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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鲁迅挚友还是日本间谍?

社会 | 2014-01-20 14:44:01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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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右)合影

 

关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事情,上世纪三十代的上海小报,曾多次造谣过。最近,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我的朋友鲁迅》,专门谈到了这件事情。一段令人猜疑的历史“疑案”经当事人的叙述,详尽地向世人公布———
  
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由于与鲁迅先生的友谊而广被中国人所熟知。最近,中国两家出版社陆续推出《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及《上海下海》(内山完造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集中解密了那些被遗忘的往事。《我的朋友鲁迅》一书系编者集内山完造历年文章而成,首次在中国出版。《上海下海》一书,民国时期曾出版过,此次为再版。
  
《忆友人》这篇文字里,内山完造这样写道:“上海有种叫做‘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
  
是“间谍”还是爱国者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这篇文章更是在结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不住“制”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内山完造的书店经营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XX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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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不仅仅在书店里会客,有时候还会和内山书店一起做出版做沙龙。
  
内山完造在《上海下海》一书中对书店的经营由开始的单一品种到不断壮大,有详尽的描述。比如在说到给书店做广告的时候,他写道:“书店初期,我们只敢从东京堂一本一本进新书,慢慢开始两本三本进货,也就意味着书店已经稳步发展了,有客人提出:‘要是能告知一下新书书目就太好了。’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分发油印版的‘诱惑状’。将日本白纸对半裁开,上面写作者,下面写书名,新书旧书加在一起大概数十种,装入信封写上收件人,远处的邮寄,近处就让孩子送过去。起初觉得‘诱惑状’这个名字应该有人觉得不雅吧,却没想到有人称赞其标新立异,还有人说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众口难调嘛!老本行做药品广告的我非常开心,很好,让客户们互相争辩才能达到广告效应,于是对众多评价置之不理,从裁纸到书写都亲历亲为。寄出‘诱惑状’的当天下午店里必定顾客爆满,开始仅仅发出一百张,不久就增加到三百、五百,每周必发一次。”
  
在《上海下海》开篇的这篇介绍内山书店简史的文章中,开篇便介绍了开书店的原因: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是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
  
除了一开始的写“诱惑状”来促销,内山完造还大胆地进行图书赊卖活动,不但对日本人赊账销售,同时还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销售图书。这一下很有新闻效应。甚至内山完造也帮助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公民教育和诚信教育。这种对别人的信任有效地对“诚信”精神进行了建设。

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里,内山完造专门写到了《北平笺谱》一书,这是鲁迅和郑振铎合作,费尽心思做的一本版画集。这本书用珂罗版制作,成本极高,定价自然也很高。然而当初只有两个人订购。因为只制作了一百套,内山完造就订了三十套帮助鲁迅销售,然而,意外的是,这书在内山书店竟然畅销得很,三十套转眼就卖完了,还有不少人追着内山完造要买,鲁迅最后同意又加印了一百套。后来,鲁迅又制作了版画集《引玉集》,依然是精装的,这次内山完造有了经验,一个月便销售了三百套。
  
1959年,长眠于中国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收回,建国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的。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10月26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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