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百年读者Q群:297239336

水煮百年 - 打捞麻辣鲜活的历史细节

首页 > 天下 > 社会 > 正文

郭嵩焘:晚清身背骂名的“外交汉奸”

社会 | 2013-07-12 12:0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沐清
分享:
字号: T T T

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非但生前被唾弃,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棺鞭尸。社会精英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一闪即灭。

出使英国时的郭嵩焘

多年以来,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公元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他看着镜中苍老容颜,心绪甚为寥落。在纪年诗中,他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这年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4个年头了。自光绪五年(1879年)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

如果不是因为造物弄人,去了一趟洋人的国家,郭嵩焘仍将被士人所尊崇。

出使英国以前,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

不过,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

梦醒者的痛苦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
,
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三大“罪名”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思想先驱者的命运

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刘锡鸿之流不就是鬼蜮与豺狼吗?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希望与前途究竟在哪里?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的情景,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顷阅子潜(王韬)

《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
如果说,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那么,在1884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遗折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同时,此折还有“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语。

同在1884年,郑观应《南游日记》也有极相类似的语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体西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因此,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因为实质上讲,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中体西用”说,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癸未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推荐文章
热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