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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7:汪氏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口述史 | 2016-02-25 15:02:5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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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为了组府,更为了试探日方的和平条件,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四日,曾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与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由上海大场飞机场搭乘日本陆军专机飞日,在横须贺机场降落,换乘汽车驶往东京。日方以古河男爵的郊外别墅,作为汪氏等一行的居停之所。那时发表三原则的近卫已辞去首相职务,而由平沼继任。

汪氏在日期间,曾先后与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前首相近卫会见,并访问松冈洋右及中山先生的老友头山满等。当时平沼的态度尚还和缓近情,而板垣则一肚子充满了侵略的意味。据影佐祯昭遗着中的记载,汪氏与平沼会见时,汪氏主张解决中日事变,应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而平沼则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仍将不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作为交涉的对手,希望汪氏能决心担当大任。而六月十五日与板垣的谈话,板垣竟对一党专政、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等,多所指摘,汪氏与他反覆辩论,最后提出的组府条件,据西义显的书中所记,约有下列各条:
一、由汪氏领导另组中央政府,继承原国民政府之法统,采取还都南京之形式。
二、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基本方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三、已得日方承诺之撤退日本驻华军队,应有更具体的答覆。
四、在中国之日军占领区内,所有一切公私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与房屋应迅速交还。
上述条款如不能取得协议时,汪氏即放弃组府计划,将以民间立场推动和运。
 
而日方的答案,却意外地无理取闹。几于完全推翻了汪氏所提出的条件,日政府是着重在下列三点:

一、三民主义为排日之根源,理论上需有所修正。
二、重庆现仍似青天白日旗与日本作战,如新政府采用同样图案,将使前线军队之攻击目标陷于错误,故必需予以更换。
三、在日军占领区内的民房、工厂、商店可以交还,但铁路因与军事有关,须于全面和平实现之后实行。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距过远,当时会引起最激烈之争执。汪氏所持的理由,以为日本既承认新政府为继承原来之法统,还都南京,则三民主义为原来的建国纲领,青天白日旗为原来之国旗,否则与继承旧法统之原则不符。且三民主义为中国建国的基本力针,指为排日根源,更属毫无根据。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船泊神户,曾经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力谋\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大民族间的亲善,可证明三民主义的确并非排日主义。且本人为中山先生之信徒,对中山先生所手定之三民主义与青天白日旗,绝不容其有所改变。如日政府干涉中国之内政,三民主义妄加修正,青天白日旗一经改换,适足以使与世知道日本无和平之诚意,而对新政府竟施行压迫之手段。如此,则本人只有放弃组府的主张,更自认和平运动的归于失败。
影佐从河内护送汪氏抵沪赴日,因不断的接触,对汪氏有较多的理解,在他的遗著中,有这样一段纪录汪氏对他的谈话,汪氏说: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批评继续抗战的错误,逐步扩大和平阵营,使重庆转变。但单凭言论,也有困难,因为和平固然为了救中国,而抗日更是由于爱国情绪所激发。而且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的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要靠日本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近卫的声明如能十足兑现,则重庆的抗日理论将失去根据。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这个和平政府当然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为必要而建立军队,也决不以之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全面和平实现,不论双方政府是否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汪氏初意想建立政权,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以证明近卫声明日方确具履行诚\意,而板垣的对案,恰得其反,却反证了日方的毫无悔意与抗战政策的正确。汪氏在日前后二十日,于舌敝唇焦、心灰意懒中黯然返沪,只留周佛海在东京继续交涉。结果以汪氏态度的坚决,日本方面终于完全放弃了修改三民主义的要求,对此外两项问题,也采取了折衷方案,即铁路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暂由中日双方会同办理,而由汪政权成立铁道部监督之。国旗则仍用原来之青天白日旗,在作战期内,为避免前线日军之误认,上面另加一黄色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为区别,但与原来的国旗并不相连,也非固定的形式,所以在南京汪政府的门前,所悬的为没有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旗,仅在有相当距离的国旗的下端,用两小竹竿交又两面黄三角的布条。
 
汪政权决定于三月三十日创建,汪氏则于十七日先期飞往南京,在临行的前晚,一切都已部署完毕,随行人员也都已决定。唯有代表陈公博曾出席干部会议的何炳贤,虽然已内定他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长,而他的坚决重回香港,船票且已预先购定了。那晚他正在愚园路汪氏的寓邸中收拾行装,陈璧君看到这情形,上前厉声责问说:"你不随汪先生赴京帮忙,是什么居心?"何说:"我不忍见汪先生为国家牺牲到如此地步,在干部会议中我曾经激烈反对,虽然是代表公博的意见,我已尽了我之所能。现在一切既已决定了,我只有离去以随我自己的心愿。"双方谈话的声浪很高,为汪氏所辖到,令副官召他与汪夫人同到汪氏的私室中去,时汪氏正与陈公博默默的对坐着。当他们进入时,汪氏很久不发一言。他以为汪氏一定会勉强他同去的,孰知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汪氏回过头去对陈璧君说:"士各有志,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这次我只有跳火坑的勇气,做一分是一分,而成败则操在别人的是否能澈底悔悟者的手上。在这情势之下,还是让我一个人去牺牲,多保留几个年青一代的同志吧!"说着又对何炳贤道:"那末,等我明天飞京后,你仍照原定的计划去港,我对你非但是谅解的,而且也是同情的。"说完话,汪氏已清泪满眶。
 
作为追随他多年的人,面对着如此情况,也只有放下他的行装,随同去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了。我写此一段闲文,是要以事实来说明汪氏那时的感想,决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汪氏因自创政权的得以实现,而欣然去抱笏登场的那一份态度。但千秋万世之后,有谁会了解汪政权中人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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