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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0: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口述史 | 2016-04-25 20:4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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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里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于最后胜利,虽然渐渐因战事的后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里,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那里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么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么?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叁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叁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了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旁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了叁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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