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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01:从头溯说当年一段渊源

口述史 | 2016-08-28 18:1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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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我个人对于汪先生,虽然可以说除了汪政权一段时期而外,过去绝无渊源。即使在那一段时期中,因为我并没有担任什么实际职务,加之我仅是直接对佛海帮忙,因之就很少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话。但是,即此寥寥几面、他的仪态、他的谈吐,他的怀抱,已足够使我留着钦敬的与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民国廿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汪氏以"跳火坑"而由海外归来赴京出任行政院长时,我因往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去接曾仲鸣,曾再见过他一次。此后因执行律师业务,新闻记者职业,已成为我的副业,我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民国二十八年他离渝后由越南来沪,我以佛海之约而叁加了"和平运动",并迁住到愚园路,于是很容易会不时遇到。那时他事实上已经五十七岁的高龄,而温文俊朗,其神采还是值得别人看煞。 


汪氏也确有其天生吸引别人的本事,许多人都这样说过:即使怎样不满于他的人,只须与他作一次谈话,就往往会立时化除成见,油然而起敬意。对于这种传说,过去我还以为传者言之过甚,在将信疑之间。民二十九年政权创立后不久,在他南京颐和路廿三号的寓邸,分批宴请比较重要的人士。我以"中央委员"的关系,有一次也被邀之列。每次被邀的只有十个人,以便分别谈话。在我们进入会客室时,汪氏早已立候在那里了,面上堆满着笑容,殷勤地招待来客入座。从谈笑风生中发挥他对时局的观点,间以轻松幽默的语句。再分别徵询别人的意见;也逐个询问他的近状,以及职务上的有何困难。他周旋于十人之间,处处表露他的亲切与诚挚,使场面完全不显得冷落。他也随便得不像是一个政权的领袖,使客人解除了顾忌的心理。半小时的闲谈,事实上已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 


我刚好坐在靠近他左边的沙发椅上,中间仅隔着一张矮几。他把全场的人都应酬过了,回过头来,向我端详了一下,他开口说:"先生!你和我似乎曾在那里常见的;而且你的名字我也非常熟悉,好似与我一件什么事有过关连,而我竟然已完全记不起原因了。"我回答他说:"当您于民国十六年由武汉来沪,住在善钟路七十七号时,因我担任报馆职务,而又因常看曾仲鸣先生,曾不时见过您。"他恍然若有所悟地问道:"那么,那次桂系的想不利于我,而迫使我赴法的消息,是你透露给仲鸣的了?"我点着头说:"是,这不过是我无意中得来的。"他立刻改容相向,说道;"啊!先生,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是当时仲呜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机会向你道谢。" 


人们也说给我听过,汪氏对他的左右,依着亲疏的关系,而有五种不同的称呼:最普通的称先生,进一步则去姓用号,而称为先生,再进一步则称为同志,至有相当关系时,则称为兄,到了真是引为腹心的时候,就呼为弟了。当汪氏由渝赴越,林柏生在香港为他主持"南华日报"时,于民二十八年夏,行经德辅道中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口,被暴徒用利斧头砍伤头部。汪氏闻讯,立即去电慰问,电文一开始就称为"柏生弟"。柏生第一次见到那样亲密的称呼,竟然忘了身受的创痛,踌躇于汪氏所给他的恩宠。那天,汪氏于三分钟之内,对我的称呼就有了变易,可以证实了人们的传说为不虚。也可见汪氏的搞政治,连极小的细节,也样样留意到了。 


至于汪氏和我谈话中所指桂系的事,多少关系到一些近代的史实,这里不妨先加以简单的补叙。民十六,北伐底定南京,汪氏也与武汉政府分离而行抵上海,民十七的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首次在南京举行,而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桂系与"粤方委员"有了很深的磨擦。那时所指的"粤方委员",事实上即以后被称为"改组派"的前身,人物包括汪精卫、陈璧君、何香凝、王乐平、朱霁青、陈树人、经亨颐等几个中央委员而言。会后大家又回到了上海,桂系的首领李济琛住在海格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的住宅"南园"里,而汪氏夫妇与何香凝则住于法租界善钟路七十七号。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桂系的白崇禧,也可说上海的实力,控制在桂系之手。 


我因为担任"时报"的采访主任,为了获得新闻来源,必须与各方面都取得密切联系。汪氏方面我与曾仲鸣比较相熟,而李济琛方面,则其表弟黎民任与我发生了较好的友谊(黎民任于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南下前,在广州沙面为李搞"民革"工作,为国府保密人员拘捕后秘密枪杀)。一天晚上,我到南园去看民任。那天月色正好,我们在园中散步,仰挹清光,尘襟尽涤。我问他这几天有没有特殊的消息,他说:"消息倒有,可是为一则不能发表的惊人消息,假如你答应我不披露,我可以告诉你作为私人的谈话。"我答应了他,他接着说;"任公(李济琛字任潮)等认为汪精卫惯于翻云覆雨,留之且为后患,健公(白崇禧字健生)已在准备把粤方委员拘捕,为一网打尽之计。你等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场。"我与民任分别后回到报社,对他所说的发生了怀疑,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内部何至遽尔火拼?为了证实这一个消息,我又驱车去看曾仲鸣。我问仲鸣:"汪先生与桂系之间如何?"他说:"虽有歧见,总望不致决裂。"我说:"不见得吧!桂系已准备对汪先生立刻动手了,你又何必瞒我?"接着我就把黎民任告诉我的话,和盘托出地转述给他听。我当时的本意,不过想激使他透露出汪方的反应,除了忠于采访的职务以外,其实我毫无其他作用。不料仲鸣听到我的消息以后,急急于追问我的来源,我说是黎民任告诉我的。他沉吟了半响,他说:"是他讲的,不会全假,此事必须立刻报告汪先生。究竟真相如何,明天我再与你谈吧!" 


第二天傍晚,我再到善钟路汪宅时,司阍告诉我曾先生出去了,留有一封信给我,我拆开看时,只有曾仲鸣给我的一张签名的照片。而我为一个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竟然糊涂得并未察觉仲鸣送照片给我作为辞别的暗示。到了第二天,才证实汪氏夫妇、仲鸣与郑毓秀四人,已漏夜登舟,又离沪赴法去了。汪氏等的远行,也证明了黎民任告诉我的话确是事实。假如不是我无心透露,破坏了桂系的谋略,汪氏一生的历史,势将完全重写。 


不料十二年前的事,在那次私宴中,再勾起了汪氏的回忆,并向我殷殷致谢。那天宴罢辞归,到第二天的下午,忽然汪氏派了一个副官送给我四样东西: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自书立轴一幅,"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的特任状一张,与第一个月的薪俸八百元。我接受了照片立轴与委任状三样,璧回了月俸,我告诉副官:"请报告汪先生,我已领了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薪俸,照例兼职是不许兼薪的。"谁知来人说:"主席知道的,他吩咐过请你照收。"我虽不像柏生那样受宠若惊,只是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汪氏确有其精细体贴之处,陈公博追随数十年而甘为牺牲;周佛海以一朝遇合而感恩知己,都不是全无道理。汪氏那天送给我的一幅立轴,是写的二十八年六月,他由沪赴日途中去晤平沼首相筹备组府时舟夜口占之作,原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首诗里已充满了衰飒之气,汪政权尚未建立,而汪氏目击了沦陷区的惨状;更发现了日人的汹汹之势,慨念生平,已大有英雄末路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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