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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士绅牛友兰:土改挨批斗绝食而死

社会 | 2013-08-16 11:1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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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红色士绅来,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抗战开明人士——牛友兰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深明大义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红色士绅,土改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最后被逼绝食而死。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其家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世代书香门第。他的子侄辈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绝对是屈指可数。尤其可敬的是,牛友兰把中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将其子侄十余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或者直接参加抗日部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友兰毁家纾难,支援中共的抗日战争,为抗日救亡竭尽全力。为了解决边区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受牺盟会委任县长张干丞的委托,拿出自己的1万银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将生产的布匹等物资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后来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从建厂开始,就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当1941年牛友兰担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调离了纺织厂的时候,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也分文未取。
 
牛友兰每月赠送100大洋作为兴县牺盟会的活动经费,主动将自家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八路军军需物资严重匮乏,便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问题,还捐了150石粮食,2.3万元大洋,帮助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先后为国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全家革命。”热情赞扬了晋西北士绅的爱国正义行动。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久,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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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为了抗日救亡,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0年2月,牛友兰响应边区政府减租减息的号召,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从1942年开始,他就离开蔡家崖住在别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尽管如此,到了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当时的土改,说穿了就是用农村里的无赖流氓来斗争地主,这些人成了贫农团的活跃分子,成了共产党依赖的勇敢分子。当贫农团的头头们酝酿要斗争牛友兰时,牛友兰就大祸临头了。
 
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李井泉政委到会讲话,支持斗争牛友兰。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有顾虑,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这时,牛友兰的儿子,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当天,分局书记李政委特意把他叫来旁听。分局书记的讲话,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牛荫冠心里非常明白。
 
书记的话音刚落,土改的积极分子们就强烈要求: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必须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党员。 接着,贫农郭增玉、王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贫农王宝则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会后,分局书记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要经受住党的考验!……”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正在被审查的牛荫冠只能作出要和他父亲坚决划清界限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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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分局书记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他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牛荫冠也被喊来坐在主席台上观看。
 
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支持“斗牛”,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监督,况且他们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他只好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主席台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即:棱角尖锐的炉渣,可以再次燃烧)。这时,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牛友兰!”但是,应和的人不多。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见状,就气急败坏地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版本说,因为牛友兰没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牛大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牛荫冠呆住了,迈不开脚步。“快!快牵着老牛游街!”几个“勇敢分子”大声催促着。
 
这时,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一片呐喊声:“不许给小偷送饭!”“不许包庇二流子!”“法办盗窃贼!”“把二流子从贫农团清除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广大群众都知道牛友兰的为人和对抗战的贡献,对斗牛友兰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待看到“牵牛游街”这种惨无人道的情景,实在忍无可忍。但是,农民群众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明着也不好说什么。许多农民大闹会场,对斗争牛友兰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借着反对给同时批斗的木兰岗村的一个贫农团“坏干部”送饭这件事来发泄出来的,借此斗牛大会搅散,不让这惨无人道的“斗牛大会”继续开下去。
 
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工作组组长李佩芝端着碗饭到会场,给这个贫农团“坏干部”送饭吃。
 
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就讲理,李佩芝还在絮叨她的那套阶级理论,“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他和那些地主富农不一样,他是咱们村的贫农,是咱们的阶级弟兄!”群众更加不满,鼓噪起来,会场顿时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即使民兵们也来维持秩序,群众情绪激昂,哪里维持得住!
 
马林见状,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牛荫冠如释重负深深地出了口气,但是他没敢跟随父亲回家去。
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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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是啊,老人一辈子造福乡里、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抗日,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为斗争的对象,而且要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此种侮辱和绝望,是老人决不能忍受的,遂决意以死抗争。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这位曾受到毛主席接见过、赞扬过的红色士绅,在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之后,于1947年9月29日愤然含冤去世,终年63岁。随后,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老人去世的时候,对在场的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却逼得坚守正义的老人绝食而亡,此中所包含的辛酸屈辱悲苦,谁又能懂得呢!更无人道的是,父亲去世了,儿子牛荫冠仍然在党校被审查,没让他给父亲送行。
 
“斗牛大会”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愤慨。
 
当听说牛友兰被斗逼死的消息后,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愤怒地谴责:“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可惜贺龙只是一个司令员,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他的权力是比不上政委的,这种谴责可能李井泉根本不在乎。
 
毛泽东听说“斗牛大会”的事情后,据说也怒不可遏,严厉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批评归批评,李井泉照样毫发无损。
 
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斗牛大会”是一场有预谋的运动,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只是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牛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这样一位“老干部”竟然有那样的所作所为,大家看他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斗牛大会”的目的达到了。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后来,牛荫冠出任商业部副部长。虽然牛荫冠已经脱出了政治困境,但由于李井泉一路仕途发达,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兼省政府主席,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文革后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十二大上还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常委。所以牛友兰就只能含冤几十年,直到李井泉于1989年4月24日去世,中共兴县委员会才在这年夏天为老人平反昭雪。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不能说这其中的地主都是冤枉的,但红色士绅牛友兰被斗死却绝对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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