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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5:周佛海路线登场

口述史 | 2016-02-25 15:13:3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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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主和的心境,在那篇《举一个例》中已流露无馀。和战既是审择国家利害的政策,那末主战的未必定是民族英雄;而主和的也未必即是通敌叛国,而且最早谈和的既不是汪氏,高宗武既直承为蒋氏之代表,周佛海一向又为蒋氏之腹心,以成败论汪可;以和战罪汪,似乎有失公道。其次,主和是一件事;而组织政权则为另一事。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西义显也在书中说:"汪氏所以脱离重庆,系为保障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以力促成和平。"所以汪之离渝,在求得能发表国是之主张,当时尚全无组织政权之心。影佐护送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后,即向汪氏表示他的任务,只奉令将其移送至安全地带为止。所以,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谈和,蒋汪所取的是同样的态度,而最后变成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汪的主和是公开的,而其他的人主和则是秘密的,事实上或仅为手法的不同而已。
 
汪氏抵达上海以后,也许其心境较之在河内时,更为旁徨,问题就在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汪氏自己最初却并未作出任何决定。但那时在他周围的人,显然分成两派,周佛海与梅思平等,极力主张组织政权,以为如此,使从事和平运\动者能获得安全之保障,同时也可与日本积极办理交涉,以窥察日本提出的整个条件。论佛海与蒋氏的关系,按理不应有此态度。而周的所以会插身到和平运\动中去,据犬养健向高宗武探询蒋氏侍从室方面的主要人事时,高宗武以为陈布雷过于持重,很少发言,而周佛海则遇事较为积极。因此高宗武的奔走与日谈和,也总是通过周佛海转呈蒋氏,高宗武曾承认以直接得周的指示为多。周佛海亦对西义显曾明白表示系由其对蒋委员长负责而使高宗武赴日。论当时情势,蒋氏身为事实上之极峰,决不敢有人假传"圣旨",等于以后在汪政权时期周佛海与蒋氏不断秘密通报,也均通过军统戴笠的转呈,我看到过无数的重庆来电,开头总是这样写的:"奉委座谕┅┅云云。"至于是否员出于蒋氏之意,连周佛海随侍蒋氏多年,也且深信戴雨农之不敢出于捏造。故以常情来测度,最初周佛海确是代表蒋氏督饬高宗武试探和平,其后以英德两大使调停不成,孔祥熙之代表又谈判失败,始一怒而绝和平之意。周佛海本为"低调俱乐部"的首脑人物,认为和谈之中辍可惜,于是转而说汪。
 
但情形亦颇有可疑之处,佛海与汪氏向乏渊源,而与蒋氏关系之深,尤尽人皆知,如此国家大事,如不获当局之授意,佛海又安敢轻举妄动?其次,汪氏犹滞留河内,此后之行踪且未决定,而佛海偕梅思平却已先兼程赴沪,与日方谈判组织政权之事。及汪氏抵达上海。坚主另组政权者,亦以佛海为争持最力之人。佛海之所为,似欲造成既成事实,使汪陷于欲罢不能之境。其间有无政治上之谋略,是否真如褚民谊所说:"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我不敢加以悬揣。
 
当年我与佛海几于朝夕相见,以佛海为人的爽直,如我向其探询真相,想其定肯吐露衷曲,而当时我既以不便探人秘密,而且也从未梦想过在十馀年之后,会写此一幕的悲剧,对此重大的关节,虽觉疑窦重重,而谜团终于不及在其生前打破,现在说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及至胜利之后,权不及佛海之重,位无如佛海之高者,而数十百人均处极刑,邀赦减者又唯佛海一人,此中自应不至如特赦令中所谓奖其于胜利后反正之功的如此其单纯也。
西义显书中也肯定地认为:"周佛海由香港出发时,不暇与汪连络,即赴上海。且这时汪之意见,尚不明了。"因此,西义显在汪氏抵沪前,亦于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上旬,由东京至上海与周佛海会面,当西义显提出所谓"高宗武路线"已被日方拒绝,今后将有如何之对策时,周佛海即率直提出"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之建议,佛海并且明白说明"采取言论之和平运\动,为汪先生之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倘感不够。""若日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方可成立强有力之政府。惟近卫这声明的份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之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其价值已大为降低,若能恢复我们所提的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理可以解决。现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徵询日本最高当局之意见。若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于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赴南京组织政府,我将以此意向汪先生进言。"云云。

佛海的这一席话,日人称之为"周佛海路线"的登场,也说明了汪氏的组织政权,全出于佛海的主动所促成。故当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六日抵达上海后,险地方离,又投虎穴,最初寄身在日军势力区内的体育会路,那时向他进言的也只有过去为蒋系的周佛海与梅思平,而他们两人又是一致主张组织政权来为推行和平运\动的,汪氏对此颇感踌躇。其后李圣五、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也陆续由港去沪。上海方面,除原本在沪的褚民谊外,更由佛海等的拉拢,有四个较为重要的人士叁加了这一项运\动:一为赵正平,是民初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旧人,与蒋氏及黄郛、张群等为当时的同僚;一为岑德广,是前清两广总督与广州大本营七总裁之一岑春?的公子;一为傅式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又是日本通,与东南一带的学者教授们向有联络;另一为云南富滇银行的袁砚公,则是李根源、龙云的在沪代表(他叁加后不久,即为重庆特工所暗杀身死)。那么多的人围绕在汪氏左右,而对于是否应组织政权一事,却仍难作出最后的决定。

那年五六月间,汪氏想召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对此广徵意见。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犹留在香港的陈公博。汪氏去电要他赴沪叁加,而公博覆电坚决谢绝。汪氏二次去电,情辞愈加恳挚,电中并说如他真正不愿赴沪,亦望派遣一代表出席,而公博所认为可以代表他的何炳贤,又坚拒成行。最后公博以为当此重要关头,而他又是与汪氏多年相共,不忍不作最后阻止其组府的努力,卒坚请何炳贤赴沪。那次的干部会议,所有重要人士,全部叁加,人数达五六十人之多。汪氏在会议中简单陈述了为挽救危亡,不得已而挺身和平运\动的苦衷后,要求大家对应否组府发表意见。周佛海发言力主组织政权,他的理由是:一、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不避嫌怨,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二、如能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可使渝方疑虑尽释,更易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三、没有政权,则安全无保障。而公博的代表何炳贤,以公博一贯主张的"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侃侃力争,以为在对外战争时,国内既不应有分裂的现象,有光荣革命历史之汪氏,发表国是主张已足,更不应进一步从事于可为别人所误解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中,只有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地反覆辩论,而馀人都噤若寒蝉。最奇怪的是当初奔走最久的高宗武,在汽怂恿最力的陶希圣,以后且以反对汪氏组府为理由而联同叛汪而去,而在那次的干部会议中,却如置身事外,不发一言,会议也终于无结果而散。
但最后周佛海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汪氏也由虹口而迁住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宅,着手与日本交涉,而且作出组织政权的种种准备与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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