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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藏身: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 | 2015-05-08 16:34:33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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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佛教外交再一次活跃起来,在国际舞台上肩负起政治宣传的使命,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

宣传中共政治,维护国家统一

50年代,中国外交困难重重,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60年代,中国又受到来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攻击。为了打开外交大门,中国政府积极开始公共或民间外交,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佛教外交由是应运而生。佛教外交一方面紧跟中共政治,倡导世界和平,反对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中共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寻找国际友人对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建国之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造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所有这些都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宗教及人权的普遍关注和不满。为了有效地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不满,澄清各种不利于中共的传言、宣传和证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当性和实在性,中国政府不但支持、而且一手促成了佛教外交,使之成为中共官方和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1952年3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许多是来自亚洲国家的佛教界领袖。3月16日,出席会议的中国佛教代表邀请与会的缅甸、锡兰、日本、泰国、越南的佛教代表,前往北京市广济寺出席座谈会,让他们了解中共宗教政策、商讨世界佛教徒团结等问题。圆瑛向在座的外国佛教界领袖,介绍了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其落实,以及中国佛教徒在新中国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圆瑛告诉这些佛教领袖,中国政府正努力保护佛教文化古迹,给予僧尼生活补助,修复荒废寺院。他说:

这说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社会里是能够获得的。因此中国佛教徒都能够非常安心过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如讲经、修定、祈祷、培养僧尼和一般信徒的精神教育则一直在各地分别举行,并无间断;佛教习惯、佛教清规,也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现代佛学》、《觉讯》等杂志,来研究佛理。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加强佛教活动的计划。

圆瑛只字未提土地改革中,成千上万佛教寺院被没收或征收、数以万计僧尼生活无着落等现象。这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不可能在外国友人面前具说所见所闻。不但如此,他还要为国家服务,宣传政府宗教政策的英明。圆瑛在这些国际佛教友人面前,展现了中国佛教正受到政府的保护、欣欣向荣的面貌。他说,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是对人民有益的;佛教徒因此也在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与人民打成一片,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喜饶嘉措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他甚至认为,只有在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这种自由。享受信仰自由的中国佛教徒,热爱祖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中国佛教界领袖的亲身说法,足以使这些外国佛教领袖相信,佛教在中国不但没有遭受到破坏,反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完全不同于外面谣传的那样。再加上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更使他们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佛教的尊重。许多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把这种友谊和尊重带回自己的国家,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中国,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锡兰代表团团长达马拉塔纳随后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了锡中两国的历史友谊,赞赏中国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护佛教的实践。他说,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保护佛教,还在寺院驻军,破坏佛教文化。民国时期,锡兰曾经派三位法师到中国参学,但是,他们在中国得不到任何帮助,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达马拉塔纳说,现在不一样了,锡兰佛教代表团受到中国政府的上宾招待,远超过他在自己国家得到的待遇。这就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尊重佛教。

对于这些外国佛教领袖来说,中国佛教领袖的“现身说法”远远要比政府的宣传更为有效;而外国佛教领袖的宣传,将更容易让其本国佛教徒相信中共及其宗教政策。当然,中国佛教领袖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为政治服务,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作为佛教徒,他们之所以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完全归功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以改造佛教的方式保存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一直甘愿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这或许与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佛教在被利用的同时,也为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空间和机缘。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受到致命的摧残,失去传统赖以生存的社会因缘。在宗教鸦片论和消灭宗教的口号声中,佛教生存的唯一价值和理由就是为社会政治服务。也许当时的中国佛教界、特别是佛教界领袖看到了这一点。为了佛教的生存,他们一方面倡导佛教徒走入社会,成为生产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力强调佛教国际友好往来的传统和其在当代的意义,积极开拓佛教外交。他们的努力可算一举两得,即佛教在服务国家、拓展外交同时,为自己赢得一些生存空间,使濒临灭亡的佛教苟延残喘,保存了部分寺院和人才。

文革时期,在学习班中接受再教育的僧侣、道士与尼姑


文革中遭受摧毁的佛教寺院


建国以后,中共虽然没有公开宣称要消灭佛教,但是经过无数次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僧团失去赖以为生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佛教已经奄奄一息。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在对外交流和宣传时,他们总是声称,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的解放,给予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现光明的机会。或许是由于中国佛教过于藏污纳垢、腐败,根本经不起如此致命的改造,濒临灭亡。成千上万的寺院被政府征收或没收,数以十万计的僧众消失在社会大众之中,自行灭亡将是中国佛教的命运。但是,面对西方国家或外国媒体对中共宗教问题的质疑乃至指责时,佛教界领导总会及时站出来加以反驳,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1954年初,巨赞在China Reconstructs上发表文章,对有关“中共消灭宗教”言论进行了反驳。巨赞重申,在中国没有寺院被破坏,没有出家人被赶出寺院,亦没有僧尼被迫结緍,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或许在巨赞看来,所有这些,如破坏寺院、僧尼还俗、脱离寺院,都是僧尼自觉自愿的,与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发动旨在消灭宗教的运动,但佛教受到破坏、僧尼还俗转业、僧团瓦解,应是事实。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佛教的状况;他们有时也为此向政府提出一些改正建议,而大多数情形则是要求佛教徒体谅,接受这样的事实,并多作自我检讨。那么,这些领导为甚么还要出面否认来自海外的指责呢?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大概主要有二。首先,内外有别,这是中国内政和人民的内部事务,任何反共和反人民势力的介入和指责,都要受到属于人民一部分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其次,在中共看来,佛教在当时已失去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和信仰价值,其主要生存价值就是佛教外交,佛教徒的作用就是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的利益。

佛教外交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服务国家的机会,由此展现了佛教的时代价值,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线生存的希望和空间。为了政治外交、为了接待外宾,中国政府修复或开放了一些寺院,如五台山、峨眉山、白马寺、少林寺、玄中寺、广济寺、雍和宫、法源寺、灵隐寺、玉佛寺、六榕寺等。这些寺院或有悠久的历史,或与海外佛教、特别是日本佛教有着历史和文化渊源,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接待外国代表团或个人的定点“参观圣地”。这些寺院的修复和保存,为佛教保留了一线命脉,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佛教恢复的重要基础。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应邀前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友人也越来越少,为外国友人而开放的寺院也就越来越少。正如北京市的一些喇嘛所说:“宗教信仰自由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北京没有外国人,早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了。”上个世纪60年代,当佛教在中国失去最后的外交价值时,也就自然地被政府淘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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