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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铁人”王进喜:横遭刑讯逼供

社会 | 2013-11-15 12:11:02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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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一首赞歌,也是一种情怀。30年前,东北大地上最出名的人就是那个在井喷时刻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粉的铁人——王进喜。1970年11月,47岁的王进喜英年早逝,实践了他所许下的誓言。然而,更令人心酸的,是他在逝世前所“享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优待”。


王进喜于1923年生于甘肃玉门。因为家境贫寒,年幼时吃过许多苦。1938年,年方15岁的王进喜到新创建的玉门油田当了一位童工。玉门油田由位列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三的翁文灏历尽艰辛创办(对于勘采石油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马鸿逵、杨虎城等割据一方的军阀们都尽量给予方便。但翁文灏的钻机及其它设备经过“边区”时,却被扣留了大半年,老先生嘴皮磨破,最终找到了周恩来方得以放行),乃中国的第一座油田,民国时期的众多搞石油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基本是从这儿走出去的。日后在中共所列的42名“头等战犯”中名列第12的翁文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石油工业的技术和人才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玉门油田被收归国有。由于的确“苦大仇深”且干劲十足,王进喜于1956年入党,三年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9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因苏联停止供应石油,且产油很少的中国仍在向朝鲜等友邦免费援助石油,导致国内燃油非常紧张,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也采用煤气做燃料,在车顶背个大煤气袋。曾亲眼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目睹这一场景的王进喜很受刺激,发誓“不把中国‘贫油国’帽子扔到太平洋,不改变首都公共汽车背煤所袋的现状,死不瞑目!”

当然了,光有“战天斗地”的精神肯定是找不到石油的,总不可能叫王进喜带人把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钻上窟窿吧?不过没关系,由英国人培养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49年12月回家,依靠从英国学来的地质学理论,目前已经在大庆发现了油田。于是,由“国民党战犯”培养出来的优秀石油工人王进喜,抱定“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于1960年参加了大庆会战。

最终,王进喜所带领的1262钻井队(后改为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此后佳绩不断。王进喜因此于1960年被树为“五面红旗”之一,并荣任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

1964年,在出席完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他又参加了毛泽东的71岁寿辰,被钦封为“工业带头人”。1966年,荣升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并连续参加了多次重要会议,还出访过阿尔巴利亚,国庆节间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然而,到文革时候,林彪、江青等人竟然连这样一位只知道默默奉献的优秀工人都不放过。

在50年代“整风运动”开始时,大大庆油田也有人在发动群众给小队长、大队长、公司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检举揭发:“王进喜,一手遮天、独霸为王,整天就知道叫工人干活,不关心群众!”王进喜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叫大家多为国家出石油,怎么就变得比地主资本家还霸道了呢?”只不过,油田党支部很快发现:检举揭发王进喜的那位,平时工作懒散,屡次被王进喜批评,记恨在心,就写了这张不切实际的大字报。幸好有了那样几位明查秋毫的领导,所以王进喜在当时幸免于难。

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后,一切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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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中)在指导钻井作业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等人就批判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继陈伯达亲自写信要求造反派在大庆“打倒一切”后,张春桥又于1966年11月宣布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

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联手炮制出“二月逆流”后,为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油田总指挥),进而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唆使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谭厚兰,煽动“造反小将”们支大庆油田造反。

“革命小将”们到了大庆油田后,狂喊“大庆是黑旗,不是红旗”。造反者“砍旗先砍扛旗人”,王进喜自然也不能幸免。轮番批斗、人身攻击一股脑地加在了王进喜的身上,说他“不是英雄,是工贼”。

在某一天的批斗会上,当造反派们又一次高呼“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时,王进喜忍无可忍冲上辩论台,高声怒吼:“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但是,正义的呼声却带来更为残酷的“往死里整”的摧残。没多久,造反小将们就手持皮带和铁棍,强行把王进喜带进密室,要他在一张事先写好的咒骂大庆红旗的纸上签字。然而,铁人的确不是泥人,无论造反小将们如何威胁、谩骂、殴打,一把硬骨头的王进喜就是死活不签。

折腾了好几天后,“地派女杰”的爪牙们总算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铁人了,但黔驴技穷的他们还是不罢休,又把王进喜挟持回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开着宣传车,载着王进喜在北京闹市游街示众,甚至到中南海墙外用高音喇叭狂呼乱叫:“王进喜是工贼,不是英雄!树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毛主席受骗啦!”

嘿嘿,其实觉得这些人说的“一点都对”:李四光等科学家是帝国主义国家培养出的,王进喜等工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出来的,余秋里等人是“当权派”、“走资派”、“保皇派”——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有哪一位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才”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不是按林副统帅和江大旗手的伟大指示,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常跳、毛主席语录常念,从而令石油就自动流淌出来的。

只不过,这出精彩绝伦的表演还是被人报告了周恩来,周非常生气。在讨得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后,周进行了干预,王进喜终于得以返回大庆,并在1968年5月大庆革委会成立后担任副主任,1969年4月的“九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虽然周曾有过“不准再批斗王进喜”的指示,但“革命小将”们还是不肯放过他。没办法,军管会只得把王进喜藏在军营内,让他注意注意休息,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王进喜就是闲不住,非要工作。没办法,油田只能让他协助生产领导小组工作。

但王进喜还是不愿意蹲办公室,经常搭拉运材料的卡车,或送粮的马车,或步行,每天都往往井队跑。在去井队的路上,为了避开“造反英雄”们的抓捕,他一会儿钻青纱帐,一会儿躲墙角,搞得跟当初的抗联一样。

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发愤工作,拼命做事。无论遭打骂、受侮辱,还是病痛折磨,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

谁也不知道他的疾病日渐加重,就连他自己也不在乎。然而,世上并没有真正的“铁人”。1970年4月,他在玉门参加会议时突然昏倒在讲台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专机把他接回北京,住进北京最好的医院——解放军301医院,下令派最高明的医生、用最高级的医药手段。然而,为时已晚,王进喜已经是胃癌晚期。10月1日,他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在11月15日就英年早逝。

在王进喜去世后,不但大庆油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当初下令整过他的“旗手”所控制的宣传舆论,突然之间转变风向,连篇累牍地宣传王进喜如何如何拥护“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王进喜的个人履历中,1967年3月被“地派女杰”谭厚兰的爪牙们挟持到北京,也被改成了是他自己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均不知道王进喜曾遭遇过那样的“特殊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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