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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99: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口述史 | 2016-08-28 18:0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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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馀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愈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周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尤其在禁烟时代,从长江上游运至上海的官土,以法租界为营业集中之区。虽由杜月笙等经销,也在在与法捕房有关涉,所以绩之还奉命兼管有关官土在上海的运销事务。有土斯有财!他原籍本有几千亩附郭之田,更以鹤俸与烟土方面的分红,有着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他生性慷慨,而又出身富家,挥霍得也很厉害。他自己已经有一妻两妾而外,还不时进出于舞榭与妓院,千金一掷,举止的豪阔,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侪辈夸耀。在福熙路金门大戏院的隔壁,市政府同人组职了一个俱乐部,他几乎很少回去,常时就睡在那里。而即使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济上已早有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以后抗战事起,上海沦陷了,他也曾经一度远来香港,而吴铁城、俞鸿钧等昔日的长官,不能为他安顿;鸦片官卖时有密切关系的杜月笙,也对他毫无帮助,请缨无路,不得已又重回上海。他依然维持着过去豪阔的场面,手下又用了不少供奔走的人,而收入毫无,更呈捉襟见肘之像。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叁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还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又鸟)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绩之似乎太好客了!在民国三十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上海暗杀事件几于无日蔑有,汪方的人,都蛰居不外敢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因他与法捕房有多年的渊源,可以派警获得充份的保护,他在劳尔东路一号布置了一所精美的房子,让朋友们可以有消遣的地方,那里有十馀名侍役供差遣,常备着精美的烟酒、点心、饭食,谁去就随便要,不必付钱。晚上人头挤挤,四五桌麻雀,以黄金的价值来说,八圈的输蠃,可以从最小的黄金二十两到六百两。名妓、交际花、舞女、女伶、影星,以及巨室妇女,都会在那里出现。赌钱终局了,帐房上来记帐,蠃的人明天向他取现,输的人如从此不理,他既不追索,也不问讯。这一派豪侠的气概,充满海派的作风,使别人瞠目结舌;但是使绩之的债台,却越筑越高了。 


以后汪政权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论他的资望以及与法租界的渊源,他应该出任第八区区长的。但因为有人中伤他,说他开赌抽头,目的就是为活动出任区长之用。结果由"上海市长"陈公博自兼了区长,而他只担任了里面的一个处长职务。屈居下位,使他更郁郁不得志。经济情况也一天一天走向下坡,迫他不能不有所营谋。刚好米粮统制,日本人又划定了军米区,汪政府招商承办日本军米区以外的采购事务。绩之去包了松江青浦几县。他自己不大管事,就派他手下的几个人负责去做,这批人的弄得不乾不净,也是事实,但我相信绩之全不知道这类情形。 


在廿三年的年底,绩之一度显得很欣奋,因为佛海召他去谈话,告诉了他部份的秘密,为了策应反攻,要他联绍表面上是法国贝当政府份子而实际是反轴心的法国人,以及浦东部份的军队。吴铁城与俞鸿钧,也托人有信给他,说总反攻在即,要他好好的相机报国,他忙碌着从事一切准备的工作。 


到三十四年旧历刚过元宵的时候,苏州的日本宪兵队忽然派人通知绩之,说他破坏了日军的米粮统制政策,限他翌日早车赴苏投案。他鉴于京苏两个粮食局长胡政、后大椿因粮食问题已遭枪决,知道情形严重,但他仍能不动声色。当晚因褚民谊赴粤任"省长",他还在劳尔东路为他饯行;又因他辞去了第八区处长的职务,同僚们在福熙路为他宴别。他照常酬酢,一样谈笑,谁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他将以自己的手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等宾客散尽了,他回到卧室闭上了门,写了两厚本的遗嘱,他要把自杀的那枝手枪,于身后送给陈公博,生平无数女人送给他的照片与写给他的情书,在火炉中一起焚毁。欠他钱的人也不少,他把借据等分别封好,无条件退还别人。有几个他的腻侣,他答应她送东西去而未送的,也一一预备好,要人于第二天送去。遗嘱上写好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料理他的身后之事。最后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声明是自杀,不要连累他人。 


那时已经天明了,他还要下人给他一杯牛奶。临出门时,告诉他一个姓顾的帐房,说他去了近在咫尺的自己有时留宿的西爱咸斯路的公寓,要他隔二十分钟去看他,临走还望着所有的下人笑了一下,谁也不知他这一笑是在向他们诀别。 


二十分钟以后,帐房遵嘱去看他了,房门虚掩着,门外就闻到沉重的喘息声。推门一看,绩之已倒卧在床前地毡上的血泊中,嘴里含的一枝香烟,馀烟袅袅,还未熄灭。手枪落在身旁,弹自右太阳穴射入,左边穿出,等打电话报警,救伤车来送往广慈医院,终于不治身死。 


在绩之生前,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他说:"我只帮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不与日本人合作。如其有一天日人要对我加以侮辱时,每一间房内,我都放着一枝手枪,我会毫不迟疑地用枪自杀。"我以为这是一时愤激之谈,随便说说罢了。以后我为他料理身后事,检查遗物时,真的发现每间屋内的抽屉中,都有一枝实弹手枪。可见他不受日人凌辱的心,确是非常坚决。绩之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在表面上是生活浪漫,而又事事随便,其实内心里则有其一定的分寸。这次的事,他即使投案了,情节既并不严重,我们也一定全力营救,决不至有生命危险。而他毅然以不受日人的凌辱而吞枪自杀,而又死得那样从容、那样悲壮。我以有他这样一个刚毅的朋友而引为光荣,感到痛悼。 


另一个被迫自杀而也是周系十人组职之一的是周乐山。他本是上海教育界的人士,因与罗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学而叁加了"和平运动",汪政府还没有建立,罗君强丁默村就不断在佛海面前说他的坏话,预定在汪政权中的职位,为教育部的司长,而不像别的弟兄的预定为次长,这使他面子上很难堪,正在侘傺无聊之际,以受重庆特工的诱劝,而想改图,竟与原已叁加"七十六号"工作,以前是潘公展的旧部的汤增?、徐则骧两人,于二十九年的春季,离沪搭轮赴港,并在报上继高陶而发表反汪宣言。而一到香港,就因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他屡屡写信给我表示中悔,我与佛海说通了不再追问往事,又让他回沪。迨回抵上海,一直闲废无事。君强出任"安徽省长",他又要求君强为他安插。等他告诉我将任安徽明光区专员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力劝他不要去,我认为君强一向对他不好,而君强又是一个反面无情的人,他欢喜杀自己人来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结果一定不会好,而乐山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走马上任去了。 


也就在耿绩之自杀后的两三个月,一天,正在上海我的银行里办公,有一封从安徽专差来的信送给我,拆开一着,上面写着: 

○○兄:弟悔不听我兄之言,已为人成功牺牲品。弟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身 

后一切,请兄照应些。弟乐山绝笔。 


我叫专差进来一问,他说:"周专员因公到南京去时,罗省长指明光专署的一个科长与一个秘书,有移用公款购买物资嫌疑,把他们拘解到蚌埠省府去。周专员闻讯由南京赶往蚌埠,当晚见罗省长,罗省长还说没有什么问题。不料第二天清晨,对派了一排兵把周专员像江洋大盗一样的拘捕起来了,与太太一起关在省政府招待所。前两天,罗省长亲自提秘书科长审问,致周专员立在一旁。因为罗省长长兼绥靖主任的,所以用军法从事,把秘书科长用军棍当堂打得皮开肉绽。以后每天派人向周专员逼取口供,说要送到南京特种刑庭去重办。周专员觉得罗省长将不会放过他,已经预备一死。"我闻言大惊,一面打电报给君强,一面找佛海要他去电制止,下午就接君强覆电,乐山已经自尽身死了。 


事后我知道乐山因不堪逼供,决以一死了事。他虽失去了自由,但伴着他的太太还可以随便进出,他要她去买来了鸦片吞服,同归于尽。乐山是和着高粱一起吃了下去,当场身死。他太太吃得份量少了一些,又没有和酒,结果经救治后挽回了一命。君强毒死士群以外,又逼死了乐山。周系的两次十人组职中,李士群、耿嘉基与周乐山,不待胜利,已有三人不获善终。但是,几条人命还不过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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