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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6:司徒雷登任宁渝桥梁

口述史 | 2016-02-25 15:10:31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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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另建政权?
 
在他左右唯一采取反对态度的陈公博既远在香港,连在上海召集的干部会议时曾引起激烈辩论的何炳贤也已离沪回港。而周佛海、梅思平以至高宗武、陶希圣等,却每天在他旁边提出种种应该组府的理由,汪氏几于在众谋佥同的环境下而卒为所动。汪氏甘冒天下之不韪,而挺身谋和,蒋汪之间是否真会有着默契,如当时所盛传的合唱"双簧"?迄今还是一个无法解答之谜。
 
使人怀疑的是:主张组府最力的周佛海,是离渝前蒋氏最亲密的近臣,而在渝怂恿组府,等决定以后忽叛汪而去又立即成为蒋氏最亲密近臣的陶希圣,为什么这两人都不是汪氏的嫡系呢?汪陈周等都已"人之云亡"了,仅有一点可供玩味的资料,是陈公博在京狱中所手写"八年来的回忆"那一篇自白书的第二节"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中,有过这样一段的描写:"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我正在成都,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叁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已讲述。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公博对什么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而对此最重要的两大关键,却连来了两个"彷佛",这"彷佛"得真太令人值得玩味了!蒋先生的不知道是彷佛吗?是不是一个羁押中的囚徒,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呢?
 
除了这无法证明的一点而外,汪氏认为"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因此而主张和平,又以"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所以到了河内,才发布"艳电",但抵沪以后,又进而作组织政权的准备,他对陈公博所说的理由:"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仅此寥寥数语,又是否真是那样的简单呢?

在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当佛海邀我参加时,组织政权的事,早成定局,以后我曾经与他闲谈到这个问题,他曾说出过一大篇的理由,一半是他自己的主张,而一半则是汪氏的意见。
 
综括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为:
 
一、这次的战争,我国不但是应战,而且是被迫而抗战,经过了二年的时间,日军长驱直入,已深达我国的腹地,国力的未可与敌军长期相抗,情势与庚子的八国联军之役极为相似。当年两江的刘坤一、两广的张之洞,就曾不惜违忤清廷,毅然倡东南自保运动,为国家保元气,为将来留地步,似分裂,也似抗命,而权宜之谋,后世且认为不失为明智之计,这次的所以另组政府,也具有与庚子同样的意义。
 
二、民国二十一年汪先生由海外回京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却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现在的组府,还是继续这一个主张,而变更了表面上的方式,即是由蒋先生抵抗,而由汪先生交涉。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给蒋先生的留书中所说的"兄为其易;弟为其难。"尽管行动上是分道扬镳,为国家计,则无疑是殊途同归。但只是呼吁和平,那是民间的一种运动,有什么立场可与日本交涉?公博向汪先生所建议的:"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媒介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如能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汪先生非但完全赞同公博阻止组府不成后的意见,即在他的广播与演辞中,更曾一再表示,如蒋先生采纳和平,出而主持,愿即飘然远引。所以我们呼吁的是"全面和平",而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面交涉"。自信个人并无权位之私意。试问在这疮痍满目的沦陷区,在日军占领的枪刺之下的环境,亦尚复有何权位之可言?
 
三、日本既已一再声明"不以蒋政权为交涉的对象",事成僵局,重庆有谋和之心,却断了谋和之道,除由汪先生出而担当这艰巨的任务之外,讵再有他途之可循?

这应该不会是佛海的饰辞,到一九四○年的二月中旬,离汪政权的出现,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汪政权的所有主要人物,却仍然并没有放弃由蒋先生主和的原意。我在本书第一册第十六节中,曾经提到过美国司徒雷登到沪斡旋和平的一事,只是写得过于简略了,当现在我又补写形形式式的和谈与偷偷摸摸的和谈时,又勾起了我对此事的回忆。
 
查周佛海那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云:
 
"司徒雷登晤王克敏,谓将赴渝,望王出任汪蒋及重庆东京间之调人。多田(作者按:多田骏时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提议托司徒赴渝,转达两点: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份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迳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盼渝派密使来谈。询我方是否同意,余答可照办。并谈商其他问题。旋报告汪先生,亦同意。"又其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中央政府(作者按:指汪政权而言)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个人一切。"又同月二十五日日记云:"谒汪先生,商谈司徒雷登赴渝事。"又司徒雷登的私人笔记中,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本的主和派曾多次派人和我与傅泾波商量怎样跟蒋介石讲和。我把这消息告诉蒋,蒋也以他的条件非正式授权给我。"
司徒雷登战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战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沦陷时期,为保护校产,仍留在北平。他与蒋氏一家都极接近,每年不辞跋涉,总远道赴重庆一次,目的即在调停中日的战事。而王克敏则据一般传说,与宋子文有密切联系。故司徒雷登有蒋汪之间的商谈,可由他从中传达之语。他由平赴渝,须先经上海,那年汪氏等正在积极筹组政权,于是他主动地希望与周佛海一见,以便抵渝后得与蒋氏有所接洽。
司徒雷登于二月初由平抵沪,即急急托人请周佛海秘密会见。最初佛海对此邀约,迟不敢应,因为过去与他既绝无交谊,显然想谈的又必然是与日本间的和平以及与重庆间的沟通问题有关。可是政权的创建,已如箭在弦,此时与司徒雷登会面,而谈的势必是由南京居间而由重庆主持的谈和,与创建政权表面上就有了抵触;且此时汪先生的意向如何,也很值得考虑,佛海因此迟疑而不敢有所决定。
据当时我听到较为详细的情形:佛海首先把这事和岑德广商量,岑略一考虑后就说:"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其相当的影响力,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我们既为国家的利害而谋\和,那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不必有其他的顾虑。"周说:"另一个问题是他来看我与我去看他都有不便,这样消息就容易泄漏出去,深恐画虎不成反类犬。"岑说:"这事更容易解决了,你与中间人约定了一个日期与时间,到时派我的坐车去接他在我家中秘密一谈,自可完全不露痕迹。"周欣然说:"那就这样决定罢。"岑忽然又想了一下,向周道:"我看应该邀公博一同叁加,这样对司徒雷登来说,表示我们祈求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将来报告汪先生时,有公博在场,也较易获得汪先生的谅解。"周说:"本来我们并没有为私人作任何打算,如此自然更好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他们与司徒雷登的见面,前后一共两次,即一九四○年的二月十二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的晚间。按照约定的办法,由岑派车去接,司徒雷登就偕傅泾波同往,与陈公博、周佛海、岑德广一共五个人,在上海愚园路歧山村岑宅的客室中开诚\谈商。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司徒雷登的谈锋,立即转入本题,他说:"我侨寓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中国的不幸于此时与日本发生了战争,在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若能于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则生聚教训,以蒋委员长的励精图治,相信数年之后,仍可再起而周旋。所以对汪先生的倡导和平,我极表赞同;惟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所传实属,在对外战争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且表现了分裂状态,似非中国之福。我此次赴渝,自将谒见蒋委员长,极愿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告于蒋先生,以谋共济之道。所以特地约各位一谈,以便听取汪先生方面的意见。"公博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中国内部的分歧,尤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不论本意是否为了拯救国家于危急,仍然是个不幸的现象。我们的所以主张和平,也只是本着个人的立场,发表国是的意见。至与日本进行交涉,本就竭诚希望由蒋先生出来担当。至于目前的筹建政府,原为不得已的举措,目的想以政府的地位,希望日方能真切悔悟。俟商得有利的条件后,拟仍请蒋先生出而主持。"佛海也说:"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我们所以拟进行组织政府,诚\如公博所说,是为了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于进行交涉。同时以我们赴日本的亲见亲闻,有两点可以供蒋先生的叁考。若干日本人士,如近卫、平沼等确有和平之诚\意,但如和平绝望,日本国内虽亦有其困难,而其军事实力,仍未可轻视,如我国单独与日本作战,胜利却不会有一定的把握。其次,汪先生发布艳电,倡导和平,是愿意牺牲一己,以便于蒋先生的进行,迄今仍未改变他的原意。所以请司徒先生把我方的态度,婉为向蒋先生转达,为了国是,希望捐弃成见,消除意气。如我们政府在创建事前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政府的成立自可从缓;如重庆的和谈而能获致协议,则政府虽已建立,仍可随时解除,我们的目的纯在求取和平以拯救国家。"司徒雷登听到了陈周的坦诚相告,也为之肃然动容。但他仍然提出了一点,他说:"照两位的说法,汪先生是否能同意这样呢?"陈周同时说:"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这时岑也说道:"兹事关系重大,如和谈实现,更希望能由贵国居间保证。"司徒雷登也连说:"当然,当然。"这一幕经过了两次谈话,遂于双方满意中结束。事实上二月十二日初次会见司徒雷登后,翌日陈周即将谈话经过,向汪氏报告,汪氏表示得很恳切,他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谈和,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复何求?"因汪氏的无条件同意,故复有二十四日的二次见面。

但是,司徒雷登由沪赴渝以后,从此即杳无消息。汪政权以既无答覆,也终于在三月三十日在南京以"还都"名义实现。司徒雷登曾否与蒋氏交换意见,直至胜利复员,才于司徒口中在无意间透露了一些。我于出狱以后,不时与几位律师同业谈到了所谓"肃奸"案件中的无数微妙荒唐的秘闻,岑之代理律师也告诉了我一桩内幕。原来和平以后,岑德广以曾经担任过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家人为他进行声请覆判,除了提出其他的理由与证据而外,并拟申叙与那时已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沪谈和的经过。当时岑却坚持不愿牵涉到外交关系,更不愿以外力来压迫政府。而他有一位亲戚方自美返国,热心奔走,竟不顾岑本人的反对,迳以函件与电话,同司徒雷登要求见面,司徒雷登在电话中立时约定了时间,岑的亲戚就在南京美国大使馆中与司徒相见,并率直提出为岑具函证明的要求。司徒雷登听到了岑德广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表示出惊讶与惋惜的态度,他立时从大使馆的档案中检出一份纪录,指着它说:"当年确然有此事实,纪录还保留在这里,我到达重庆后,也曾向蒋委员长详细报告,当时蒋氏只说:"好!很好!容我考虑后再答覆。"而从此即未再件进一步的联络。但此事虽未实现,而经过却不容抹煞,岑先生等以我直接会面所得的印象,确无叛国之心,但我以大使的地位,不便私人具函向法院证明,可由岑先生的经办律师详细撰写一份经过,我可以在文件后面签字承认有此事实。"岑的家属照他的办法做了,司徒雷登也真在上面为之签字证明。案卷送呈最高法院后,判决书中虽未提到司徒大使的证明一节,而卒为改判了较轻的刑期。岑德广还是幸运的。缪斌以奉命谈和,遂成为肃奸案中的第一个被杀者。岑是自动谈和,又有司徒的证明,他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的大使,到底发挥了力量,赖此得邀末减。现在岑正流寓香港,我以本节的经过向他证实,他摇摇头说:虽有此事,但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以徒乱人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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