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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79:又一次意外获得了幸免

口述史 | 2016-08-20 17:1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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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麻烦的问题还多着呢!而大半都为了"三青团"。我与"三青团"又无丝毫渊源,其所以奔走营救,完全基于蒋伯诚的请托。在我出面保释蒋伯诚的那一次中,一起羁禁的还有毛子佩与万墨林等人。毛子佩是吴绍澍的亲信,他以一个上海小报的广告员而竟然做到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是则派系之功也。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出身卑微,而杜崛身于草莽之间以后,万也(又鸟)犬同升。战前活跃于上海,经营米业,而又搞什么农会之类的团体。战时他们仍然留在上海,仍然分秉着吴绍澍与杜月笙的命令,从事地下活动。毛子佩经我保释以后,还不时来看我,也并不讳言其在照常活动,且不时向我作经济上的商请。记得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仓皇地又到我的寓所来。他说日本宪兵队发觉了他的行动,本来伺隙要把他重行逮捕,不幸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庄鹤礽又被贝当路日本宪兵队所拘获,他对外本来用的是化名,被捕后他又坚不承认就是庄鹤礽,因此,日宪于上一晚责成子佩于二日内把庄交出来,否则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子佩又说,假如这次他再到宪兵队,既不能指认庄鹤礽就是他本人,而又无法再交出第二个庄鹤礽。结果,此次将一定送命。上海既已无法立足,他要求我设法为他向汪政府机构中弄一张职官证(在汪政府中服务的,视其官阶的大小,各发给职官证一份,以为身份之证明,以及沿途免于检查盘诘的麻烦),搭车赴杭,转返内地。但我并不曾主持什么汪政府的任何机构,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手里又拿不出别的空白职官证。我考虑之后要子佩等我一下,反正佛海的家离我仅十步之遥,我去与佛海商量,我向他说明了此事的经过,佛海绉着眉说:"今天是星期天,停止办公,我不能做得太表面化,假日召一个职员来专办一张假职官证,要有,除非能等到明天。"我回去告诉了子佩,他焦急得本已坐立不宁,他说:"这是他的生死关头,一过今晚,可能明天清晨日本宪兵就会动手,不如请你所主持的"平报",发给我一张化名的记者职员证。"当时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我是他在宪兵队时保他出外的保人,我决不能否认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假如这一张化名的职员证又出了毛病,职员证上又必须有我的签名,我将百喙难辞其责。他看出了我的态度,而表示出一脸哀求的神情,我为同情心所驱迫,终于答应了他,而且立刻去报社把他交给我的照片黏在职员证上,加上了报社的硬印,签上了我的名字,留出了他的姓名、年岁与籍贯的空白,让他自己去填上,他表示千恩万谢,才欣然而去。 

当天午夜,我早已睡熟了,忽然为床畔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朦胧中一听是唐大郎的声音(唐大郎专为上海小型报写稿,与毛子佩为知交,而同时又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他的语音已有些震颤,他告诉我子佩与他的三个同伴上车以后,果然日本宪兵队有了防备,上车搜索,他的同伴因为拿的是真的市民证,所以结果又被拘捕了。毛子佩靠了"平报"的记者证,一时给蒙混了过去,计算时间,此时应已由杭州小径进入内地,可以安然脱险了。但是送他上车的人,于下车时又被日宪逮捕了,据他知道,在这个人身上搜出了子佩给他妻子的字条,字条上除了家务以外,有一点是说今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找你帮忙。有此证据,可能日本宪兵随时会来对你不利,希望你事先有个准备。" 

我不料事情居然会生出那么多的枝节,但事已如此,要逃也无从逃起,我索性起床,向妻子嘱咐了一些如我出事后必要的事情,枯坐待旦,以等候日本宪兵的随时光临。我以为这一次或许将不能幸免,而直至天曙,竟毫无动静。第二天的清晨,我急急去看佛海,希望他能为我能于事前把此事消弭,而佛海果然也为我惶虑,但为了免露痕迹,他的意思,只有等待事情的发展,再定应付的方法。但两天过去了,依旧安然无事,而我则一直在提心吊胆中等候恶运的随时降临。 

三天之后,蒋伯诚约我去一谈,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说:"为了子佩的事,这两天我也一直在为你耽心,现在事情竟意外地已获得了解决,你幸而已可确定不曾被牵连在内。"他又说:"送子佩上车的人于车行后在月台上为日本宪兵所拘捕,在他身上搜出了子佩的字条,第一点是他妻子交给子佩作为旅费的一枚金镯,他又交给了送他的人要他带回给他的妻子,留作家用,以后如遇经济上的匮乏,或发生别的意外事故,都要她与你商量。字条上清楚地写着你的名字,照例你将无法避免你的责任,那里知道这个日本宪兵为了吞没这一枚金镯,竟然将这一纸条也连带烧毁了。被捕的人既因没有证据而释放,你也恭喜获得了这一次意外的幸免。"这时,我才真正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然而庄鹤礽仍终于被证实而判了刑,送往提篮挢狱执行,蒋伯诚又要我设法予以优待,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是吴颂皋(不久前已病死上海提篮挢狱),与佛海为儿女亲家,由于我的疏通,由佛海颂皋的太太与我同召提篮挢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当面嘱咐,要对庄鹤礽等以次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予以充份优待。沈关泉当然唯唯听命,庄鹤礽的狱中生活,从此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以狱囚的身份,可以在典狱长办公室进食西餐,隔几天可以在沈关泉的陪同下坐汽车出狱游览,但是这一切,身受者几视为当然。 

以汪政权的人而肯全力掩护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自然也不仅佛海与我。这心理的造成,不能不说有一些微妙,因为汪政权中人肯这样做,本身又处于日本的占领区中,不能不说必需冒着相当的危机,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这样说:那时既不是为了邀功,以便胜利后或可将功折罪。因为说句老实话,谁也不敢在国际形势未定战争的胜负未分之前,武断抗战的最后结果,到底会是怎样。同时,也决不是如真正特工人员的所谓"工作表现",除了佛海本身在军委会备案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或以友谊,或则激于义愤而自然出此。沦陷地区的人,无人否认抗战为不得已的救国措施,也无人否认日军的暴戾恣睢,为人神共愤。这样做去,仅是受良心上的驱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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