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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93: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口述史 | 2016-08-28 17:1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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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汪政权的"国家银行"是"中央储备银行",其人事组织,大体如下: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原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业务局长柳汝祥(现在日本)、发行局长邵鸿铸(现在港)、国库局长俞绍瀛(现在大陆)、外汇局长夏宗德(前数年在港,现踪迹不明)、总务处长吴继云(现在港)、调查处长许建屏(现在南非)。总行在南京新街口,即原交通银行的行址,沪行在外滩,为中国银行的新厦。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原来的中央信托局也停止了,汪政权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中储"的贸易机构,佛海兼任了董事长,许建屏兼任总经理,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兼任副总经理(惺华的本职为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董事长的图章是握在惺华手里的,建屏仅居形式,毫无实权。以后索性由惺华坐升了总经理。 



日军进入租界之初,中交两行一度停业。以后又奉汪政权之命复业了。小四行亦由佛海派出官股董事而加以改组。关于人事安排,交通银行比较简单,因为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前后二十年(董事长先为胡笔江,胡于港飞渝途中被日机邀截击落毙命后,由钱永铭继),即由寿民(现在沪)担任董事长(复业后之中交两行,改为董事长制,以董事长行使总经理职权)。而中国银行初请冯耿光担任董事长(冯久任中国银行总裁,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冯不就,又请周作民担任,周又谦辞,于是由吴震修出任(吴现在北平)。冯耿光、周作民两人退为董事,其他董事有王仰先、朱朴、赵叔雍与我。董事会秘书程慕灏(现在港),沪行经理潘久芬。 


小四行的改组,除国货银行未曾复业外,四明银行的董事长为孙鹤皋(前沪宁暨津浦铁路局长),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为朱博泉。通商银行是谁,我已记不起了。其他战前原有的商业银行,营业状况,一般都空前美茂。而新设的银行钱庄,尤如雨后春笋,与日人直接有关系,或者与汪政权中人有渊源,也有原为银行中的中级职员,看到银行惊人的利润,自己也出来另行创立了。到民国三十二年间,迫得佛海通令停止发给银行执照,但无形中对已经成立的,减少了竞争的同业,不啻更予以一重的保障。 


正因为银行是大利之所在,于是大银行中,也多争权攘利之事,中间闹得最凶的一家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 


徐寄廎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战后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前数年已在沪病逝)。他战后之所以留在上海,一半固然为着银行本身的业务,一半为重庆方面潜伏在上海的"统一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因为浙兴是国内有数的大银行,那时的业务又蒸蒸日上,而寄廎对银行的一切,大权独揽,这样就引起了股东间的觊觎。 


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争攘的内幕情形,我因为与浙江兴业太隔膜了,全不知道。只在报上看到大股东竹淼生与徐寄廎之间公庭涉讼,两审都是寄廎方面败诉,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徐寄廎则一直处于下风。竹淼生是一个老银行家,也是浙兴的大股东,那时在各方面都很活跃,总之他有意于去徐而自代。支持他最力的是唐寿民,而寿民与佛海又有着深厚的交谊。徐寄廎则只管浙江兴业内部的业务,与汪政权中人,几于绝无来往。重庆方面虽然有他的方量,但到底鞭长莫及,寄廎的形势,已处于倒台的边缘。 


大约是三十三年的秋天,一天的清晨,徐采丞忽然陪了寄廎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我与寄廎过去并无一面之缘,此来顿觉其突兀。采丞代表杜月笙在上海工作,一面与驻沪的日军"登部队"有良好关系,但他与佛海之间,数年中虽然一直由我在中间联系,可能许多人在佛海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两人一向总有些格格不入。 


入坐后,采丞先代寄廎道达来意,他说:"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纠纷,报上登得很多,想你已略有所知。截至现在为止,诉讼方面寄老是失败了,但他能控制绝大多数的股东,为了最后挽救这一个危机,银行早已依照公司章程,发出通告,召开股东会。大会的日期,就在明天,而上海市政府经济局突然正式通知禁止开会,这样使寄老所筹划、所布置的将功亏一簧。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得到周市长(指佛海,那时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帮忙,但这几天他正病得厉害,曾经托过许多人疏通,无奈他概不见客。现在时机已经非常迫促,所以寄老要我陪来看你,希望你在最后关头代他斡旋一下。"我问:"寄老的意思,是否要我代向佛海先生请求准许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明大能如期举行?"寄廎接着又说了些客气话,我说:"那么,周公馆近在咫尺,请两位宽坐一下,既然时机如此急迫,我去一趟回来就给寄老答覆。" 


那天佛海的病势确很沉重,正发着高烧,我闯到他卧室中去,一开口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浙江兴业银行的事,他摇摇手表示不甚清楚。我说:"采丞陪着寄廎在我家里,经济局阻止他们明天举行股东大会,我以为寄廎是重庆统一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又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得罪他们。"佛海道:"问题是经济局禁止开会的是否合法。"我说:"论法,银行依照章程举行股东会,政府无权干涉,如其议案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处,事后政府倒有权纠正的。"佛海说:"那么你替我接许江的电话吧。"(许是当时的经济局长,前数年病死香港。)通话以后,佛海告诉他:"明天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大会,政府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开会?你不要随便胡闹。"许江当然是唯唯听命,佛海倒也痛快,他说:"要帮忙索性帮个澈底,寄廎如有其他要求,凡在我财政部与市政府权力所及之内,教他们分别来两个文,我亲自来批,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 


我回到家里,把佛海的话,告诉了寄廎,自然使他喜出望外。我说:"明天的股东会可以如期举行,时间上市政府已不及另补公文。浙兴如有其他请求,希望尽下午把送给财部与市政府的呈文交给我,让佛海先生亲自批过后,我再代你转给财部与市府。" 


果然,下午寄廎又把公事送来,我又去佛海那里让他批好了"照准"字样,等寄廎看到了佛海的手批,始再三称谢而去。我也分别把两份公事一份交给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一份交给了财政部次长陈之硕。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一场纠纷,就此轻而易举地风平浪静。 


浙兴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是为了采丞的友谊而好事。而从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佛海豪爽的性格,遇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做就做。我帮了他六年,他对我真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的程度,人生难逢的是知己,我又安得再遇如佛海其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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