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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00:一搞政治就淹没了人性

口述史 | 2016-08-28 18:1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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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如上面的种种事实,不问为朋友或为同志,一旦叁加了政治,磨擦、倾轧,甚至斗争,什么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都会做出来了。李士群、吴四宝、周乐山等的死,不问其平时的行为如何,而出之于自己人的排布,总觉太残忍了一些。在汪政权几年之中,佛海是想拉拢各方面的,也肯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而与公馆派之间,既不断有不愉快的小事发生,即周系十人组职,也搞得烟雾瘴气。为佛海招怨树敌,罗君强不能不负其相当的责任。我很奇怪于为什么人们一搞政治,都就会像把人性淹没了似的?即君强与我,也始终并不曾真正融洽过。但是,当年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君强是一搭一档的伙伴,所以造成这样错误的观念,因为一开始我与君强同住一屋,以后凡是佛海所经营的有关机构,也必然同时有我与君强。譬如佛海到沪以后首先组职的"学艺研究祉",就以君强为总秘书,以我为总干事,南京的"中报",上海的"平报",君强为社长,我为副社长。我所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最先以君强为董事长,而我则自退为常务董事。君强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我又做了常务委员。而且出则同车,宴则同席,难怪别人会有那样的看法。其实君强最初对我并不坏,他希望我帮他的忙,而不是直接帮佛海的忙。换句话说,他是要我成为罗系的人。偏我不识抬举,于是引起了他的不满,以后的发展,也不能不说意气之外,杂有一些权利之争。 


在前面说过,当佛海抵沪要我叁加"和平运动"的时候,我所提出条件之一是不办报,讵当"中报"筹备刚开始,主办的叶如音携了佛海所交给他的近十万元报款,不别而去。佛海左右,又并无第二人有办报经验。这责任结果就落在我身上,而使我无可推辞。在我看,这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友谊的牺牲。虽然君强对办报并无经验,我还是为了满足他而让他当社长。但是"申报"受了叶如音的影响,经费并不充裕,购买机器、铅字、设备,以及在南京朱雀路盖造房屋,且在待遇菲薄下延聘内行人才,都由我在捉襟见肘中独力做去。而跟着在筹备期间,林柏生希望改为"中央日报",佛海则无可无不可,而君强则坚决拒绝,报纸未出版,就先引起了我与柏生之间的误会。在刚创刊时,我又兼了总编辑的职务,辛劳忙碌,在我认为是一件苦事。我只知怎样先把报纸办好,忽略了足以让君强认为我有心把持的嫌疑。以后丁默村在上海购下了文汇报,他所委任的两个负责筹备的人,刘呐鸥与穆时英,又先后为重庆的特工所击毙,没有人再敢于去接手,默村则顺手推舟的送给了佛海。佛海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贸然接受了下来,决定开办"平报"。结果当然要我去主持出版,而且时间只限定了二十天。那时上海正在暗杀盛行时代,我偏偏有一颗好胜之心,我同意了,去了,而且如期出版了。更意外的是在租界中抗日气氛很浓厚中,销路居然也不坏。而社长一职,我又让给了君强,我自己则以副社长兼任了总经理与总编辑。君强鞭长莫及,更因为"平报"有过两次被人投弹,一次放火,地址又在上海繁盛的福州路,他秉着不立岩墙之义,不履报社一步,但在他的心里,我独断独行,又是一件使他极不痛快的事。 


然而这还仅是权之争,尚不是利之攘。当我与佛海在民二十八年见面以后,我己知道他将确定出任"财政部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于重庆的态度,以及对于蒋先生的怀念。搞政治,必需有经济为后盾。我建议由我来创设一家商业银行,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全力支持,我也向他保证,如其所盈馀,供他作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之间有了这个默契,因此当财政部成立的第一天,我就送进了创立银行的声请书,我取得了第一号的银行执照。股本五十万元法币,绝大部份真是南京商界的股款。而我是一个荒唐鬼,以这区区五十万元的股本,却以四十八万元在南京中华路建筑了一所南京战后最堂皇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为中央信托局),那时"中央储备银行"还未成立,南京仅有陈公博有关的农商银行一家"财政部"的公款,很多就存在我的那家"南京兴业银行"里,那时在股款之下,我送了一些给罗君强与杨惺华。于是该行组织,以君强为董事长,惺华与我,暨南京商界中的其他两人为常务董事。任何人一看这名单,就意味着这是周佛海银行。大家认为只要汪政权不倒,存款就不必耽心落空,因此银行的业务,一开张就生涯鼎盛。谁知开办不久,汪政权一声令下,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君强不能不辞职,董事长当然由我继任,而我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君强曾经向我开口要由他推荐一个他亲信的人来做总经理,我又婉拒了。 


积累了许多因素,也许君强已认为忍无可忍。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他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忽然暗中召集了与他接近的三十几个人,其中有杨惺华、孙济武、葛伟昶、蔡羹舜等在内,组织了一个"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也不好,凭一时的冲动,就在"中报"上写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文章,以为报复。中间有两句这样的话:"有人想藉团体之"力","行"其鬼蜮",特别把"力行"两字排了较大的一号字体。君强看到了,明白是我向他反击,事态也自然恶化了。这样双方暗中的磨擦,经了几月之久。以后李士群与朱朴之把这事告诉了佛海,由他出任调停,一面要君强把"力行社"解散,一面要我退出"中报"。要君强退出"平报",由我接任"社长"。两人分了家,表面上才算平静了。但经此一来,我们心中各自有了一个疙瘩,彼此见面,也只是一味假意敷衍。君强后来当了"司法行政部长",要我当"政务次长",他调任"安徽省长",又要我当"民政厅长",我对做官既无兴趣,对君强也怕与合作,大家既再无权利上的冲突,总算能于表面上保持和平。当时我并不觉得与君强闹,会有什么后果,直至李士群周乐山死后,乃有些不寒而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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