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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鸣之子口述史之一:枪声

口述史 | 2016-02-25 15:5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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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还太小,只有4岁多一点,所以当妈妈带着哥哥孟济离开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印象。那一天应该是1939年的3月20日,妈妈当时一定是满心欢喜地登上去河内的飞机,等待着与在那里的父亲会面,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马上就要来临。
父亲是在1938年12月19日,跟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的。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可是12月22日,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发表了日华关系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但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于是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史称“艳电”(注:29号简称“艳”)。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也变了卦。汪精卫一时左右为难,身边的一些人劝他先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看情形如何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出走越南之后,非常生气。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也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这年2月,蒋介石私下里又派以前与汪精卫私交较好的谷正鼎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一笔钱作旅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汪精卫也犹豫起来。
谷正鼎带到河内的三本护照,两本是红皮的,也就是外交护照,是给陈璧君和我父亲的;一本是黑皮的,也就是私人护照,是给汪精卫的。重庆方面大概是这样考虑的:汪精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所以他不能拿外交护照。而曾仲鸣和陈璧君没有问题,所以可以拿外交护照。这又把汪精卫激怒了。他认为要么三本都是普通护照,要么三本都是外交护照。为了这个护照问题,双方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来我往了好长时间,转眼就到了3月份。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人避居香港,住在香港太子道292号。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她突然听说父亲到了河内。母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时候接到父亲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去河内见个面,因为他们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都还小,妈妈就决定带7岁的哥哥去河内看爸爸。
妈妈和孟济是20号下午到的河内。妈妈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她和爸爸带着哥哥,和汪精卫家人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回到了汪家。
父亲到达越南之后,并没有和汪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法国人开的Métropole(大都会酒店)。父亲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亲切。况且这里的条件比重庆舒适许多,所以他在那里待得很满意。父亲喜欢西式的东西,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内结识了法国春天百货公司的老板阿兰先生,从那里买了一套银质刀叉。汪夫人也喜欢漂亮东西,看到父亲买了,她觉得一定也不错,也跟着买了一套。
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中国领事馆帮他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了房子。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实际上租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套相邻的房子。每幢房子都有3层,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房子的正面临街,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临街的房间;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住在三楼后面的房间;二楼则住着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晚辈、亲戚等一些人。平时汪家人都在25号饭厅前一间客厅里聚集。
高朗街27号的格局与25号完全一样。平时这幢房子没有人住,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既可当客厅也可当卧室,平时有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会到这里。因为母亲来到河内,当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他平时居住的酒店,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这个房间;27号三楼后面的房间,住着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微——她后来嫁给了汪精卫的侄子汪德旋。朱执信的大女儿朱始嫁给了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他们平时也住在27号,不过据母亲回忆,那一天晚上,陈昌祖并不在,只有朱始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孟济大哥则被何文杰和汪文惺两口子接到他们的房间里。晚上,一群人在客厅里聊天之后便各自散去。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暗杀事件。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到越南河内。我还特地去寻找那幢房子。“高朗街”街名还在,只是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母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这一段经历,也许在她心中,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母亲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在瑞士。有一年我刚刚买了一个家庭摄像机,觉得很有意思,就让母亲讲以前的故事。只有这一次,母亲才第一次详细地回忆起那些细节。
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们都惊醒了。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往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下。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过了一会,枪声终于停了。何文杰和汪文惺跑过来,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身边是一摊血。朱微躲在门后墙角的位置,逃过一劫。何文杰不会说法语,他把已经快瘫软的朱微连拖带抱到二楼的电话那儿,叫了救护车,父亲和母亲被送到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
父亲的情况最严重。他的胸部和腹部中了许多枪,马上被送进手术室。何文杰的血型与父亲一样,都是B型,医生就直接从他身上抽血给父亲。当时父亲尚有意识,还对何文杰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父亲的小肠中了许多枪,已无法缝补,医生直接将一尺多的小肠切除。听说父亲当时还比较镇静,因为他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所以他还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非常虚弱,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字迹没有太走样的。
母亲当时也身中三枪。后来的事情,她只记得,有人把父亲抬过来,让她亲一下他,跟他说再见。母亲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其实那时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这一年,他43岁。
那是1939年3月21日的下午。实际上母亲到达河内还不到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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