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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

社会 | 2013-10-17 14:52: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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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夕,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正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然而,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绝不是偶然的。

来华的背景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从苏联进入中国,开始了她报道和参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历程。

1932年5月,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上海从事活动的著名特工佐尔格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利用史沫特莱(女人)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左尔格显然看准了史沫特莱具有的新闻工作特长,因此建议领导部门让她利用女人的身份在中国专门开展共产国际的宣传舆论工作。

1933年5月,史沫特莱以养病为由从上海回莫斯科接受任务。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共产国际显然采纳了左尔格的建议。之后,史沫特莱转辗前往美国,进行赴华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并于同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从此,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舆论宣传工作。

对于史沫特莱的具体行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有一份跟踪监视的英文情报记录,编号U1-9-32-8,内容如下:

该女士现持有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院1934年5月1日签发的编号为94385的护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1934年5月5日为护照签证。她于1933年5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之后,途经丹麦、挪威、瑞典和法国,于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筹备将要出版的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诞生》,现已在当地出售。这本书顾名思义,是一本同情共产主义者内容的出版物。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1934年夏,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史沫特莱小姐的《来自中国的小故事》,该出版社是《国际文学》(革命作家国际协会刊物)在美国的发行人,这是一份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用英语出版的宣传共产主义和反帝的月刊。在回上海前几个月间,史沫特莱在美国作有关中国人和中国方面的演讲。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现因病住在上海疗养卫生院接受治疗。

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史沫特莱早已受到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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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的质疑

也许是由于史沫特莱我行我素的风格,组织对她的工作并不满意。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康生,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其中提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他们建议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几天后,即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在作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对史沫特莱的工作,宋庆龄也非常不满。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l-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1937年1月26日宋庆龄于上海写给莫斯科王明的密函,其中提到:“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封信写出时西安事变尚未结束,宋庆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如此看来,史沫特莱是被精心安排到西安准备担任至关重要的对外宣传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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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隐蔽待命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提到了她到西安的原因:“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横行霸道、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这个理由今天看来比较牵强,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史沫特莱在西安受到了“蓝衣社打手们”的严重威胁。此外,作为一个美国记者当时她在上海,在冬季来临之际,养病哪有不去南方,反而直奔已经非常寒冷的北方的?且那里甚至连她日常需要的面包也买不到。毕竟,当时的西安仅20余万人口。

关于在西安的接待,史沫特莱说:“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但有一本史沫特莱的传记却并不认同她的这些解释:“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这一叙述比较合乎逻辑,对史沫特莱到西安的原因、目的、任务与接待等诸多细节都作出了合乎情理的说明。而这些关键内容,正是史沫特莱刻意回避的。

由此看来,史沫特莱奉命从上海秘密到西安后,就一直“避居临潼”。她当时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一个豪华套间里,并非只是“工作休息”,更主要的应该是在隐蔽待命等候时机。路易·艾黎在其自传中说,1936年9月他与一位中国中学生来到西安,最先就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

由于西安戒备森严,史沫特莱入住临潼后未经批准不能外出,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是由刘鼎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当时正住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帮助刘鼎装电台的涂作潮曾回忆:“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外号“木匠”的涂作潮是当时我党最懂无线电台的专家,此时在西安肩负安装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的重要使命,竟冒着危险为送面包跑腿,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刘鼎岂会出此下策,可见史沫特莱之重要。

顺便指出,西安事变前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出现在西安,她是接到斯诺要她赴红区的信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但负责接待的刘鼎一直敷衍她。斯诺夫人回忆说,“他劝我立即离开西安”,但“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斯诺夫人已经“看得出来”,西安即将发生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但令斯诺夫人没有想到的是,她在西安无法工作,甚至连电报也不能发:“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斯诺夫人在刘鼎的压力下极不情愿地离开后,史沫特莱就成为西安唯一的,而且还严密隐蔽着的外国记者。

史沫特莱在临潼一直悠闲地住到11月底,这期间她只有一次离开过临潼,是去西安的德国医生赫伯特·温施家里,也就是西安七贤庄一号(当时红军的地下联络处,以张学良的私人牙科医生诊所为掩护),看望刚从陕北保安革命根据地回来的斯诺。

对如何在11月底离开华清寺回西安的,史沫特莱说得很简单:“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但史沫特莱的传记却是另外一种说法:“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这个通知应该来自刘鼎,因为他知道蒋介石即将到来并且一定会入住华清寺。

刚入住西京招待所二楼的史沫特莱尽管用了化名登记,还是很快被特务发现,并迅速面临被强行驱逐甚至更大的危险。史沫特莱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一名蓝衣社特务“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宣称,招待所经理要是不把我撵走他就要亲自动手了,并且要‘找她算总帐’。”西安的特务机构显然对史沫特莱的身份非常了解,对她在节骨眼上出现在西安非常怀疑。当晚,史沫特莱向刘鼎紧急“作了报告”,显然准备马上撤退。但刘鼎的态度出乎意料,史沫特莱说他“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由此看来,史沫特莱确实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刘鼎应该是一清二楚:史沫特莱与海伦·斯诺不同,关键时刻,岂能让史沫特莱就此离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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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伯特的牺牲

应付特务的威胁还未结束,跟随蒋介石到西安的大批军政要员便也入住了西京招待所。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杨虎城的部队便冲进西京招待所大肆搜捕。此时,紧急转移史沫特莱以确保其安全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任务。毕竟,即将作为事变新闻发言人的史沫特莱不可或缺也无法替代。

据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雷纳德在其1942年于纽约出版的《我为中国飞行》中回忆,那天刘鼎也在西京招待所,不过一直与雷纳德在一起,期间还特地翻墙外出,冒险前往机场查看飞机的安危。可见,刘鼎当时的重要任务是看住飞行员与那架波音飞机以备不时之需,因而无法分身。而认识史沫特莱的人除了刘鼎,最合适出面的就只有海伯特了。他俩是老朋友,又都是外籍人士,而且海伯特在西安拥有公开的合法身份,不易引起怀疑。斯诺采访红区回到西安秘密入住七贤庄一号时,就是由海伯特到临潼通知史沫特莱的。于是,海伯特自然成为再次帮助史沫特莱转移脱险的最佳人选。

但海伯特赶到时还是晚了,西京招待所已被包围起来严禁出入。当海伯特不顾阻拦企图强行进入时,把守大门的士兵开了枪。一本史沫特莱的传记这样描述:“史沫特莱惊呆了,她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请他马上来处理这件事。”事实上,史沫特莱当天的确遇到了极大的危险:3颗子弹飞进了她的房间,“士兵用枪托猛砸她的房门,冲进房间,把她的钱和衣物抢掠一空,连她的摄影器材和珍贵的胶卷也被抢走了。”

12月19日至21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牙科博士海伯特葬期》讣告。21日,海伯特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被装殓进棺木,安葬于西安小南门外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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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发言人

现在看来,海伯特是为了营救史沫特莱而英勇牺牲的。但令人奇怪的是,作为海伯特的好友,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大谈自己是如何在西京招待所遇险的,又是如何上街救治受伤者的,可对海伯特之死却只字未提,对自己政治参与的描述也只有寥寥数字:“我担任英语广播,发表了我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据多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一听到蒋介石被捉,就连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随即,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她,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

史沫特莱用英语和德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来到西安,“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她还公开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秘密允诺,虽然违背了谈判规定的保密承诺,却使得蒋介石再也无法否认、拖延或改悔。

由于史沫特莱“一边倒”的政治态度,以及广播站负责人王炳南和刘鼎在西安事变中都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是,史沫特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共产党的辩护人。国民党政府说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称这个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并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害怕了,他们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

与此同时,美国报刊在头版以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则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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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批评

而共产国际获悉史沫特莱公布了蒋介石的秘密承诺后,反应异常激烈。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蒋介石与宋子文也“非常恼火“。前述宋庆龄给王明的信中说:“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有文章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确实,史沫特莱曾经屡有“擅自”行为,但在未能确认史沫特莱为何如此迅速得知谈判绝密的核心内容之前,还是应该缓下结论。

应邀赴延安

史沫特莱的广播持续了约一个月,她感到情况已经有些不妙:“我知道我要是留在西安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样的命运,一月十二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其实,史沫特莱是奉命离开的。1937年1月初,一个秘密信使从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也许,宋庆龄给王明的信起了作用,而且此时,西安事变已近尾声,史沫特莱已经完成了任务。

史沫特莱说:“我在飞机场附近寒冷冰冻的路边等了四个钟头,终于过来了一部卡车,一个红军战士跳下了车,命令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战士让座。我上了车,车上坐了一车学生,个人脚上放着一个背包卷。我们一言不发,心向陕北。”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还特地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史沫特莱绝不是因为到西安“养病”才偶然成为唯一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的。她是“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的,担任的就是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发言人。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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