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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8:公馆脉与CC间的暗潮

口述史 | 2016-04-30 23:0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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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于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叁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于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后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叁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于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后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征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后,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后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叁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部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后,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后领到了约十万元的巨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于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后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后,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后,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后,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于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他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么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后,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以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于周(汪政权建立以后,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在实权上,则周重于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于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于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于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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