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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71: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口述史 | 2016-08-19 22:3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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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五分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了。比较更高级的一位职员走向我劝导,但辞气已变得严厉了一些,他说:"贵代表所认为不满意的问题是两个:没有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确是我们的疏忽,筹备工作那样繁重,忙中有错,我们忘记了制备,事已至此,现在已无法补救,只有请你原谅。"我抢着说:"没有叁加国的国旗,这决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他不管我的答覆,又接着说:"至于提案的赞同或反对,应该到会场上去发言,并且最后取决于大多数的同意。这里,只是代表们的休息室,而不是讨论议案的所在。贵代表有意见,留着开会以后再发言表示。"我听他表面上温和而骨子里强硬的话,益发触动了我的怒气,我抗声说:"我不在讨论提案的内容,我代表中国的代表团否认曾同意提出这一个提案,不是我们提出的提案,而硬指是我们共同提出的,我们不能随便受别人的支配。"他忽然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那你们的团长为什么不说呢?"我哼了一声,我说:"我有权利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也有资格与我们的人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不畏惧别人的干涉;而且也不容许别人的干涉!"那位职员似乎有些老羞成怒了,他厉声说:"那你究竟准备做到怎样呢?"我说:"事情很简单,同样升起了我们的国旗,并且撤消不是我们所叁加提出的提案,我们去开会;否则,我个人愿意负起任何一切的后果。" 

我的强硬,使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确,主席台上的关东军司令以及当时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等待得已经有些焦灼,频频催促,而办事人员又不敢说出原委。于是大批日"满"军警进来了,把我团团围住,中间一个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的日本宪兵指着我说:"你要明白!这是"满洲国"的"首都",不容任何人在此胡闹!"我自认一向很倔强,当我傻劲一发的时候,什么都不再是我所畏惧的事情。我反问他:"你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你们所请来的宾客?满洲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今天,我们已反主为宾,而且做着贺客,我欢迎你做出你想做的事,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满洲国"在怎样处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怎样蛮横地对付来叁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满洲国"境内是怎样的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我不怕才来的,如仅凭你的恐吓,你将不会得到结果。"没有人帮着我讲话,只投我以同情的眼光。许多东北的同胞,拥挤在门口,好似在为我耽心。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轰轰烈烈的死,到底比了委委屈屈的生好得多,能表现民族尊严而死,可谓死得其所,一生中能遇到这种机会并不多。因此,每个人都看得出我绝没有让步的意思,而会议已经不能再等待。而且,在所谓庆典中,他们也并不想发生一件太不愉快的事。形势忽然急转直下,另一位好似大会秘书长那样身份的人,很有礼貌的上来向我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补救的办法呢?贵代表的条件是?┅┅?""升起我们的国旗,与撤消事前未得我们同意的提案!"他说:"立刻要制一面旗,事实上已无法办到,把日本旗与满洲旗也卸下来,你以为怎样呢?"我的答覆是:"我不作此要求,但也不反对你们自己的决定。"他又说:"对于感谢法案,改为日本代表单独提出,而由日本代表单独电日本政府表示,你以为怎样呢?"我说:"我不拟干涉别人的单独行动。"他说:"那你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做。"我点了一下头,问题才算获得解决,但超过开会时间已半小时。我们眼看着大会堂前两面日本与"满洲"旗在日落以前降落了,我们才列队进入会场。其他的议案,都是文化交流等一类的官样文章,三天中终于平静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并没有再发生其他的波澜。 

上面的这一段叙述,可能有人说我是在故意夸张,目的只是为自己炫耀。其实所有叁加汪政权的人,不管怎样去为自己辩白,但也尽有人会臆造了一些故事,以求谅于国人,然而是非系于成败,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再脱下单单重压在头上的这一顶"汉奸"帽子。我写本书的目的,只是凭了良知,提供过去的事实,以作世人的殷鉴。在伪满的这一段经过,与我同去的许多旧侣,现在活着住在香港、台湾、大陆的人还不少,但读者不妨以着"天方夜谭"一类文字的态度,就当我在说着梦呓吧! 

本来会议完毕以后,还要分批出发叁观佳木斯、抚顺、大连等许多地方。而当我闹事的当晚,有一位当地的同业,偷偷地来看了我,第一句话他就说:"虽然今天你做得太痛快,但是,你将连累太多约满洲同胞!"我不解他的真意所在,我说:"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会连累到别人?"他告诉我说:"从前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人,在"满洲国的首都""胡闹",但翌日在路上就遭人暗杀了。治安当局办理得异常认真,居然立刻逮捕了数十名嫌犯,而且迅速地一体执行枪决,这样就堵塞了别人怀疑的口实。但据我们知道,被枪决的都是反满反日的热血青年,而并不是真凶。当局派人实施暗杀了"胡闹"的人,又假手诛戮了抗日青年,这是恶毒的一石两鸟手法。这几天,你行动要特别留心。"说着,他又悄悄地溜走了。我受了他的警告,既不愿南返示弱,也已无心出发叁观,索性与黄敬斋、敖占春三人,游了一次充满俄国情调的哈尔滨,静静地观察了一下民间的惨状,也疏散一下紧张的情绪。一直等我离开东北,总算并未遭遇到如朋友告诉我那样的厄运。 

等我南返与佛海会面,才知道闹事的翌日,关东军司令部已致电"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我是抗日份子,日本宪兵总部并且已一度在我的沪寓中搜查。本来等我回来,打算要加以逮捕,幸而主持其事的日本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今井武夫(即胜利后赴芷江代表冈村宁次投递降书者)与佛海有交谊,暗暗的通知了佛海。佛海又极力为我回护保证,那时日本不欲与佛海公开破裂,因投鼠忌器,才得无形消灭。然而从此我益加警惕,不但把所有比较机密的文件,完全烧毁,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特派高级叁谋章鸿春来沪,与佛海商量反攻时由佛海内应的军事政治布置,原定是派我代表长驻三战区的,也因日军对我的注意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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