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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90:蒋伯诚其人

口述史 | 2016-03-24 20:5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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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囚禁时所写的自白书,名曰"八年来之回忆",其中有一段是表白他所以赴日暂避的经过说:"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案;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为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也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当时公博既鉴于南京秩序的极度混乱,又以任援道的一再劝告,终于在临行赴日之前,先呈蒋先生一函,函中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之语。公博总不会无端端卸责于任援道吧!而任援道在香港时却又竭力否认其事。但是当去年我赴日本时,遇见旧时任部师长刘毅夫时,闲谈及于这一经过,毅夫说:"任老总的确有力劝陈主席离京暂避的事,其中有一次,还是任老总要我面见陈主席代达的。"我不知任援道先生何以要事事隐饰?或亦有其难言之隐耶? 

      众异遗书中的第二件事,是有关其幼女公子毛妹过寄给愚夫妇为义女的事。众异共有男女公子八人,其中长女公子现留大陆,存亡不知外,二女公子以腰病早逝,存年仅得十八。六女公子在战时以伤寒症转为肠出血不治而死,七女公子又早自戕。省斋夫人文若女士行三,现在港。公子两人,长渊芳,战前赴法,即不知所终,次公子秋若,又因肺病穷困而死,现所存者省斋夫人外,仅为羁身大陆之毛妹耳。 
      
     爱怜少子,本是天下一般做父母者的常情,况毛妹出生未久,众异即陷身缧絏,想到她未来的教养,骨肉之情,自不能恝然置之。既自知决无生还之望,而要以愚夫妇为其义父母,无他,在入狱以前,我与众异可说毫无交情,但入狱以后,那时我还血气未衰,对狱中不合理的待遇,好抗争,也好为难友抱不平而出头干预,众异却颇赞许我的这一副傻劲。至于内人,众异却从未谋\面,而在其遗书中溢美的盛赞,则以难友之间,已到了彼此间全无秘密的境地,通常却以秘密递入的万金家书,交换阅读,他以内人尚能持家,遂要以毛妹相托。当时我曾力辞以为不可,最大的原因,即因我与其爱婿省斋,既有金兰之谊,行辈不称,再则,自问破产之后,更恐无力加以照料,而众异却正颜对我说:"这是在狱室中于临命前的托孤,任何藉词,即为推托。"这样才使我不得不惶恐从命。但是当我出狱后不久,即幞被南来,对毛妹也未曾负过一天的责任,及今思之,犹觉内愧于心也。 
遗书中提及陶亢德、柳雨生二人,实则他们与汪政权绝无关系,仅因他们在沪颇有文名,又均以家累不克舍之而远走内地,在沪共同主持太平书店时,笔下也绝无媚日言论。但以日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迫人叁加,在日人枪刺之下,抗拒即杀身,于是一经出席,遂成罪证,终于同系提篮挢狱,又各被判处徒刑三年。亢德恢复自由后,家居闭门养晦,共军南下后,又被送往远地劳动改造。柳雨生,在众异遗书中谓:"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今雨生以苦学成名,浸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可见众异之目光如炬,确有其知人之明。 

      众异在狱中于绝望之馀,俯仰兴悲,惟以吟诗来遣愁明志。同囚者虽泰半为知书之士,但真正能诗而堪与众异唱和者,又仅得叔雍一人,故其遗诗中,甚多为两人间次韵之作。众异在狱,又常为难友所窘,人人知其为诗学中当代的泰山北斗,乃纷纷向他请益,有些人文字且未达清通之境,居然也大胆写作,诗成,且丐众异为之润色。记得有一天,我正与他在狱室长廊中小谈,他忽然匆匆走避,我以为有事发生,他却附耳向我低言说:"检察官来了,我怕了他!"举目遥望,来者只是油粮商人陈子彝。我说:"这是子彝",众异也不禁莞尔说:"是的,他又来与我谈诗,我怕他的与吾谈诗,或尤胜于检察官的问案。"自他判处死刑以后,人人都知道他命在旦夕,于是不论为难友,为狱卒,或为难友外间之亲友,向他索诗索书者应接不暇。众异又常为他们在黯淡的灯光下澈夜为之,狱居而又不能得一日之清闲,其可怜可悲又为何如耶! 
     
      兹于省斋嫂处获得诵其尊人遗诗十六首,片羽吉光,弭足珍贵,亟为誊正录刊,以作为本文之殿:        
              梁鸿志狱中诗 
                  ◎狱述 
剩有宜州数卷书(筐中惟山谷集),铁棂疏处任咿唔,窥天未肯呼苍昊, 
席地浑疑返古初。妇饁泪凝方寸肉,家书形似脍残鱼,平生饮水今知味, 
便与卢同碗盏疏(久不茗饮)。 

               ◎落晖次叔雍韵 
又见遥灯送落晖,旋凭高枕对窗扉,渐空尘障冤亲尽, 
回念朋尊故旧稀。洗面细君惟有泪,忍寒声叟不求衣, 
一房久作无家客,已信春归客未归(室人书来言以泪洗面与李后主语暗合)。 

      ◎次和狱居春暮 
不见朝曦见夕晖(狱室西向),人间春不到圜扉,诛求更比追逋急, 
罗织从知漏网稀。岂有茶汤供晚食,断无风浴厌春衣, 
无差别定吾能入,穷子何须更念归。 

      ◎狱中送春索叔雍同作 
春在江南何处春,晓钟才动便无痕,乱红作态连玄圃, 
新绿骄人点白门。一客坠鞭瞻马首,千家啼血怨鹃魂, 
危困何与南冠事,烟柳斜阳懒更论。 

       ◎入狱日叔雍有诗奉和 
壶觞难赏不赀春,缧絏犹留未死身,孤负清明连上巳, 
本来无着是天亲,无灯暗坐星窥客,引被酣眠梦趁人, 
却笑南冠珍重阁,强持宫体遣芳辰(叔雍同日入狱有移居宫体之作)。 

         ◎狱圃闲步 
眼底芳春似晚秋,意行聊用散幽忧,雁行何限范兴话, 
鸢站今忍马少游。垂老英雄宜种菜,已衰筋力怯登楼, 
妻孥莫问眠和食,自有丹心然白头。 

        ◎无题 
早是元龙豪气尽,云表空谈百尺楼,砌阴初长三年放, 
新词忍谱扫花游。旧梦渐散随水逝,底事行吟集百忧, 
不关春恨不悲狄,漫劳恩怨在心头。 
       
       ◎四月一日雨中午睡叠前韵 
细雨斑斑入远村,高楼惘惘惜春痕,尊前岸帻知无地, 
花底支节别有门。馀渖尚堪书牍背,小眠聊与慰诗魂, 
风波屡试身犹健,一霎阴晴不待论。 

        ◎狱中骤热三次前韵 
骄阳未夏已晖晖,便想藤床倚竹扉,我自弃材天亦妒, 
世皆疑狱古应稀。招凉正待?霜鬓,作健犹堪试赭衣, 
初闻生还等闲死,算来无往亦无归。 
         
       ◎晨起四次前韵 
蜂房处处见晨晖,詗卒迟迟为启扉,沃盥持匜成惯习, 
旗枪试茗久疏稀。朝饥自瀹前宵饭,老懒谁更卧内衣, 
昔为众生今入狱,此心禅定算知归。 

       ◎雨中五叠韵 
弭天阴翳失朝晖,云气垂檐雨打扉,不为鹏来伤运\蹇, 
转因麟获悟知稀。然多囊箧供群盗,有限缁尘点素衣, 
依旧年时闵农意,课晴占雨憺忘归。 

       ◎狱述寄内叠韵 
了无夕月与晨晖,以地为床铁作扉,杂报传观公论少, 
故交弭望尺书稀。势如潮涌囚争饭,静待风生客洗衣, 
举室饥寒莫关白,无家我已不思归。 

◎闺人饷沸水一瓶始得茗饮盖二十日未尝此味矣九叠前韵 
自挈军持犯晓晖,相携来?讼庭扉,煎成定觉羊肠绕, 
瀹后稍怜蟹眼稀。与子同心指瓶水,不须斗茗溅春衣, 
兼旬磊块浇难尽,累汝衔愁缓缓归。 

      ◎枢居十叠前韵 
楼居无地赏林晖,狱户何人更?扉,补睡光阴春梦浅\, 
食贫风味晚餐稀。讼冤自奋哀时笔,忍辱先裁盖瘿衣, 
世议万端身一笑,馀生焉用苦思归。 

       ◎赠陶柳二生意有未尽再赠一绝句 
东坡二友共南迁(东坡渡岭上携陶靖节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与古为徒意凛然,伴我幽囚得陶柳,故应一笑傲前贤。 
   
    现在居留在海外的侨胞们,也许已很少人知道蒋伯诚\这个名字了,但是距今二十六年以前,在对日抗战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他曾经无愧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以一个病废之身,也并不曾真正建树过什么丰功伟绩,但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就凭着这一个头衔,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上海是特工战最激烈的地方,抗战初期,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在全力活动。自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每隔几天,就有一桩暗杀事件发生,大街小巷,到处有枪声,到处有伏尸,上至军事委员会政治人物,下至新闻、经济界的人士,稍涉嫌疑,不问是为了抗战或者为了和平,都不能免。汪政权因得地理之便,在特工战中渐占优势,重庆政府派在上海的各种组织,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投降的投降,破获的破获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潜伏在上海的,如吴开先被捕后,以半投降形式换取了遣回重庆的特殊待遇,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主管教育的蒋建白等等,都以无法立足而纷纷远离了。唯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却能一直留驻在上海,这就算得是一个奇迹了。 
      
    本来,我与蒋伯诚\绝不相识,而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前,连他过去的经历也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中,仅知他一度会代理过浙江省主席,在韩复?主鲁时代,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济南负起联络与监视的任务。抗战以后,又奉命到上海主持地下活动。 
像他这样一个人物,而又留在沦陷区内,是不会不受日本宪兵的注意的,迟早也总将逃不过被捕的厄运\,而这事也终于发生了。事发以后经过了相当的日子,我才于无意中获得这个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一次周佛海上海居尔典路(后改称湖南路)的住宅中,举行一个电影晚会,放映一部刚拍好而尚未正式公映的歌舞片中日合作的"华影"公司出品,而由李丽华主演的"万紫千红"。那天的晚会,是为了张善琨在不久以前,因为私通重庆嫌疑而被日本宪兵所拘捕,得周佛海的营救而获得保释,他为表示谢意,以这一部影片送至周宅献映。善琨是太懂得一切世故人情的人,他知道佛海不一定欢喜看电影,但一定高兴欣赏影星们的丰姿与演技。那天的场面,因所有"华影"的影星,几乎空群而往,倒真称得上"万紫千红"。同宅的大厅上设了四席酒,影片的放映地点,是在大厅前绿茵一片的草地上,善琨悠闲地立在草地一角,因为我与他也是朋友,为了他的脱险,不免上前去向他道喜。说来惭愧,我对善琨的"捉放",事前也是一无所知。由于我当时在南京与上海办有两张报纸,就不免要向他探问在宪兵队中的遭遇,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两项秘密消息,一件是新闻报以"小记者"为笔名的严谔声与他同囚在一处,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愕。 

      严谔声与我是新闻界的老朋友,但由于个性相距得很多,他是稳重而又严谨的人,刚与我的放荡冲动相反,因此尽管是同业,而且多年来又同是上海记者公会的执行理事,但以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很少有友谊上的来往。他不但主编新闻报的副刊"茶话",而且还兼任了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国军从上海撤退以后,主持该两会的负责人,如王晓籁、杜月笙等都相继离沪,而私章却都交在谔声之手。因此日本宪兵队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拘捕。 
       早在一九四○年汪政权建立不久,严谔声的太太就被汪政权的上海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所拘押过了。关于这事,倒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谔声太太被捕之日,我正在南京。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夫子庙的太平洋菜馆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谔声的一位表弟由上海赶来看我,说是受谔声之托,要我对他的太太加以营救。谔声夫人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纯粹家庭主妇,患有很深的胃病,身体十分孱弱;决不能抵受长期羁禁。而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七十六号"捉不到谔声,遂以他的夫人来作为人质。 

    当年我的基本态度,还不懂是什么"忠贞"、"爱国"等一类自装门面的高调,我对特工的行径,心理上一向深痛疾恶,我以为不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厂或西厂,外国的盖世太保或格别乌,他们的残忍卑劣,都是一丘之貉。尤其当对外战争时,尽可以不同的见解,各行其是,又何必箕豆相煎,自相残杀,这是因政治而埋没了人性。因此,我对谔声的请托,就一口应承。 

    因为李士群也是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之一,我与他也算有着金兰之谊,于是毫不考虑地就在菜馆中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把严谔声夫人拘押",士群就抢着说:"雄白!你真是糊涂,这种事岂可在电话中商量的?有什么问题,可立刻来我处面谈。"我一想不错,于是放下话筒,就立刻赶去。到得那里,士群京寓的起坐室中,除士群外,正坐着苏成德(首都警察厅长)与唐生明(唐生智之四弟)两人,见我赶到,同时发出了笑声。士群说:"我明早将搭七点钟的京沪快车回上海,在火车上正好休息,今晚就不拟睡觉了,想打一晚通宵麻将来消磨时光,正苦三缺一,而你却来了电话,恰好自投罗网。现在赌意正浓,无心听你讲别人家的闲事,什么话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等我的同意,拉开牌桌,这样就一起打到了清晨六时,我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士群起身搭车之前,笑着对我说:"看在你陪我打了一场通宵麻将的份上,又输给了我们那么多钱,不是你来要为严谔声太太说情吗?那么,你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去,要他们来"七十六号"把她领回好了!"想不到这事就轻轻松松的如此解决了。士群虽然是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外表瘦削斯文,对人也很有一些人情味,决不像外面对他那样的种种传说。既然张善琨说谔声是与他同囚在一处,事实当然完全可信。
  
     善琨告诉我第二个消息,是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所拘捕了。蒋伯诚\怎样被捕与关在何处,他都不知道,但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之被捕,就是受到蒋伯诚\的牵累。原来蒋伯诚\的太太,是名坤伶杜丽云,凡是老夫少妻,家庭中总不免有些难言之隐,杜丽云一度曾弃家出走,最后仗善琨之力,才把她追寻回来,始得重圆破镜。因此,他与蒋伯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蒋伯诚\被捕后,在他家里却搜出了善琨的去信,于是也一并株连。 
事有凑巧,两三天后,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唐大郎也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好友毛子佩与蒋伯诚\一同被日本宪兵拘禁了,他要我设法营救。毛子佩在战前曾办过一张小报,但我与他并不相识。子佩不知以何渊源,抗战后攀附上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而竟然也荣任为委员,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来可怜,虽然我叁加了汪政权,但除公开场合以外,向不与任何一个日本人来往,一无门路,试问我有什么力量帮忙。但由于大郎的苦求不已,而且他还告诉了一个秘密,就是毛子佩等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押所还可以看报,因此大郎就在他"海报"所写的稿件中,与他暗通消息。大郎说:"你自己不留意,我在"海报"上已通知他将由你设法营救,份属同业,只有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是绝无办法的,唯一可以进言之处,只有转求周佛海。我去见他,一述来意之后,佛海就说:"毛子佩虽情节较轻,但因他与蒋伯诚\同案,不便单独为他说项。关于伯诚\的问题,我与他是老友,论公论私,都应为他出一些力。我已奔走了多时,请川本(当时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与冈田酉次两人向东京军部疏通,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候日军部的最后决定。一旦如能实现,我还想请你出面,完成保释手续。"这一席话,颇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不费吹灰之力,使我可以对朋友有个交待,而且像堂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如蒋伯诚\这样的一个人物,要由我来担保,这自然是出于佛海对我的好意了。 
大约至一九四一年的仲春,佛海通知我蒋伯诚\等于翌日觅保释放,但日期已经记不起了。那天的下午二时左右,约会了另一保人徐采丞(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但他有办法同时获得日军的信任,不但与川本好,而且与日军特务机关"松板关"的坂田也有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后方物资缺乏,由孔祥熙、杜月笙、戴笠、顾祝同等办了一个通济隆公司专向沦陷区搜购物资济急。采丞竟然说动了坂田,拨出巨资,也成立一个民华公司作为联系,曾将大批纱布、橡胶、药物等源源由沦陷区运\往抗战区)会齐,先往上海静安寺路原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私宅的川本公馆,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叁谋\,同赴贝当路宪兵队会见杉原队长。杉原取出了一纸保状,要我们签字盖章,而担保人的责任,又是异常吃重:一、今后被保人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需离开上海,应先取得日本宪兵的同意。对皇军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名字照签在保状之上。 写好保状,才一起驱车赴西蒲石路本为万墨林住宅的软禁之所。那时蒋伯诚\还偃卧在床上,其馀几人,是他的大太杜丽云,他的儿子宇钧,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清、毛子佩以及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夫妇。杉原要他们在室内整整地一字排列好,肃立听他的训话,然后再要他们向我和采丞深深一鞠躬致谢,才命令监视他们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完成了保释手续。 

     全部七个人看到保释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绝不相识的我,那时脸上所露出感激与欣喜的表情,以及蒋伯诚\的连声称谢,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还如在目前。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所有叁加汪政权的人,都天真得可笑,往往把友情放在政治之上,就以这事而论,在营救方面,我虽未出力,担保却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以后他们对我的报酬,将使我永难忘却。 
在一九四九年时,抗战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短短于四年之间,又全部断送了。他们也与我一样,仓皇辞庙,远走海外。一次,我与朋友去九龙五芳斋进餐,旁桌上坐着王委员,见到我竟然若不相识,朋友是知道过去这一段经过的而又与他相熟的,就上前去轻轻问他:"雄白不是会经救过你,怎样你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朋友回座告诉了我王委员的话,我感到一阵莫大的追悔。 
其中的万墨林与杜月笙为上海浦东同乡,两人的关系,介乎主仆、师生之间。杜月笙离沪以后,他仍然留在上海供奔走之役。他的两次被捕,都是我营救脱险的。除了我受他夫妇一鞠躬之外,此后即不曾再见过面。他前年在台湾的某刊物上写过一篇两次被捕的经过,笔下大义凛然,我是心知内情的人,读后就不免为之哑然失笑了。 
    
    毛子佩的钻营本领,我十分钦佩。他在保释以后,当然仍照常工作,也承他不避嫌疑,常来看我,多半是为了经济上的通融。一次日宪又要把他拘捕时,他乘夜来我寓所,要求为他掩护,我临时给他一张我所主持的"平报"职员证,填上假姓名,才得避过日军耳目,登上火车,从容自杭州逃往内地,非但我没有履行担保的责任,反而协助了他的逃亡。 

     日本投降以后,毛子佩就急急赶回上海,一到就来看我,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今后要展开工作,身份不同,应有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第二,想接收"平报",改名继续出版。我很清楚自己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生命且难保,况乎身外之物的财产?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为他安排。
   
     在旧法租界的福履理路,我有两所连在一起的花园洋房,同一大门出入,中间仅隔着一个花园,买来以后,重加改造装修后,即不曾有人居住过,我就贡献出来作为新的毛公馆,他自然欣然迁入,与他两位夫人,一同居住。不幸妻妾之间,偶因诟谇,他的如夫人竟跳楼自戕身死于此。他住的是前面一所,后一所他代我送给了章士钊居住。记得一九五○年时,这位章行老为了某家析产的事来港出任调停,当他住在香港利群道时,我因受某家长兄之托,也叁加为鲁仲连,与他相见。虽然我与他是当年的上海律师同业,而且曾经办过几起对手案子,不知他是身价自高呢,还是年老健忘?通名报姓以后,他竟表示从不相识。在谈话中却忽然若有所悟,问我道:"现在我上海所住的房子,是否就是你的?"不错,房子本是我的,但既由毛子佩慷我之慨,更何况成王败寇,敝产早成"逆产",教我怎样好意思还以房东自居?我只有惶恐答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关于第二问题,我劝毛子佩,"平报"是一张大报,不易经营,不如接收我另一张小型报的"海报",因在东南地区有着良好的基础,倒不失为生财之道,他虚怀若谷,当场决定,就将"海报"改称为"铁报"而继续发行。在中共南下以前,四年之间,仍行销如旧。对毛子佩而言,这是他一生际遇上的回光返照。至于"平报",由他送给了吴绍澍,名"正言报",应了我那句话,始终没有经营好。 
       
       言归正传,蒋伯诚\经我保释以后,自由虽然恢复,而身体仍未复原,一直到他逝世为止,长年睡在床上。但因为除他本身工作以外,他与吴绍澍公私上均有联系,上海风声紧,吴绍澍远避在安徽的屯溪,所有吴绍澍所主持的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均由蒋伯诚\就近直接指挥,但他以瘫痪之身,试问尚有何事可为?这一时期我不但成为他家的常客,而且是他家的特客。也不但是他与佛海之间的联络人,也且是他工作上的助手。 
他在保释以后,即迁住到静安寺路愚园路口的百乐门公寓,名义上虽然已恢复自由,而在他寓所的四周,仍有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在暗中监视,因此真正的抗战工作份子,反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了。我因系保证人之故,且负有他们不得擅离上海的责任,故由佛海通知日军,为了需要经常前往探察,反而可以公然出入。每当我去时,总先由杜丽云殷勤招待,再陪同进入伯诚\的卧室,立时屏退左右,就坐在他床前与他倾耳密谈。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们对我的优礼,始终不衰。凡是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总是奉命唯谨,如上海市党部与三青团的经费,从此都由我一人负担,被日宪拘禁在镇江监狱的重庆工作份子,数达二百人,由我奔走释放。当我每完成一件任务,他总恳切的对我说:你如此为国家出力,我已代你向军委会呈报备案,将来有关你的问题,也将由我完全负责。我也照例对他以微笑来代替道谢。 
      
      周佛海对蒋伯诚\可说关顾备至,日常生活费用都交我送去,有事商量,总使他如愿以偿,而伯诚\对佛海说,确然也有过一些真心,如一九四四年佛海兼任上海市长时,还是由他去电重庆请示的。一九四五年的初春,因不放心佛海与戴笠之间的关系,要佛海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辗转带渝呈给极峰,以窥探真意。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托我转言佛海,力阻他随戴笠飞渝。以上各种经过,已详前书中,兹不再赘。 
     
      蒋伯诚尽管以病废之身,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处境无疑是危险的,无日不可以被日宪逮捕,也无时不可以送命。一次他在闲谈中向我叹息着说:"人家是发的国难财,而我在沪为国家辛苦了几年,却换来了一身的病,连上海一所住宅,也忍痛卖掉了。你是知道的,这里四周都为敌人所监视,如其有一天需要逃难的时候,将连一个藏身之所也没有。"那时我自问只是对一个为国家出力的人同情,三天之后,就在旧法租界一处隐僻的所在,用了一个化名,为他买进了一所不算太小的洋房,还立即重加装修,并加添各种安全设备。等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我把产权凭证与印鉴一并送给了他,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命杜丽云亲往察看,表示出十分满意。 

      其实汪政权中的人冒险帮忙,只是一时利用的工具而已,不要说我,连地位与关系如蒋伯诚\者,最后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三晚,我又去看他。杜丽云告诉我,他受了一些刺激,血压剧升,情势危殆,我走到他床前,看到他满面通红,正呻吟不已,一问原因,原来是听到广播中重庆任命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之故。他一直以为在上海冒险工作,如一旦胜利,上海市长一席,自然无人可以与争衡,势将非他莫属了。这一消息,使他失望,也使他冲动。我与他谈话时,在他低微断续的谈吐中,充满了愤激牢骚之语。 
      
       以后虽然曾在大西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一时臣门如市,当年的蒋委员长又曾亲笔写给他一封全文二十九字的慰问信,可称慰情聊胜,但依照常理而论,这一公署应该是上海的最高指挥机关,而他无疑是最高的负责人,但等到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卷土重来之后,他却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某一天,他的儿子宇钧,因帮人交涉误被查封接收的房屋时,军统认为干涉了他们的行使权力,到门向他指责,他在气愤之下,一记耳光就把他的儿子宇钧一边的耳朵震聋了好几天。 
不知怎样连我送给他的那一所房子,也给军统查出来了,派人去向他询问。这一来,却急坏了杜丽云,连夜把内人找去,将房契与印鉴强行退回。我那时已置身缧絏,本来不知有此事,而追查财产的检察官忽然将我提审,专门审问我那所房屋的事,我当时竭力否认,检察官却妙想天开,厉声说:"你说不是你的,有什么证明?"我战战兢兢的作供说:"大老爷明鉴,如其你以为连跑马厅也是我的,试问我又怎样能提得出证明?"一次审问就在尴尬场面中不了而了。 
    胜利以后,我被安上了一顶帽子,抄了家,也入了狱,在法庭宣告判决以前,连生死都不知道,我自己反因既然插翅难飞,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倒是把家人急坏了。照理最应该帮我忙的是这位蒋伯老了,但今非昔比,情形既已大变,一切交谊,早成过去,今天我仍然不能怪他的食言而肥,因为我知道他胜利后的环境,也许比之秘密工作时更坏,于是心境影响了情绪,环境也影响到他的出力。在审判中,内子会去求他证明,他说:"你丈夫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丈夫当年太红之故!"内子向来有遗传性的神经衰弱症,怎样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勉强说了一句"伯老!当年是不是你都曾经唯恐我丈夫不够红的?"说完,就昏倒在他床前的沙发椅上。
     
       大约由于内子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他对我的同情心,终于由"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以正式公文送交了法院,按事列举,证明我当年曾经做过些狗捉老鼠的闲事,并派他的儿子宇均为我到庭作证。我感激他的成全,也因为他的证明,帽子减小了,一再末减结果,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牢狱生涯,使我今天还得优游海外。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我去向他道谢,那时他又搬到了王家沙的一处小公寓中,早已门庭冷落,不再有一些风云人物的迹象,只有杜丽云还陪伴着他,他也仍然斜卧在病榻上,病况毫无起色。我表达了几句谢意之后,彼此就默默的相对着。因为我正在想:过去的事,像是一场大梦!相信他也是在想吧!过去的事,真像是一场大梦!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我来港以后不久,就由大陆来人,传来了蒋伯诚\逝世的噩耗。此后数年,又有人说:连杜丽云都也因病而追随他丈夫于地下了! 

      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藉,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着。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也且能称王称帝,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通见其少见多怪。所以,等而下之,不论那一次易代,许多(又鸟)犬同早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沾之辈而已。 
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徼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梁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坍了"的命运。其中,使我想到了盛老三这个人。 
    
       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握鸦片与食盐两大利薮,被称为"黑白大王"的盛老三,很少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号。而别人却并不如此,如同一时期,同样受日人卵翼而红极一时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人们且绝不知他的排行为第几。 
盛老三名文颐,字幼盦,是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胞侄。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藉了先人的馀荫,又当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事,因此渊源,在抗战以前,盛氏诸子,有些得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收机关中出任肥缺。而以排行为人所称,又似是盛家的特征。如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等人,都留经是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一时知名人物。可是好景不常,战后情形大变,老七于一九五一年去了日本,不久逝世,身后萧条,他的一位由如夫人扶正的妻子,还是在香港时期补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而由我证婚的,听说现在在东京竟屈为一家中国菜馆的女仆。老五前数年还住在荷港英皇道,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也至无法张罗。我与他本不相熟,因他自知将不久人世,由朋友约我去为他写一张遗嘱。有一天,方告落坐,刚好他家里叫来了几斤白米,一罐火油,总计不过十馀元港币,而戋戋之数,竟讪讪要向我告贷。老五死了以后,他的那一位遗孀,情形之惨,更甚于老七的那一位,她最近的遭遇,就不忍言了。 
     
      现在比较得意的是老四的儿子毓度,十年前他在香港时,同样一筹莫展,结果迁地为良,去了日本。他祖父的关系,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在东京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留园"中国菜馆,名宦之后,卒以吃上海人所谓"油炒饭"为生。每次我去东京,有时也往那里进食,看到他对主顾们卑躬迎送。口中还不断喃喃地多谢连声,见此情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留园"原是盛宣怀生前在苏州所置的一所颇有亭台花木之胜的花园,而其令孙却移作为食肆的招牌,而且在大门入口处还悬上了一幅他令祖巨大的遗影,朝服辉煌,仪容肃穆,尽管这地位有些像是司阍模样,但总是出于这位贤孙的光辉门庭,孝思不匮之意。 
    
       我并不知道盛老三过去的经历,在交往以后,才在他口中告诉我曾经在民初出任过京汉(?)路局的局长,因此,熟识了不少华北方面的日人。数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相识的日本人,到了抗战时期,都已跻身高位。盛老三正值穷愁潦倒的时候,日人想到了他,而要他办的却是一件专卖鸭片的发财事业,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自是求之不得之事。 
战时,日本人在军事占领地区,不但搜括物资,以战养战,而且大开赌禁,贩卖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措特务经费。被人称为"歹土"的上海沪西区外人越界筑路地带,以及南市的华界,日人发动许多"白相人"开设赌馆,规模宏大,无数市民为之倾家荡产。至于鸦片,则委由盛老三组织了一个机构,而名字怪得很,销售害人的毒品,反而叫作"宏济善堂"。那时因为交通中断,云土、川土,来源不继,日军负责自古北口及安徽毫州出产的烟土,源源南运,向华中各地倾销。街头巷尾,吸食鸦片的所谓"谈话所",到处都是。 
"宏济善堂"是沦陷区中早期唯一专营鸦片的机构,除总堂设在上海之外,各省各县,下至各乡各镇,无不有分支机构来经营其事。鸦片这一项生意,向来就是一大财源,尽管中山先生在他的遗教中指出:要靠鸦片来筹一文钱的,就是卖国贼!但"特货"一向成为国家除正当税收以外的一项最大收入。过去数十年中,秘密经费以至内战费用,无可讳言,都仰此挹注。各省的武人们更视此为生财大道,甚至战前上海几个所谓"大亨"也者,也以此起家发迹,居然由草莽而成为庙堂中的人物。盛老三一旦获得专营,财源滚滚,利阔之高,自可想而知。 
盛老三对鸦片原是一个外行,但在上海租界内鸦片公开时代,经营此业者以潮洲帮为最具实力,郑家木挢一带,鳞次栉比,挂满了金字招牌的鸦片字号,都掌握在潮州帮手里。盛老三在经营鸦片方面,也以潮州帮中的蓝芑荪为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但日本人总想利用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傀儡的,对盛老三也并不例外。一个名叫萨多米而有着"李剑父"中国姓名的日本浪人,才是真正的"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盛老三完全受他的指挥监督。
   
       宏济善堂"固然以筹措日军在华的特务经费为主要目的,但因收入过于庞大,于是由李剑父经手,在华的军部以外,连日本国内的大臣及国会议员,都按月获得分阔。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又成立了一个"兴亚院",事实上等于过去英国的殖民部,而院长铃木,又是盛老三在华北时代相识的朋友,有此奥援,声势更是不凡。 
        
        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是一处占地二三十亩的大花园洋房,论气派之大,是那时中国人中的第一,连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住宅,也还不足与比拟。房屋四周一带高崇的围墙,两扇乌黑的大铁门又常年紧闭,防范严密,有人往访,汽车开到门前,喇叭一响,大门上一个小洞开启了,因为门后的右侧,就是传达处,不但有司阍,而且有四名日本宪兵经常驻守。来客取出名剌,日本宪兵记下了汽车号码,用目光向来客仔细端详,认为并无可疑之处,才以电话通报。准许进见的,大铁门开启,汽车缓缓驶入,两个日本宪兵紧握手枪,立时分左右跳上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像押解犯人似的,通过长长的花园通道,在花木扶疏中,直送至大厅阶前,那时早有屋内的佣仆接应,送入楼下的大会客厅,恭坐等待。 
盛老三预约的普通宾客或宏济善堂的职员们,往往许多人约在同一时间接见,他居中上坐,放言高谈,来客们屏息而听,连声睹睹。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被延至楼上他的烟榻畔相见,他一面抽烟,一面谈话,房中也只有一个姓罗的心腹长随,随侍在侧。前见近人在报上所写的记述中,说看到周佛海的大厅上,竟然放的是金质痰盂,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姑不论周佛海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又何至庸俗一至于此?况且,即使是一个金质痰盂,试问又所值几何?如要以金痰盂来炫耀他的财富,不但显得庸俗,亦见得十分愚蠢。倒是盛老三的鸦片盘中,确然放着一个金痰孟,但也不过高两三寸的小小一具而已。 
    
         我认识盛老三时,他已经六十七八岁的年纪,大约由于染有太深的烟瘾,清?瘦削,体重不会超过一百磅,望之俨然一头猴子模样。但当他过足烟瘾之后,发音清朗,精神健旺,谈数小时而娓娓不倦。他家中只有一位如夫人,本出身于长三堂子,一个弱冠的儿子,又是螟蛉而来的。如此简单的家庭,不但房屋宽敞,而且陈设豪华。一九四四年前后,上海因煤斤缺乏,实行节电,而盛家却自置发电机发电,整日灯光灿烂,全上海不知有多少巨绅富贾,能够有如此排场的,也恐只此一家而已。 
      
      我与盛老三从相识而合作的经过,说来话长。原来当周佛海随汪精卫氏由渝辗转来沪,发动"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权的准备时,他邀我叁加。他告诉我,他的职位,虽是财政部长,但他将协助汪氏展开全面的政治工作。意思很明显,他所负的责任与所处的地位,是仅次于汪氏。我忽然心血来潮,以为搞政治,第一就是要钱,没有钱,则一切无从谈起,基于他将出任财政部长这一点上,我作出了两个计划:第一、创办一家银行,让他可以有所运用而放手干去。以后我所主持的南京兴业银行,不但开办还远在"中央储备银行"之前,而且领到了财政部的第一号银行执照。 
第二、我想到食盐非但一向为大利所在,而且在沦陷地区中,中国的盐政与盐业,早已被日军所攫夺,他们不但控制了产盐最多的华北长芦盐场,也占有了淮北盐场。过去经营盐业的场商、运商与销商,分得很严格,不得兼营,而这时早已紊乱不清。在东南地区,由日军直接卵翼下,成立了一个通源盐公司,主其事的为丁剑挢(伯雄)与周吉甫两人,为华中地区的唯一销商。 
        
       佛海这个人,确是有些气度的,他也决不斤斤于细节,只要你能言之成理,无不坦然采纳。我的两项建议,一经得他的同意,在汪政权建立之前,即已着着准备。此后,银行业务依赖他的支持,办得很有成绩,南京总行,在中华路自建了一所战后最具规模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而成为中央信托局局址),以后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后,事实上成为上海的市库。佛海为重庆工作,从未领过一分经费,这银行多少给了佛海一些政治上运用的便利。 
       
          对银行我已经是门外汉了,而对盐业,更是一窍不通。我先收买了一些还是前清遗留下来运盐凭证的引票,就开始筹备。佛海同意将来淮南、松江、馀姚三个产盐区域的食盐,因日人尚未染指,交给我一家收买。这应该是一个最优惠的条件,无如我本身已是外行,而延聘来的专职人员,又了无经验,如此,岂非是盲人又骑瞎马?因此,一直等到汪政权的建立,虽然分在三个盐产区成立了三个公同,而业务仍然无法开展。名义上我是个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却又一直无暇过问。 
     
        事有凑巧,不知怎样周吉甫走通了佛海的门路,又时常出入于佛海的私宅,而佛海对他,也有着不坏的印象。有一天,佛海突然问我盐公司的情形,我只有据实答覆。佛海迟疑了一阵对我说:"通源公司几年来已办得有些成绩,周吉甫为人尚还干练,他也想摆脱日人的羁绊,重新改组,我以为你不如和他合作,较之另起炉灶要有利得多。"既然佛海的意思很坚决,于是事情就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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