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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35: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口述史 | 2016-05-22 17:4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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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磨之三原则为依据,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声明不要求赔偿,以及停战之后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与日方真正到了折冲的时候,方才发觉满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希望拨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实,但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但汪政权既经成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先与日本弄好关系。 


汪氏等一行于二十八年夏秋间先后抵沪以后,即不断与日方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汪日双方以周佛海与影佐祯昭为交涉的对手。正式开始谈判,则已二十八年的岁杪,地点是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也即是我与罗君强的共同住处。出席谈判的人员等,我已在前文叙过。起初还是谈的原则问题,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调整中日间基本关系"草案,内容的苛恶,是可想而知的。当与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后,汪氏正拟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案时,于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发觉了高陶已人去楼空,挟了日方提案高飞远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报公开发表,条件内容与善邻友好相去甚远,于是举世大哗。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连否认的馀地也没有。周佛海日记中,认为受尽气的是丁(默村)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也可见当时严重之一斑。 


文件的发表,是揭开了日本并无悔祸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这一个机会,并且触到了日本的痛处,对影佐说:如其要让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诸虚构,日本与我方合作确具诚意,只有双方以未来的事实来证明。那末,条件方面,日本应该大大的让步。影佐听了虽很以为然,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方面,对汪方即并不肯丝毫放松。 


日本方面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据重光葵所着"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所记,可以反映出日军当时的真正动态。 


事实有回溯之必要:对日抗战始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即芦沟挢事变是。至八月十三日松沪开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其间仅四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复由汉口迁往重庆。前后一年四个月,日军势如破竹,已将中国的华北华中心脏地区全部占领。日军固然感到伤亡惨重,后果堪虞,但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一时冲昏了日本军人们的头脑。那时华北由杉山继寺内任司令官,华中由?俊六接松井之任,华南更由古庄攻略广州。至民国二十七年底,日军北进至山西,中抵汉口,南下广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锁,这是汪氏基于战事上失利的悲观而脱离重庆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满,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和平失败,中国政府坚持不屈,近卫内阁且公然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核"的声明。而这一年中,也使近卫对战争发觉了有无限危机,为挽回过去的错误,于是发表了"三原则",目的原是希望诱使重庆谈和,而意外地发展为汪氏脱出了重庆。从汪之离渝,以迄其政权之建立,日本内阁已四易其人,由近卫而枢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陆军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军的米内,可知日本的如何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汪之脱离重庆,由沪赴日,经板垣陆相介见当时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会感到不知为何而来的惊异,更可见军部控制了内阁,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实现,已在汪政权建立之后。近卫基于在他第一次任内所爆发之中日战争,有及早予以结束的责任感。但是军部的"中国派",还是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中国占领政策",创设兴亚院,作统治中国的幻想,希望汪政权成为伪满之续。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成为最高的统治机构,并且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在上海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 


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派大使至南京,进行"中日间基本关系"之交涉,汪政权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更进而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则坚持完全相反的占领政策,要求承认日军广泛的权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争执中,而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那时我看到过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绝望、痛苦与愤怒的情形。而所谓"中日基本协定"也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署,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互派"大使",声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并以影佐祯昭少将为最高军事顾问:以日本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 


到今天,我承认汪氏有意气,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因为我目击了汪氏于签订"协定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拨,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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