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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权亲历记106:陈公博以殉葬精神继位

口述史 | 2016-08-31 22:0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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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1904—198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资深媒体人,1930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1月5日病逝日本。在香港时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


谁也料不到汪氏卜葬未及一年,以太平洋战争日军节节溃败,美国又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爆炸,日皇不得不下诏投降,抗战终于蠃得最后胜利。而接收人员,或许因突然的胜利而忘形失常,竟将梅花山的汪墓,炸至粉碎。是谁授意?是谁主动?也许政府也认为这是一件并不大文明与并不太光荣的事,固讳莫如深,而据外间传说,实施者为新一军廖耀湘部六十四师的两个工兵排。以汪墓用钢骨水泥所筑成,乃以大量炸药爆破,至使汪氏遗骨,化为灰烬。在汪氏早已一瞑不视,又何惜于其身后之皮囊?即其生前吟?之中,亦似若有前知。民国(被禁止)前二年汪氏在北京刑部狱中被逮口占中有一绝句云:"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怜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又"百字令"后半阙云:"堪叹古往今来,无穷人事,幻此沧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后残灰,战馀弃骨,一例青青覆。鹃啼血泪,花开还照空谷。"诗词中竟两次提到"劫灰"字样,是则怨禽精卫之命名以外,又复成为一项语谶了。但听到这毁坟消息的人,即使与汪政权毫无关联,也总会感到有些错愕难解。在一个号称文明国家中,即使不念汪氏追随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功勋;即使不问其建立政权的目的何在;就算他"叛国"怎样的情真罪当,一死也应可以蔽其"辜"了吧!罪及尸骨,何乃太忍!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寻常百姓,毁损尸体,尚且国有常刑。此举如出于当局之授意,那气度未免太狭窄;行动未免太任性了!假如是军人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又为什么事后不听到追究责任呢?胜利后的一切炸坟、劫收等的怪状,层出不穷,卒之把留在人们心里八年抗战的勋劳,一扫而空;把这大好河山,于短短四年之中,又全部断送了! 


且说当汪氏在南京开刀后把留在体内的子弹取出以后,病势非但未见减轻,反而日渐加剧,医生们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已经绝望,但要开刀,京沪医院的设备不够,非赴日不可。而即使再动手术,也是仅尽人事,寄以万一之望。陈公博等主张既然希望甚微,不必让他再受一次旅途的劳顿,以影响病体,如有不测,客死异乡,以一个元首的地位,也觉不好。而陈璧君坚决主张尽一切可能的挽救方法,飞日作最后之努力。谁又能改变陈璧君的意思?赴日疗治终于决定了,而汪氏却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的两三日,召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公博说:"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的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的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的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 


等到汪氏逝世以后,而日政府的态度,也有了明朗的表示,汪政权就不能不有一个领导的人,当时公博推周佛海担任,自己反而愿意退为从旁协助的人。但是国内与日本方面,都属望于公博,形势上已不容他诿卸,他是反对建立政权的人,那几天他无限旁徨,而最后慨然地说:"汪先生以跳火坑的精神,来收拾这半壁的破碎河山,我对汪先生有知己之感,时局已竟如此,我应当继承他的遗志,也抱一个殉葬的决心吧!" 


公博的事前一再推辞,倒真是并非诿卸责任,他认为有三点他无法做好的事:第一、以汪氏的才能、声望、尚且无法使日本人改侮;第二、为了将来国家的统一,与重庆蒋先生的关系之密,他自认不如周佛海;第三、汪政权内派系纠纷,他无力改善,所以他力推佛海继任。他以为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侍从蒋先生多年,所差的就是"公馆派"中人,势必因他的擢居高位而发生更大的磨擦。当汪氏的遗体运抵南京以后,当晚,许多汪政权中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商量善后问题,即席一致推举公博继任主席,而公博则推佛海,最后经不过众人的苦劝,他答应考虑以后再作决定。事实上,佛海与重庆暗中往来,本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公博的与重庆间也通款曲,那就很少人知悉其事。公博任上海市长时的"经济局长"徐天深,是郑介民的代表,也是直接为为戴雨农(笠)工作的人,他的叁加汪政权,是奉命而来,公博固深知其事,徐天深所建立的两个秘密电台,都由公博为他掩护,电台直通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当晚,公博就以继汪氏而任主席的事,由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数天之后,据徐天深出示重庆的覆电,希望公博担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长"。这事与周佛海的出任上海市长前,事先向重庆请示决定,如出一辙。以汪政权中重要人物的出处,而一切取决于形式上敌对的重庆政府,这不是什么滑稽的把戏,而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对外能表里相辅,有人不惜屏身蒙垢,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垂危,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处、可喜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博虽明知将来之祸福难料,而卒以殉葬精神,由中政会一四二次会议推选代理。 


这样,就在汪氏下葬的前三天,即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就任了代理主席,那天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发表了一纸宣言。宣言的原文我已无法觅录,但我清楚记得有几句重要的话:"国民政府(按即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是汪氏的遗志;也是汪政权中有良心的人的老实话。而在当时处身于敌人枪刺下的环境中,公博能坦率地表白他们的心境与立场,也真算是难能而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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