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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7: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口述史 | 2016-04-30 22:5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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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后,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于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同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后,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后,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力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馀似为晴气、谷萩。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高陶出走后,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后,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叁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馀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掏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接措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于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乃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鸷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于汪。故当高陶离沪后,于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叁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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