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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85: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口述史 | 2016-08-27 14:4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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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民国卅四年的夏季,那时已离和平不远,胜负之局,已经判明,而沪渝间通过秘密无线电台的电讯,往来也益发频繁,周佛海一面在积极布置着如何策应国军的总反攻,一面又须防备日军的随时翻脸。终日战战兢兢,倒真有如他写给蒋先生信中所说的有临深履薄之概。 

一天中午,我正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里办公,忽然有一位叫张兆彭的熟人来着我(张前数年在港,现已回至大陆),刚巧我那天事忙,同时我与他又并无深交,仅在一个朋友那里一同打过几次麻雀,我知道他在霞飞路开设有一家服装公司,虽然是一个普通商人,但他与日本人以及中国人中的九流三教,都有来往。那天的突来看我,我还以为或许为了银行上有什么借款的事需要接洽,我就派了一个副理代见,但他却说有紧要事必须面谈。 

我请他进来以后,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有人要谋害周市长(那时佛海任上海市长)既然我与你是朋友,不能不赶来告诉你。"我表面上装得很镇定,我还笑着说:"不会吧!或许这是外面的谣言。"他说:"不,我有证据。"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大华银行的支票(大华银行为邵式军所设,地址在上海二马路,即成舍我、严谔声所办"立报"的原址),我一看票面所开的数额不算小,而下面的印鉴是中国人的姓名。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姓名已遗忘)自己的帐户,而支票也是他亲笔所开立,中国的姓名本是伪托的,这张支票就是用以暗杀周市长的奖金。"接着他又告诉我取得这张支票的经过,他说:"昨晚他在妓院里应酬,来的一批人,平时都是不大安份的所谓白相人(沪谚、流氓之意)之流,中间有一个人,大家知道他近来手头很窘,所以上牌桌的时侯,谁也不愿与他同赌,他闷了一肚子的气。等坐席以后,几杯落肚,已有几分醉意,他借酒骂别人的狗眼看人低,他说他已发了财竟然没人知道。说着就取出了那张支票,同席的人还讥笑他是以空头支票来炫耀骗人,逼得他急了,他说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的支票,要他打死周佛海,这不过是赏金的一部份,等事成之后,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额的酬报,别人听了都并不曾追究下去。我因为与你的关系,宁可信其有,所以装着慷慨,当场把自己带来钱庄的本票,把他换了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 

我听完了他的一席话,其实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以为他倒是可能以空头支票来托辞向我调现。但这事既然关系重大,我不敢放过一丝的机会,因此一面我向他表示谢意,而一面取现款来调换了这张支票。等他走后,我立刻去看佛海,把事实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佛海当时的态度,同我一样,认为不甚可信。因为假如有人真要暗杀佛海,事实上很难下手,他的家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处,都是警卫森严,出外又坐着枪弹不入的保险汽车,随身又带有大批卫士,他最近身持枪的一名副官,且曾为许孝炎执役多年可靠的人。周许为至好,离渝前周带同东来,平时既足不出户,也不会与外界有什么勾结,但是百密一疏,谁也不敢肯定说万无一失。所以周接到这支票之后,也很慎重表示将先加以周密的调查。 

一天以后,佛海告诉我初步已获得证实,这支票确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化名的户头,事情也的确有些蹊跷,佛海说:"不问其事实之有无,现在只有召邵式军来当面责问他了,并且要他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接着问了一句:"会不会邵式军与这个日本人同谋的?"佛海说:"这也难说得很。"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信的一人,但以直接隶属于佛海,晚上也不时到周宅走动,表面上对周颇献殷勤,但周既不满于其媚日把持汪政权财政命脉所系之统税,有时不很假以辞色,其间貌合神离,为势所必然。邵与日人通同谋害,在乱糟糟的世界中,以权力上的冲突不惜行使卑鄙手段,也未必定无其事。 

以后我只知道周佛海曾经几度与邵式军谈话,邵当然绝口否认其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支票确是他的顾问所开立,而又不能说明支票的用途,与何以落入白相人手中的原因。其中的暧昧,也就可想而知。但事情既然揭破,即使原来定有计划,自也无法进行。这一件事,终于在无意中发现,而于无结果中消灭。 

事后邵式军竟然还派了一位苏课长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将此事告诉周部长?"我对他的答覆很爽快,我说:"要问"邵局长"有没有这一件事情;不应该来问我为什么要告诉周先生这一件事情!"邵式军的是否与日人同谋,最后派人向我的质问,不但成为蛇足,也足以说明邵式军的当时必非置身事外。佛海于汪政权的六年中,其类此的遭遇,当然必不止此,而我之所知,则仅此两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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