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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95: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口述史 | 2016-08-28 17:2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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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新申商报因为地处靠近上海外滩之汉口路(即三马路),属于日本海军的防区,大约在日军进入租界以后约一个月,日海军宣布了接收管理,委出新闻报的社长为李思浩(前段祺端执政府时代之财政总长,太平洋战争突发,李氏留港被俘,后押送上海,迫其出任职务),仍由吴蕴斋以股东代表负实际责任。申报则委任了陈彬和担任社长。 


在抗战期中,几于无人不知陈彬和为亲日最力的一人。战前,他担任申报一度左倾后的社评工作,言论偏激,颇为当道所忌,而又叁与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保障民权大同盟"。从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刺殒命以后,申报又转为原来的态度,比较激烈的份子,纷纷退出,彬和那时也南避来港,替那时的南天王陈济棠办起"港报"来了。香港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就为日军所占领,而彬和又立刻与日人方面搭上了线,不久,重回上海,竟出任了申报"社长"。 


我与彬和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份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份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而内心潜存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在他负责申报的时期,他的表现,有着极端的态度:一、他亲日:一切言论固然极度亲日,而太平洋战争初起日军获得暂时的胜利时,申报屡屡破例以大字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战大捷",其立场有时竟超过了日人所直接主办的"新申报"!二、他反蒋:彬和曾经写过一篇"蒋介石论"把蒋先生二十年来前后不同的言论,引用原文,作了一个对照。在沦陷区内,对蒋先生私人作如此的攻击,可说是稀有的例子。三、他讽汪:申报对若干措施,也加以率直的攻击与讥刺。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因为任用了上海帮会人物谢葆生(即仙乐斯舞厅主人)等为警务高级人员,申报且詈之为流氓政治。这样引起了很大反感。但是"申报"那时处于日本"军管理"状态之下,它代表日军的发言,连汪政权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在社会上头得非常活跃,在公开的言论中,也时常对别的亲日人士,加以无情的指摘。 


其中对彬和最感头痛的是周佛海,因彬和不属于汪政权的管辖,而且他又与日本陆海外三方面都有交往,甚至摸不清他的真正背景。佛海又正在做着等待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策应的好梦,他认为彬和过于亲日的态度,会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未来的工作。于是他加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与彬和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是他所叁加的社团,我也必须叁加在内,有反对汪政权或妨害佛海的行动,事前阻止他,弄清他的底细,查明他对每一件事的作用。总之,佛海的真意,是要我严密监视他。从此,我与他形迹上显得突然亲密,每天报纸上我与他的名字,一直联在一起。甚至蒋伯诚也一再向我提出警告,假如我仍与彬和来往,重庆将不会对我谅解,而我则是有苦难言。 


我不否认我以后与彬和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友谊,因为有三件事他使我受到感动。本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义,我愿意在这里顺便追叙一下当时的事实。 


一次,日本人发起捐献飞机运动,上海的许多"名流"受到了邀请,许多资本家被内定为捐献的对家。那天在虹口公园开民众大会。清晨,彬和匆匆赶来看我,他悄悄地对我说:"请你暗中分别通知别的朋友,不要去叁加今天的大会,也不要捐献飞机。我单独去,以申报名义捐献两架。有事,我来担当。"说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有说不出的一种惊异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发生了恐慌,配给将告中断。而米粮又掌握在日军的手里,他们把沦陷区最好的产米区,如苏、锡、松、青一带,划为日本军米区,所有出产,都归日军收购为军粮。那时上海市长为周佛海,沪市府的市政谘询委员会开会筹谋对策,当场推定我与彬和负责这一个问题。海运既告中断,唯一的办法只有与虎谋皮,向日人手中去索取。在苏沪一带日军中具有势方的人,是苏州的特务机关长金子,他刚来沪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饭店。我与彬和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希望于日本军米中拨出若干吨为民食配给之需。金子考虑了一阵,他说:"米倒有的是,但必须有交换条件: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那时中待券现钞极度缺乏);二、负责疏散上海部份工厂,迁往内地;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建筑防御工事。还有其他两个苛刻的条件,现在已记不起了。我正预备与他辩论,而彬和并不曾征求我的回意,竟爽快地答应了。金子用白纸潦草地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我与彬和签字,负责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彬和又迅速地签了字,签完,把笔送到了我手里。对外办交涉,又不能显出内部的分裂,我于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签。接着把交款与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们告辞出来。一上电梯,我来不及等待,就埋怨彬和说:"如此条件,我们如何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迁往不适宜于生产的地点,我们没有方量徵集那么多民夫,去帮助日人建筑工事!"彬和只是笑,拍拍我的肩头说:"难道我们真会这样做吗?一还价最少时期要拖长了,民食的供应,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阶段,让老百姓吃饱了再说,只要米能骗到手,一切责任由我与你共同负担,你怕被日人杀头?┅┅┅┅"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也自有他的一套!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以后除由佛海供给全部米价现钞,彬和向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馀老游民,借给日本作为敷衍以外,米运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给了,而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虽然日人曾几次来纠缠,我们总是饰辞推却,如此一直至和平为止。 


在胜利前夕,即使在沦陷区的人,也都明白了大势所趋,正如古人所言:"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又一天,彬和约我对未来局势好好的谈一次。我平时一直听到他的言论是"英美一定覆灭,而"大东亚战争"一定胜利。"那天,密室中并无别人,他也一反以往的常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已迫于眉睫。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我向佛海进言,总之一切作最坏的打算,与必要的准备。他的意见,倒不失为朋友的善意。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知道日本已处于必败之地,何以看见你反而做得格外的积极了?"他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却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被迫撤退的时候,一定焚杀以泄愤,你们非但起不了丝毫阻止的作用,而且你们将被首先开刀。而那时,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向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如我,中国人都在背后骂我,因为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因此你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烧乱杀。我不敢说我的话会发生多大作用,至少,日本人是愿意听我的,而决不愿意听你们的,也可能我的话会有些影响。在这最后辟头,我要做得更积极,更使日本人相信我。"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如其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已忘记了国家民族,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连学生也都是伪学生的话,这是太不公允的。 


这一次谈话以后的不久,日本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那天是八月十六日,他又到亚尔培路二号来看我(那里是我会客宴客的地方,不幸胜利被接收后,成为中统的上海站,许多人都被拘禁在那里。从此,亚培尔路二号,也像七十六号一样,成为一个可怖的特务机关的代名辞了),他告诉我,一旦重庆政府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是最后来向我辞行,从此他将有一个时期的隐藏。而他来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劝告我与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可怜的我,竟天真地说出我做过一些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中且曾对我们以不断嘉奖,而且蒋伯诚等一再表示可以为我保证。他叹了一口气说:"政冶只有成败与利害,你竟谈起功过是非来了,你会后悔的!"我谢谢他对我的关切,但我仍坚持着我的初志。我想堂堂政府,安有会欺骗一个百姓之理?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我送他出门,看他已放弃了原有的汽车,坐上三轮车,向北而去。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直至在香港的重逢。但处身在另一个时代中,尽管是数十年的老友,因为思想上有了距离,连形迹也变得非常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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