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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30: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口述史 | 2016-05-21 15:3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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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着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于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于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么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着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于尽。"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着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着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硬咽,凄然地点了点头,于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后,这一幕悲剧,也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于天真,日军于屡胜之馀,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后,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于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只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于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后于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于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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