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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23: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口述史 | 2016-04-30 23:3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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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末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里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籙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运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的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约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村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末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着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于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叁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双力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泄愤。乱世性命贱于狗,于此益觉信然!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于见到报载后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后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于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于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于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于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后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后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于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于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后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后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后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于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于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挢(土+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后,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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