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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人

社会 | 2013-12-06 16:1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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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敦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但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他可谓大名鼎鼎,他是中共党史上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齐名的外国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李敦白从美国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35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若干年后回顾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名门望族,英文名Sidney·Rittenberg,17岁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成为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应征入伍,根据当时规定不得不脱离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调他去学日文,这让他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中国是盟国,胜利后自己就可以回国,坚决要求学中文。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中文。“一念之差”改变了他一生命运。

1945年9月16日,李敦白和战友来到昆明,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任中文专员,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开明书店老板给他取中文名———李敦白,就是在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中加个“敦”字。他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受害者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据肇事者的美国空军上士供述,他肇事前夜借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时间,灌了两杯烈酒开车经过李家所在巷子,李木仙正在踢毽子,他想吓唬女孩,便把车擦着她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随后逃离现场。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美国军部,最后赔偿的26美元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条人命只值8美元!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中国。

工作使李敦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民,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奇心。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常找街头的报童买中国报刊杂志,喜欢阅读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报童和他熟悉了,一次报童问他:“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面?”李敦白就随报童去见了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此后李敦白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紧俏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上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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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历史使命准备回国。李敦白却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看看,他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介绍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灾区,包括解放区。他从此脱离了美军。

向李先念提供绝密情报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军队包围在以大悟县的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两百里的狭窄区域。救济善后总署官员对李敦白说:“你去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李敦白到达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穷地方看到和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娼妓、乞丐,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的分配。李敦白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高级将领,被王树声身陷敌军重围而不惊、对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所感染。

5月8日,李敦白的工作刚结束,得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白鲁德,白鲁德警告他不要久留:“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李敦白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晚,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被其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回住地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谨慎。”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做好应战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点。对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5月10日,军事停战三人小组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但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李先念的部队按中央指示在6月26日开始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全面内战第一枪就此打响。

中共党内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回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工作决定回国。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周恩来对他说:“回国前你该到延安去一趟,拜会毛主席,和他谈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老解放区,这样你回国后便有更多东西可以讲,更多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这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共产党掌权后要跟美国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他们正在成立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但他们缺少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矫正文法文体,并协助他们广播。从此李敦白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1946年9月,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打消了回国的想法。
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他再次提出,并请李先念、王震作为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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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负责人廖承志派李敦白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李敦白为斯特朗把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人合作撰写、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其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与周恩来在一起,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工作约一年。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8年5月,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一次蒙冤入狱6年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时,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北平,途经东欧时发表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她刚抵达莫斯科,就被“克格勃”逮捕并驱逐出境。苏联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也认定她布置了遍布世界的“情报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来。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紧急调令。他的直接上级廖承志把他叫到家,说中央准备派他“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再三申辩:“我不是间谍。我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干过。”辩解没起作用,他被关押在北平郊区的一个小屋里。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经常性的审讯使他精神几乎崩溃。

1950年春的一天,监狱长找到李敦白:“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了结案子还需要不少工作。这段时间你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如果你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获准回国。”李敦白后来回忆:“回去我能做什么?美国那时到处都在迫害支持中国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华派。”李敦白决定留在狱中改造,并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不久李敦白被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允许读书看报。1953年初,斯大林逝世,之后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结束了6年牢狱生涯,组织上派人宣布:“我们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朗特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道歉。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党籍,但曾供职的新华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为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两个单位,他选择了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李敦白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劝告,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惟一的外国专家。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李敦白有权接触到各种机要文件,有独立的办公室,住高干宿舍,小轿车也随叫随到。在这里,李敦白还找到了终身伴侣———王玉琳,1956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此后几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1963年的“四清”运动,李敦白都参与其中。“文革”爆发后,李敦白成了广播事业局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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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合影并得到主席签名。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以前在京的外国专家都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观礼,这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受邀登上城楼,分别同毛泽东合影。李敦白掏出《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当时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激烈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双方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的话说,那时他“红得发紫”。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膨胀。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虽然那时我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但我回忆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被迫反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悔不该了。”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在造反派心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尽管后来李敦白回忆说,陈毅是他的朋友,但他当时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不争的事实。李敦白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他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么做。”

好友马德海曾劝李敦白远离政治纷争,李敦白听不进劝告,多年后才在回忆录中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


“文革”后回到美国

李敦白的“风头正健”的日子仅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领导机构,并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李敦白以为又会“有什么重要工作”。是年秋天,一张“五一”节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的合影在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再次发表,李敦白所在位置被涂黑了。9月,“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在各地各部门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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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21日晚,李敦白被从家带走,接着被送到秦城监狱。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他在牢里反思,“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李敦白被捕后,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一度无家可归,岳父含冤病逝。

滑稽的是,造反派把李敦白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1972年,毛泽东对解放干部作了许多批示。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关押的外国专家都被释放了,唯独李敦白没平反。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李敦白在回忆录中解读:“其实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来说那些话。他是在保护我,因为他说那些话时,我正被指控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特务,他是想避重就轻。”

李敦白在狱中跟外界的接触只有《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既消磨难耐时光,又从中观察政治动态。一天,他发现报纸上“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不见了,再后来他知道,江青进来了,他该出去了。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与此同时,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出狱当晚,驻香港的美联社记者给李敦白打来电话,问他出狱后的打算。由于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他艰难地用英语回答:“我不能马上回去,因为我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国在10年间的变化;第二,要把身体养好。”

李敦白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问。经过王玉琳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彻底的平反结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儿回到美国。他这样说:“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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