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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50: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口述史 | 2016-05-22 22:3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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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事有凑巧,当天晚上,我于饭后回到报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云旌,专为小报撰稿之洋场才子。中共进去上海后,在新民晚报工作)来电话,告诉我毛子佩被补的消息,希望我能为他出力营救,我告诉他我对此事刚刚才听到张善琨所说,让我从旁探明情形后,再为相机行事。 


为了接连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我对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顺便问他蒋案的情形。佛海说:"伯诚的案子很麻烦,各方面都希望我从速为他设法,即以他的病躯而论,就已觉得十分可虑。我与他为当年的嫖友,论公论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日宪兵已将全案呈报东京,非得军部的同意,当地的日军且无能为力。我只有尽我所能,一切看他将来的运气吧!"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后接收我所主办的"海报"而易为"铁报"的,那时任上海市党部委员,向随吴绍澍工作),他说:"必须与伯诚的案子一起解决,暂时也不可能先为保释。"佛海又想了一想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等我在幕后活动后,将来如能达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办理具保手续。"我说:"只要你交涉好了,我乐于负担保的责任。" 


事实上,那时佛海的环境也的确困难,与他交情较好的"梅机关"首领,又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调往南洋作战。继他后任的是前广东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与佛海之间相处得并不好。而且那时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手下握有实权的?政信,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即现任日本议员,着有有关中日战事的书籍"潜行三千里"等着作多种,近仍常在报端发为高论,日人当时曾尊之为"战争之神",他在汪政权时代劫焰薰天,倡导所谓"东亚同盟",并发起至奉化祭扫蒋太夫人坟墓,而对佛海则百计倾陷,一度且欲乘间鸩杀之)。蒋案的营救,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真使佛海陷于最大的困难。 


总算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佛海兜过了在华的日军势力,迳与东京方面日军最高当局接触,理由还是抄袭了吴开先一案的老调。不过因为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由偷袭珍珠港所获得的胜利,已因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所领导的跳岛作战,日海军已完全趋于颓势。佛海的说辞,就针对了现局,以为要使日军能全力应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须先在中国拨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蒋伯诚为蒋先生之驻沪代表,为无可置疑之事实,不如将他释放之后,责其在沪居间谈和。像这样可笑的理由,佛海在无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乱投医,竟也居然一信再信。为此事帮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他们两人几次为此事飞赴东京,千回百转,不知费了多少心计,东京大本营终于决定了由佛海方面负责将蒋伯诚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释。 


我还记得在此事决定的前几天,刚刚军统周的局本部秘书长袁惕素潜返上海(袁现在台湾),因为我与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为他掩护。惕素与我一见面就问了我许多别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蒋伯诚恢复自由之事即将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随时准备办理担保手续。袁惕素欣然秘密电告了军统局局本部,据说覆电上当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为袁惕素以后将牵涉到我本身的许多问题,故附带先在此一述我与他最初的一段渊源。 


到正式办理担保手续的这一天(日期或完全无法记忆了),下午二时,我与另一位保证人徐采丞会齐(徐为杜月笙在沪重要代表之一,当时颇得"登部队"之信任,任为嘱托,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服毒自杀),先赴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在静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叁谋,一同驱车驰赴贝当路宪兵队,那时的队长似为杉原,一个肥矮而充满杀气的家伙。起初延我们入会客室就坐,还预备了茶点,礼貌很周到。数语寒暄之后,杉原整一整军服,立起来厉声说:"蒋伯诚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释,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保证人应负的责任?"说着取出一张预先写就的保证书,上面是用日文写的,他指着说:蒋等保释以后,一、今后不得在占领区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须离沪旅行、必先取得宪兵队之同意,否则一切惟保证人是问。我与采丞点了一下头,又相视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笔来,迅速在保证人下面,签存盖章,办妥了例行手续。于是,由杉原与我们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蒋的寓所,蒋伯诚还睡在中间的房里,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馀杜丽云、蒋宇钧、毛子佩、王先青与万墨林夫妇等,杉原要他们排了队,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们今后应如何如何。最后要他们向我与采丞鞠躬致谢。杉原才命令所有驻守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杉原与川本的联络叁谋亦自行引去。这样,蒋伯诚等七人,才算脱出了日宪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复自由。蒋又与我们闲谈了一阵,屡屡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从此以后的两年中,我成为他与佛海之间的唯一联络人,我又为他的经济支持者,为他的工作奔走与掩护者,我成为他家的上宾。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许下了无数的诺言,我又为他冒过许多危险,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难。和平以后,使他以一个早已瘫痪了的人,竟能成为上海着有最大勋绩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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