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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37: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口述史 | 2016-05-22 18:0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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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挢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在"中央储备银行"前后五年中,曾经发行过大量的钞票。华北另有"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联准券"),行使于苏浙皖赣粤区域,从中储券之发行,日军用票与华兴券也同时由"财部"与"中储"收兑,相信仍留存于民间者已为数很微。但是,"中储"既始终没有宣布过有没有准备,或者有多少准备,民间大部份也以为"中储券"与军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储券"是并没有准备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传出了日本投降,战事结束的消息。旬日之后,总司令何应钦所派遣的冷欣等定一批受降先遣人员,飞抵南京,也带来了若干关金与法币。南京商会由于胜利所给予的欣奋,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价,在市面流通。因为数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响,接收人员随身带来的关金法币,也远远不敷应用。八月十四日,军委会已正式电委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那时"中储"虽已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负责维持市面,以及在青黄不接之际,仍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以一切需要,周佛海与钱大櫆也每日仍到"中储"办公。接收人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机赴渝,钱大櫆将"中储"库存等移交后赴上海南市军统局看守所束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结束。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也已受命来沪,主持金融。并由他正式宣布中储券与法币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规定,定为二百作一。无人知道这比额是怎样一个计算方法,当然也无人敢予问讯。谁对"中储券"出来说话,谁部被视为有"汉奸"、或袒护"汉奸"之嫌。 


以后,在上海提篮挢的监房中,钱大櫆于初审被判处了死刑。我去慰问他。他神色显得有些沮丧,但态度还很镇定。他告诉我,在汪政权中他没有做过别的事,判处极刑的罪状,就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个人生死倒没有什么,但政府似乎夹涉了一些意气,遗憾的是健庵(陈行字)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作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点。说着,他在身边掏出了"中储"移交的账目,他一行一行指给我看,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是多少(包括胜利后接收人员取用的数额在内),库存黄金若干吨,白银若干吨,英美瑞士的外汇与美元英镑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币是多少。他说:把房屋、股票以及其他货物等财产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布两百作一的当日重庆黄金白银及外汇的牌价,我详细地精确地计算过,中储券的发行准备与其发行额,应该是二十八对一。两百件一未免过份了,损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无辜的。当时,我曾经将数字完全抄录下来,而这次南来,我什么都没有携带,在现在写回忆录时,深恨不能列出这宝贵的资料。但许多曾经叁加过"中储"接收工作的人,都还健在人间,他们应该相信我举出钱大櫆口中的这个比值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数字,也深深的记在我心里。十馀年后,一切早已事过境迁,我还在写这笔旧账,其实也已是多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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