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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94: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口述史 | 2016-08-28 17:2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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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经过了一世纪的时期,租界内的报纸,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论反而能影响全国的民意。在北伐成功以前,上海所有的报纸,不但都汇聚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一带,而且都挂着洋商的招牌,以托庇于外人。但他们的行销,并不局限于租界以内,有些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的区域,则为沿京沪、沪杭两路较大的城市。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由于报社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同时,许多望平街出身的报人,都担任了政府的要职,他们是内行,比满清官吏与北洋军阀自然聪明得多,他们懂得怎样对付报纸"越轨"的言论。政府的利器,是扣报,可以一纸命令,使邮局不寄递经制裁的报纸行销至租界以外,这样,无异于剥夺了上海报纸的生命线,洋商招牌,不再是护符,扣报一定使报馆屈服,于是政府很容易地掌握了上海的舆论。当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以后,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虽然租界以内,论主权是政府势力所弗及,但各报无一愿意抗命。起初是由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党政军联合执行,以后改由上海市政府单独负责。而且被删检的新闻,更不得以时间不及为理由,留着空白(沪人俗称为开天窗),以免暴露新闻检查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报业大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战前曾突然一度左倾,而且发出了反蒋、反政府的论调。人事也大为更动,黄炎培主持了总管理处,游俄回来的戈公振编辑画报,李公朴经办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活动,鲁迅经常为副刊执笔,陈彬和叁加撰述社论,胡风化名混入了编译部。有党派臭味的文汇报也在沪创刊发行。在七七事变之前,上海报纸上论调,一致是激昂的抗日,其中大部份是基于纯洁的爱国思想,而无可讳言,一部份却怀有政治上的其他作用。 


在抗战前夕,上海报纸盛极一时,除原来比较有长时期历史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而外,有大公报、文汇报、中美日报、正言报、中华日报、立报。晚报也有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社会晚报四家,其他小型报更多得无从统计,命名的离奇怪诞,如"叽哩咕噜"、"牵丝扳藤"之类,到了荒谬的程度。 


"八一三"淞沪战起,国军西撤,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立报等几家,立即停刊。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日军则在虹口区创刊了华文的新申报,其言论则完全宣传日军阀的侵略思想,日本浪人且在沦陷地区强迫居民订阅。 


所有未停刊的报纸,继续秉承国民政府的命令,拥护抗战政策,国军退得愈远,论调变得愈趋激昂,政府派驻租界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各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汪精卫离开重庆,行抵河内,最初中央命令各报,不许对此有所评论,因此引起了蒋汪唱双簧的传言。直至河内行刺案发生,误中曾仲鸣后,汪派人物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更在香港正式展开活动,各报才一致起来予以猛烈抨击。迨汪等一行抵沪,分别在愚园路与极司斐尔路公开成立了机构,汪系的中华日报也于民国二十八年夏秋之交再行复刊,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案件,除了少数军政人员,以及银行界的人士而外,而新闻从业员的牺牲尤多,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为日人所杀的已有社会日报的蔡钓徒(被骗往虹口残杀后,以首级悬诸法租界电竿木上);晶报的余大雄(被杀死于维新政权上海办事处新亚酒店卧室之浴缸内)。为国民政府所枪击毙命的有申报记者钱华,时报的经理王季鲁则中弹未死。其后以汪政权关系的报界人士,当丁默村接盘文汇报后,穆时英、刘呐鸥奉丁之命,筹备出版期内,先后遭重庆方面暗杀身死。"七十六号"还击的结果,申报的金华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朱惺公、程振章等人,均难逃劫数。新闻报的顾执中则幸得死里逃生。"七十六号"公布通缉的八十三人黑名单,也大半为抗战报的从业员,而华美晚报的朱作同,以出卖金华亭而为中统击毙,腥风血雨,举市骚然。 


汪方于六年之中,也在上海创刊了几家报纸,除直接于汪氏的"中华日报"而外(社长林柏生、副社长许力求、顾加保);有周佛海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黄敬斋);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日报"(社长袁殊。兴亚建国运动,表面上为日人岩井英一所领导的亲日集团,主要人物有袁殊、陈孚木等人,而事实上则为中共潜伏之地下组织)。 


但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一变,所有与重庆方面有板之报纸,除申报、新闻报以外,全部停刊,主要人员也纷纷走避。当时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旧日人员,几于原班不动,但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变成为无恃的孤儿,尤其日人的态度不可知,惴惴焉唯恐大祸之临头。而汪政权中人,则以两报的销路不恶,觊觎染指者也不乏其人。惟汪政权虽曾向日军提出过若干人选,继续主持两报业务,而日人均置之不理。在这一段时期中,申新两报旧人因过去不断有抗日言论,其焦虑为势所必然。当时两报当局,要求我转求周佛海为之庇护,得到佛海的首肯,曾由我分批陪同谒见,记得去见周的新闻报有汪伯奇(现在港)、李浩然(已死)等四五人;申报有马荫良、唐世昌(两人均在大陆)等四人。当他们表达其暗中保护的愿望以后,佛海慨然应允,谓如其日方有不利于他们时,可随时与我联络,他无不尽全方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卒之两报中人,并无一人遇到不测。以后新闻报除严谔声脱离,申报赵君豪与严服周做了一个时期之后转赴内地而外,两报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亲日,仍日常出版,而全部旧人也仍照常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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