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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李鸿章:身后百年评说纷纭

社会 | 2013-07-01 12:0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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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议和中的李鸿章(前排中),形容憔悴。

 

1901年9月27日,刚刚在《辛丑条约》上签过字的李鸿章,满怀屈辱,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七十八岁。这位大半生在内忧外患中左支右绌的清国重臣,临死前一小时,床头仍站着逼迫他在意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道胜银行协定》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盖棺多久才能定论?

历史的面目向来扑朔迷离,轰轰烈烈的事件、风云一时的人物,50年、100年,都未必能真正盖棺定论。

李鸿章自进士及第,参与曾国藩幕府,组建淮军,与太平天国、捻军作战起家,大兴洋务,筹建军工,挖煤修路,创办民用企业,培养新式人才,主持外交……亲手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力量——北洋水师,又亲眼看着这支耗尽财力心血、当时号称亚洲最精锐的海上武装在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作为外交代表在与列强的谈判席上一分一厘地争论,又亲手签下了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中俄密约》,租借胶州湾;《辛丑条约》向八国联军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

对于李鸿章的历史评价,长久以来莫衷一是,而曾经最主流最官方也最为我们熟悉的意见是:李鸿章乃清政府丧权辱国之代表人物。直到近30年来,随学界研究的开放与深入,情况才有了慢慢改变。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大家发现,在李鸿章同时代的人眼里,在后人的眼里,他的形象从来就是矛盾而丰富的。

自其逝世之时,国外报纸已然惊呼:“中国第一人”已经失去了。如是无能之辈,不可能获此称谓。而梁启超则在他的《李鸿章传》中说道:“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肯定了他在时局上的积极意义,绝非“卖国”二字可轻率概括。

那么,这个“卖国贼”的形象又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

时人看法:生不逢时,个性缺陷

在李鸿章同时代人的眼里,这位国之重臣就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一种是认为李鸿章身负重任,敢当其责,大胆处理许多外交难题;一种则认为李鸿章辜负重托,屡签不平等条约,应予杀之,以惩之,以儆他人。

1901年,李鸿章辞世,比李鸿章小50岁的梁启超,在当年撰成《李鸿章传》,同年以“饮冰室主人”名印出。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批评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本原”,但梁启超在谈到时代的局限时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章立凡),“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梁启超在谈到李鸿章个人品格才具时断言,李鸿章是“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他具有当时中国官僚的通病“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1927年清史馆印行的赵尔巽主持之《清史稿·李鸿章传》评其为人:“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放,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在可谓一锤定音的史书里,正式地对李鸿章的大节做出了肯定,认为不愧是以天下为己任,为社稷忍辱负重的国家栋梁。同时也对其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不讳言,指出过于恃才、自大、任人唯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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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争议:大陆港台很不同

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大陆长期将洋务运动贬为反动的、卖国的历史事件,而予以全盘否定。对李鸿章评价几乎异口同声:卖国贼,1955年,新知识出版社甚至出版了直接起名为《卖国贼李鸿章》的书。李鸿章墓在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现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绑游街、同时粉身碎骨的另一具遗骸,是他挚爱的赵夫人。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上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对洋务运动不能以偏概全,它还有进步、积极的方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未能在正常的气氛下,展开充分的讨论而中辍了。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学者冲破禁区,砸碎禁锢的枷锁,解放思想,对洋务运动与李鸿章提出了新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的兴趣。

但此时的官方话语系统里,李鸿章依然是“卖国贼”的同义词。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向希思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显然,在邓小平的话语里,李鸿章仍然是负面的形象。

近些年来,李鸿章的形象有所改变,最显著的是其文集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新编纂的《李鸿章全集》共39卷,上千万言,于2008年由安徽出版集团编辑出版。相信从这套新的《李鸿章全集》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真正的李鸿章。

而港台评论不同,比如1978年,台湾出版李守孔所著《李鸿章传》,则肯定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颂扬其自强新政之功和外交之识见。“后人之论鸿章, 毁之者讥其因循苟且,丧权辱国;誉之有称其尽瘁国事,胆识过人。”又说“鸿章个性倔强,以才气自负,遇事耻居人下,晚年尤甚。”“鸿章生平留恋权位,热衷功名,颇不以此自讳。”

李守孔并提到:“毁之者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评论最为毒刻。”他甚至将李鸿章比之为著名卖国贼秦桧:“俗论拟之为秦桧,子不敢议其过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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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访问英国


最早为李鸿章立传的都是外国人

有关李鸿章的最早一批传记作品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还在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年,李鸿章去世六年之前,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的道格拉思爵士就在纽约出版了《LiHung-chang(李鸿章)》一书,应是迄今所见最早有关李鸿章的传记作品。

这批传记作品的著者,无一不是具有在晚清中国活动经历的外国人士。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人立德夫人在伦敦出版《LiHung- chang,HisLifeandTimes(李鸿章的生平及其时代)》一书,指出“写李鸿章的传记就等于写中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并将李鸿章列为与英国 的格兰斯顿、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齐名的“中国的元老(grandoldman)”。曾经任职中国海关并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英国人濮兰德,更是具有直接接触甚至采访李鸿章的经历。濮兰德在其书中对李鸿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毫无疑问,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李鸿章都可以说是中国19世纪的一位开创者,而且甚至比掌握帝国命运的那个精明的女人更适合于这样的称谓。”

研究李鸿章挨了群众骂

合肥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戴健,作为合肥本地研究李鸿章的专家,回忆起当年解放思想、突破阻力的经过,不胜感慨。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的思想禁锢开始松动。而作为输出了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鹄立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合肥市,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渐渐活跃起来。戴健说,1985年,合肥召开过一次刘铭传研讨会,给与会人员拨了经费。当时单位领导听说后很是吃惊,刘铭传保卫台湾,和李鸿章相比,“敏感性”还是要小些的,当时李鸿章早被定性为“卖国贼”,是不能拿来讨论的。直到1988年,才开了一场关于李鸿章的研讨会,议题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会开得阻力重重。会后不久,还收到了一封北京的读者来信,信中,这位出身老干部家庭的女读者,义愤填膺地指责他们有“为卖国贼说话”的企图。

外国人看李鸿章

李鸿章远比他同时代的人物具有更大的历史的影响力,甚至比控制大清帝国命运、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还要来得大。对中国人民来说,慈禧仅是一位外族统治者(满洲人统治汉人),她的影响力随着她的去世以及清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但是李鸿章的言行事业在中国人生活的暗流中仍旧存在着。—— Bland.J.O.P(英国作家和记者,曾作为《泰晤士报》记者走访中国,并亲自采访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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