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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56: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口述史 | 2016-08-17 20:2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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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于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叁战。明知日本最后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叁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牢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覆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澈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馀的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当一九四○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叁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叁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叁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后不能再表示反对。"迨"条约"签订以后,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覆得很妙、很干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陈公博于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叁战以后,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叁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果然汪政权于叁战之后,于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于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叁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叁战以后,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于汪政权叁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曰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徵集壮丁,训练叁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叁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叁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送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徵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于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于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于事后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 

?言 

我并不曾打算这本中册于那样短的时期中继上册而出版。我的本意:想把已发表于春秋杂志上的旧稿,重加整理。原定有几节要全部删除;若干遗漏的重要情节想追补,以求充实内容与减少疵谬。但是环境不允许我那样做,既承读者的厚爱,不断来函催促;而曼谷方面,且已有人冒印中册,公然发行。假如冒印者是对我的偏爱,为我代劳,我将表示感谢;如其只是为了牟利,把我已经发表的部份旧稿,剪贴付刊,弄成首尾不全,乖误百出,因而使人误购的话,我应当向我的读者们表达我深切的歉意。 

本书终于在这样仓卒中又与读者见面了。虽然内容曾经有过重大的修改;更搜集了许多有关一代文猷的珍贵图片,加入卷首。但当全书已编排完竣的时候,重读一过,我自己就认为不能满意,更可以想到决难有副于读者殷殷之望了。 

要写一个政权六年中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颠末,以我见闻之狭陋,学识之芜浅,而且自始就不曾有过写作的准备,即使当时我可以知道的事情,因之也不曾对其发展的过程加以注意。而今事隔十馀年,许多往事,记忆上都已有些模糊彷佛之感,尤其在羁旅之中,手头全无叁考资料,以独力来为这一段包罗万象的史实,除非出之臆造;否则,凌乱、琐碎、偏狭、挂漏,自为不可避免之结果。 

本书上册发行以后,已获得了许多善意的批评与督责,而且更听到了部份人士的反响。我除了敬谨拜嘉以外,更愿趁此剖白我一些主观上的谬见。 

首先:过去为国家抗战而现在犹为国家服务的人们,认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丑事"?固然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上将不容抹煞:而且也不会抹煞,那末让一个身亲目击的人提供一些见闻,会有什么不好;而且我虽然写的是主张和平的政权,但对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们,全书不敢杂以半句的微辞。为已死的朋友们写出其当时处境的艰苦;与内心的旁徨,在提倡礼义的国家,与处身于言论自由的时代,只要我写的是事实,也并不应就认为我的动机就是罪大恶极。成败之局已定,所加上的"汉奸"两字,已百喙难辞。让这些被称为"汉奸"者们,于百劫之馀,对当年的如何与敌周旋,和如何甘受利用之经过,有所哀诉,这并不能算就玷污了"民族英雄"。 

甚至许多汪政权的旧侣,也对我致以深深的不满,对本书的写作,他们与"民族英雄"倒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以为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旧事?所以每当牵涉到他们的姓名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开玩笑。尤其每个人都有其一肚子的委曲,而我又不曾为他们表达。把汪政权的黑暗面也连带暴露了,这自然更是我的荒唐。我只有祈求朋友们对我的原谅了!但我是这样想的:假如叁加汪政权现在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那当时又何必要叁加呢?我无暇周谘博访,朋友们又不肯耳提面命,我很抱歉于无法写得那样周到,以符合每个朋友的愿望了。况且任何一个团体,都必有其黑暗的面。这二十年来,宣传上的对汪政权的如何如何,已经给渲染得够绘影绘声了。如其在我笔下,每个人都是至善的,每件事都是完美的,我忍心骗读者,而读者能因我的隐饰相信吗? 

若干读者中对我最大的反感是:"我"太多;而对"我"自己,认为夸张得太甚。我在上册自序中说过,我写的仅是个人的回忆录,手头没有汪政府的档案,也没有当时的报刊,没有"我",也不凭我自己的见闻,试问我还能写出些什么呢?我并不讳言每个人对自己总是最原谅,也最满意于自己毫不足道的一点一滴,而我又不曾学习过"自我批评",因此就不知应当如何诟责自己。政治上的是非功罪尚且是一篇糊涂账,用以易粟的写作上的臧否褒贬,我自更无介意的必要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此而已! 

本书在写作与编印中,承读者给我的指正,姚立夫先生对我的协助,颜加保先生、臧勺波先生、汪希文先生,以及不愿发表姓名的若干朋友们,供给了我宝贵的资料与图片,伍爰女士为我雠校,吴漱溟先生为我署签,在此一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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