜金氏夫妻为义女,希望金氏能抚其孤雏。可金也真不够朋友,出狱后,仓皇逃命于海隅,不仅没能尽责照顾其遗孤(据云梁氏的遗孤后被章士钊收养),连梁氏的诗文也遗失殆尽。梁氏真是所托非人,他大约在地下也不能瞑目。

 

金雄白从五十年代初南下香江后,就再没有足履大陆半步。晚年孤身垂老在异域,心境自然是悲凉和孤独的,这在他晚年很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他有一子在大陆是个位置不低的官员,即便如此,也没能让金氏叶落归根,和家人团聚。在上世纪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中,这样的悲剧在中国也是寻常。不过,平心而论,金氏还算是幸运的,在海外流寓了几十年,毕竟留下了数百万有价值的文字。以他那样已经带上汉奸荆冠的身份,留在大陆,怕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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