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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8:高宗武为何出走

口述史 | 2016-02-25 14:57:49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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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以与英美为敌,其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汪精卫到底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有着他革命者的热情与诗人的气息,偏偏就缺少了搞政治那一套应有的枭雄行径。
 
而渝方的对他,自始至终倒用的全是特工手段。重庆方面当时拥有两大特工机构"中统"与"军统",虽对日对共,都曾一败涂地: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前既一无所知,至陷统帅于险境;对日战争时期赖以获取日方情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者的王芃生,现在已查实竟是共产党员。那时中共唯恐抗战之不能持续,难求喘息,所以他所供给的情报,尽是不利于日敌的,而当局茫然不知也。
 
但渝方以特务手段来对付汪政权,则得心应手,精彩纷呈。人们但知上海租界以内有声有色、以血还血的枪战,为特务工作的拿手杰作,谁知这仅是整出戏里穿插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打斗武场而已。
 
汪精卫的离渝主和,是不是先有“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密约?以后的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是不是既已入彀,中途变计?若真如此,这是无上的特工手段也!奈此千古疑案,除当事者外,无人能加以证实,亦且无人能予以否定。
 
姑且把公开的事实来说吧!汪氏一经离渝,方抵河内,先有谷正鼎之奉命驰往疏通,疏通之不成,乃赞予护照,济以川资,形式上一切都为使其出国,以安汪氏之心,而结果则军统大员亲往指挥,高朗街众枪齐发,而汪氏却奇迹似的死里逃生。这一幕做得却并不高明,因为既太着痕迹,也且又并不能如理想中的赶尽杀绝也。
 
较为高妙的一着,则是汪政权中最重要的台柱,暗中可能是重庆所布置的,实际则无疑是受重庆所运\用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李士群等过去无一而非蒋系之人物,当时又且无一不与重庆藕断丝连。连陈公博因反对组府而终于叁加,自甘伴食,却又抱着"党不可分"之素愿,而仍与重庆暗中建立关系,妄图自效(见其"八年来之回忆"一文中)。日本投降之后,却由任援道奉命再三劝之离宁,最后又像煞有介事地明令逮捕归案,此仍然是特工手段也。
至和平后之所谓"肃奸",索性完全以特工面目出现。堂堂"整饬法纪"之行为,而竟委之"军统"主办其事,"诱捕""劫收",腾笑中外。而渝方特务工作中最成功之一着,则应推"高陶事件"为一记最佳之杀手。这事曾经震动世界,也曾经给予汪氏方面很沉重的打击,前书已略记其事,兹再汇合各方资料,补述其经过。
 
我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均无私人间之丝毫恩怨,当他们在沪随汪与我"同流合污"之时,甚且从不曾相交一语。前书所写,不过就我所知,略述梗概。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对高宗武尚情有可原,因既有其不得不走之苦衷,且二十馀年来,也从无一语相辩饰,他由沪一经抵港,稍作勾留,即亟亟挟重赏赴美。从此隐姓埋名,以昨死的精神,连与他有相当交谊的犬养健笔下,也且改称他为"康绍武"了。他的态度,说他是功成身退可,说他为闭门思过,也无不可。而陶希圣却以此一役,在蒋氏左右几取陈布雷、周佛海当年之地位而代之,着书立说,俨然一派忠贞之气!这两人虽一度志同道合,而最后则平淡绚烂,却又大异其趣。
 
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二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与联络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至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已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元勋,大可?候封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逃叛,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决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影佐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从曾经身与其事的日本人所着的书籍中,写出了他所以叛逃之故,才使我恍然大悟。
 
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换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也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不幸他的形迹,却为日本方面所觉察,日方不仅对他起疑,而且除有人当面严词质问以外,并监视了他的行动,尽量使他与汪氏隔离,甚至有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说,乃迫使他不能不一走以求自保。有几件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是高宗武公然泄露了日本与汪方间接洽的秘密,也就是前文所说,当日政府派遣影佐祯昭租赁"北光丸"出发河内营救汪氏时,"北光丸"方启碇离日,而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了汪氏主持和谈的消息。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认为此举必出于高宗武所为。因为日方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活动,一向与高有密切联系,而一田在表面上则以出售蚊香为掩护,而大公报所发表的消息中,部份即为高宗武与一田间的秘密。矢野于是偕同一田向高宗武责问大公报消息的来源,高还诿称是日本方面所泄漏,一田听到了他的话就大为发怒,厉声问他:消息中有一点,是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此你又将作何解释?高宗武当场虽窘得无言可对,但他竟然反而还劝矢野不要去河内,他以为汪氏的做法,似已不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了。就因此明显的态度,乃开始引起了日方对他的怀疑。
 
日方也从此对高宗武采取了戒备的态度,当汪氏乘"北光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抵达上海后,汪之行踪因已被日本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所知,因此那晚汪氏仍宿于轮上。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则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直至晚饭以后,汪氏已决定当晚不再登陆,高宗武即兴辞向周梅等表示要单独回家。影佐问他到那里去?高说:"我要回到我兄长的家里去。"影佐说:"只有这寥寥几位同志,暂时应该住在一起。"高又说:"我兄长的家里防范得很好。"影佐又以带有命令的口吻说:"今晚就请住在这里?"高也以坚决的口气说:"我要回家。"影佐有些生气了,对高说:"周先生和梅先生都住在这里,你单独离开,是不是想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双方抬杠,演成僵局,幸而这时周佛海出面排解,不理影佐的话,对高宗武说:"宗武!你还是回家去吧。"影佐始不再坚持,就由犬养健与周佛海送他到门口,高还是十分气愤的说:"影佐有什么权利,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性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这一举确使高宗武过份难堪,他当然更知道日本方面已不仅在对他怀疑了。影佐的态度,很明显地认为他会泄漏汪氏的行踪,有发生意外危险的可能而出此。
 
日本方面的对付他,还不止此。一月之后,汪氏等一行赴日试探组府条件,汪氏与周佛海、梅恩平、周隆庠、董道宁等被招待在东京北郊泷野州的古河男爵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以其有肺病为辞,即被指定另住在隅田川西岸挢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使与汪氏等远隔。犬养健而且听到有将高宗武毒死的消息,连高宗武也知道了这个风闻,自此乃觉形迹已露,处境危殆,乃不得不急急谋脱身之计了。
 
日人将对高宗武采取行动的消息,尚为一九三九年六月间事,那末高宗武何以迟至是年十月始决然离去?
 
以我旁观者的看法,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日人失望之后,对汪氏更为失望。他原意如和平政府成立,他自恃有开国之殊勋,定可平地飞升,得居高位。不料他费尽了周章,说动了汪氏,而当他由港赴沪与影佐等磋商和平条件时,汪竟派梅思平为代表,他已屈居为副席,形同梅思平之随员。迨汪赴日与平沼谈判后回抵上海,亟亟作组府之谋\,而一切对日外交重责,再一变而索性由周佛海大权独揽,高宗武的地位已每况愈下,而他仍然等待着能一过外交部长官瘾的迷梦。
 
照例汪政权成立之后,除对日而外,亦诚无其他外交可言,高宗武的出任此职,论劳绩,论才力,均应有可能,而汪以他年事太轻,又且为日方所疑忌,只允给予外交部次长之位置。至此,他一切希望全归泡影,乃觉再也无可留恋,于是去志遂决。到了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之间正在全力交涉,在会议中,高宗武是参加的,而日方对之已严加防范,任何文件均由梅思平与矢荻负资收藏,不许携带出外,高宗武当然明白一切是在对付着他。至会场以外的对日交涉,有时他甚至偷偷地向别人查询,才能略悉端倪。从此,他对汪氏怀有怨望,而对周佛海则更为妒恨。
 
高宗武于什么时候才起意叛汪与如何离沪走港的呢?
 
据当年在上海被称为"大亨"而以后又为戴笠助手的杜月笙之私人秘书胡叙五,以"拾遗"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所写"杜月笙外传"中,有"助反正高陶离沪"一段,揭露此事真相。依我所知,胡叙五于杜月笙生前,朝夕随侍,不离左右,其所记应可信为事实,兹特摘录他所写的经过如次:
 
"高宗武因密约问题作第三度东京之行(按却上海随汪赴日的那一次),处处受日人疑忌,于满怀忧惧之馀,蓦地念及其同乡父执黄溯初,侨居长崎之晓滨村,相距非遥,何不登门就教。于是驱车就道,一夕深谈,反正之念遂决 。黄溯初是留日老前辉,历任国会议员,隶研究系。宗武自游学日本,以至服官从政,黄溯初之提携诱腋,致力甚殷。相晤后彼此约定,宗武先归,黄溯初随后亦回上海。黄到沪后,由于他与徐寄廎以同乡而兼至好(按徐寄廎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又为重庆在上海活动的秘密机构"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遇事商酌,寄廎率直地提出杜月笙来,于是决将这桩买卖,奉送与月笙承办。其时已是十月,徐采丞(按为杜月笙之在沪代表)适从香港返沪,甫抵家门,寄廎踵至,将大致情形,撮要告知。随手掏出一张条子,上面使书 "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九个字。即挽采丞原船返港,速与月笙接洽。
 
"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采丞拎着手提箱,突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五号杜之办事处出现,月笙看过字条,认为事不宜迟,即于翌晚飞往重庆,一面嘱采丞留港稍候。其时蒋委员长适有桂林之行,原拟小驻,闻此密报,一宿返渝 ,召见月笙,即嘱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月笙返港后,又着采丞从速返沪,付以两项任务:一为速挽黄溯初来港面洽;一为协助高等及其眷属安全离沪。才逾十天,溯初莅港;当将宗武去日经过,逐一和月笙细说,并制成笔录。于是月笙在同一月内又作第二次重庆之行,向蒋报告既毕,蒋委员长亲笔作书,露封交由月笙转致宗武,许为"浙中健者",欣慰之情,流露行间。迄至民国三
十年一月五日,高陶两人同乘美国总统轮安然到港,两家眷属,不久亦先后南来。宗武终且领得了官吏护照,并将其名改为"其昌",夫妇乃横渡大西洋向美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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