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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05:近卫三原则由来

口述史 | 2016-04-25 20:3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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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看,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后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后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辟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后,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后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馀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于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后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后,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后,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徵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里,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于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于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于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于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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