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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98: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口述史 | 2016-08-28 17:5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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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到今天,应该无人再会否认汪政权的全部事实,不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或者说是历史的大悲剧了。以汪氏本人而论,当其离渝之前,以身居中枢要职,熟知内幕,眼里所看到的国际形势,与战场形势,诚有如其艳电中所谓"抗战年馀,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所以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以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发表和战主张,在民主政制之下,只需动机纯洁,固不得视为越轨;而谋国之心,亦应为国人所共谅。以后汪氏虽受河内行刺案件所刺激,因而改变其放洋赴法的初旨,身入陷区,但在敌人枪刺之下,要争回已失去的土地与主权,以汪氏这样的人,更安有不知其为与虎谋皮之理?所以他离渝前留书给蒋氏中有句云:"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迨由越抵沪,他更立即发觉了日本军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近卫三原则。所以当二十八年还在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政权也还在酝酿之时,汪氏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有一篇社论出现,题目叫做"战难;和亦不易!"在这五年之中,汪氏对日人则紧守着一个最后限度,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他内心的痛苦。人们对于汪氏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他是一个澈头澈尾的主和份子。但为了他太清楚国家当时的实方,起初与蒋氏所抱观念,实际上完全一致,即抗战前夕庐山宣言中所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战祸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又立即主张抵抗。人们也许还记得他曾经致电给张学良,责以不抵抗而约他回时出洋的事实吧!自"七七"事变起,他是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不是不抵抗。迨淞沪之变接踵而来,他知道这已是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抵抗就得澈底的抵抗。于是他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由此很可以看出汪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应付的策略,决不是一个像世人所想像的是一味主和的人。 


当汪氏由越抵沪,发起和平运动,已形成分裂敌对之局。而我有时为他想:他让蒋先生主持继续抗战,而由他来担当和平谈判,俨然是一气生两仪之象。他自己已来奔走和平,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仍有"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之语,也居然仍然是他最先主张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变局,难怪社会上要宣传蒋汪唱双簧了。但是他抵沪后与日人接触的结果,知道了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人对珍珠港偷袭,他更清楚了他最初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所说:"要国家有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了,但国家却并不曾有救。国府蠃得了抗战的胜利,但失败于对共的战争。他所揭橥的非和平不能反共,非反共不能建国,到现在,人们应该会怀想到他的先见。假如日人不掀起太平洋战争,二次大战的战史也将完全改写;再如汪氏不病死于胜利先一年,则最后东南之局面,恐怕也不会如那时这般的情形吧!身后是非谁管得?在汪氏生前,他自己就早已知道将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主角了。 


悲剧中的第一个硬里子是陈公博,当他还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剧烈反对汪氏的和平运动,等汪氏抵沪以后,他还专程由港去沪,阻止政权之实现。他之所以继汪氏而离渝,正如他当时给张群的信里所言:为了阻汪氏有发表言论以外的行动,留渝也恐别人疑心他为汪氏在抗战区作内线,引起别人的不安;而他最后之所以叁加,还是因高陶叛离,顾念汪氏左右无人,又经不起陈璧君的来港劝驾,以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明知其不可为不能为而终于为之。六年之中,他的看法一向是悲观的,他的态度是一向消极的,而最后由日飞回,束身受罪,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还口占了一绝,其最后两句云:"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国家胜利了,个人的生死荣辱,悉置度外,"一笑飞回作楚囚"句,无穷慷慨,无限悲凉!在苏州高院受鞫时,不请律师辩护,不上诉以求侥幸,他甘心情愿为汪氏陪葬,惟一的希望,仅是能发表他数万言的白皮书"八年之回忆",以表白他的心迹而已(全文将附刊于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单行本下册中)。 


假如公博不离开重庆的话,不愁没有高官厚禄,当局也一定会对他尽量羁糜。今天,如其我一定说他如何义薄云天,以身殉友的话,或者会有人以为我阿誉过当。但是不由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三国时代,尽管曹操是权臣,而汉朝毕竟是正统。孙吴、蜀刘,以史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割据之局。当年关羽曾经身在曹营,孟德对他不能不说优渥尽礼,而关羽徒以与刘备有共生死祸福的深情,不惜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归为皇叔之佐。或许我拟于不伦,而陈公博终能含笑饮弹,身后十馀年,成败之势已定,公博终且难逃汉奸之名。 


实际上,在汪政权中,周佛海是掌握着最大的实权。有人笑我把汪政权写成了周政权,固然由于我与佛海形迹较亲,所知于他的事情较多,而对于汪陈方面,情形就相当隔膜,尽管我把往事,写得(又鸟)零狗碎,但是我决不敢强不知为知,任意臆造。在那时,周佛海尽管连"行政院长"也没有当过,而一切,的确是全由他于事前决策,于事后执行,然而他的旁徨矛盾,也无殊于汪陈两人。他与汪陈一样,也未尝否认抗战是救国,而"和平"不过是一种对外的手段。他深感汪氏对于他的推心置腹,而又难忘蒋氏对他的优容识拨。他是汪政府的重心,同时又为重庆效力,往往一件事到不能两全的时候,满怀忧急之情,废寝忘食。胜利前,他本自知难逃为张学良之第二,更以原子弹的爆炸,迫使日军投降,连他所布置的策应工作,也无从表现。迨胜利来临,因悲喜交集,步骤更乱,南京因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辈接收中央军校而引起的误会,几与陈公博兵戎相见。而最后与其一亲一信的罗君强杨惺华,随戴笠飞重庆,置其追随六年之朋友与旧属于不顾,引起了汪政权中人的最大不满。卒之审理结果,判处死刑,虽邀明令特赦,仍然瘐死监房。汪政权三巨头,于两年之间,先后谢世,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一幕,也永留了不为人谅的一页。 


而在这大悲剧中,除了这三个巨头,在胜利以前,已经是沉浸在悲剧的气氛中,其他还有无数的小悲剧不断发生。譬如:"和平运动"的一开始,上海展开的特工战中,宁渝双方,你打我杀。同一在汪氏领导之下,公馆派与CC间壁垒森严,明争暗斗。即在周佛海小系统之下,罗君强熊剑东,勾结日人,鸩杀李士群,而李士群又受命于日人,毒死吴四宝。其他贪图荣利,但知搜括,或则忘怀国族,助虐事仇,滔滔皆是!除了上述诸事而外,其间有两件小悲剧,或仍足为读者茶馀酒后的谈助。一件是耿嘉基的吞枪自杀;一件是周乐山的仰毒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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