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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什么?

社会 | 2015-07-09 09:5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如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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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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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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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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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

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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