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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民国“火柴大王”的传奇人生

社会 | 2014-06-16 16:25:45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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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为学生会的年刊拉广告,要去找显赫的校友、以“火柴大王”而名噪沪上的刘鸿生。前面的几个同学都碰了壁,他受命再去试试,特地请新新公司的画师设计了两幅广告画,一中一西,可供选择。
  
中式是“天女散花”,一位清秀的仙女,身披雪白的衣裳,四周衬着白雪,左手抱着花篮,右手拿取红花,细看一下,并不是花,而是朵朵纤细的红火焰。用白色的背景反衬,夺目突出,巧妙地象征火柴的功用。西式是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像身作古青铜色,背景是淡蓝的天空,衬着碧绿的海洋,满目青青绿绿,只有女神手持的火炬鲜红,“万绿丛中一点红”,火炬象征火柴,是全画的中心点。
  
刘鸿生被这两幅画深深吸引,两幅他都喜欢。李承基乘机建议,“不如两幅都采用吧,一幅放在年刊扉页,一幅放在年刊底页,我们给您特别折扣,花钱不多,两全其美,极合乎商业经济原则。”刘鸿生看着他笑了,“年纪轻轻,做生意的头脑倒很灵光。”刘鸿生为什么喜欢上了这两幅小小广告画,因为画面上闪烁的火焰,就是他的梦想。他以火柴登上中国企业界的舞台,在企业史上留下他的背影,他对火柴情有独钟,小小的火柴最能拨动他内心的那根弦。
  
从此他们成了忘年交,李承基后来成为上海新新公司第二代掌门人。
  
火柴起家
  
刘鸿生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17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他有一个英文名字O.S.Lien,大二时因为拒绝接受校方做牧师的安排,被迫离开圣约翰大学。
  
刘鸿生被母校除名,未及毕业就踏上社会,从开滦煤矿驻上海的推销员起步,最后在企业界大放光彩。但是他对此并无怨言,1928年,母校成立校董会,他欣然出任第一届主席。次年,母校五十周年校庆,他发起隆重庆祝,并捐款四万五千两银子建造“交谊室”,作为师生联谊之用。这幢楼现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内,仍叫“交谊楼”。门口的牌子说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宿营地。就是1929年12月14日,校董会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圣约翰不仅奠定了刘鸿生的英语基础,使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写通顺的英文,就是他在思考问题时也常常会跳出一个个英文谚语来,“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和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要比不熟悉的容易得多”、“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些谚语几乎成了他办企业的指导方针。
  
1920年,刘鸿生32岁,已在煤炭营销上掘得第一桶金,决定投资办企业。他选择了火柴业。刘鸿生感到火柴是日用必需品,对国计民生的关系很大,单价虽小,但稍稍一加价,小钱就可以变成大钱。同时,火柴投资资金少、风险小,而且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靠手工劳动,办起来比较容易。办面粉厂或纱厂,资本大、风险大,获利的把握不大。刘鸿生办火柴厂还有一个内心的情结,他妻子叶素贞是燮昌火柴厂老板叶世恭的女儿。他们相恋时,刘鸿生尚未发迹,只是一个煤炭跑街,岳父不同意,由于叶小姐坚持,婚事才没有告吹。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办起一家火柴厂,把他老头的燮昌火柴厂打倒!”
  
由于推销煤炭的关系,刘鸿生与苏州电灯厂的老板蒉敏伯有深交,厂基就选在挨近上海、水陆交通便利的苏州。1916年之前,中国只有5家火柴厂,从1917年到1921年新办的有12家,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是其中之一。
  
那时,火柴市场上的主要对手是瑞典火柴、日本火柴。瑞典的火柴大王柯洛克吞并欧洲各国火柴厂,形成了世界火柴业的托拉斯,1926年就想收购包括鸿生火柴在内的中国火柴企业。他们带着战胜日本火柴的余威,将27个牌子的火柴在中国市场跌价倾销,要压跨中国新兴的火柴业。1929年6月27日的《申报》报道,就为中国火柴业数十百万人的生计而担忧。
  
对这一天的到来,刘鸿生是有心理准备。从1928年8月起,他就向中华、荧昌几家火柴厂建议合并:一、可以减少对内竞争,以免自相残杀;二、可以调剂出产数量,供求合适;三、各种经费可以通盘筹算,最合经济原则;四、订购大宗原料,可以节省给洋行的佣金,还可以低价;五、规模扩大,可以请专门技师,改良产品,与外国货竞争;六、实力更强,可以逐渐改进,前途光明。但一直都没得到积极回应。自1929年12月起,他再度提议合并。1930年1月3日,刘鸿生给中华公司的陈源写信表示,自己自经商以来,一直还算顺利,火柴只是他经营各业中的一种,“断无借此以便图私之心,亦无垄断火柴业之欲望”,中华、荧昌的老板总算有了回应。
  
当年5月,三公司达成合并协议,正式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在公司95504股中拥有26633股,占27.88%,加上他弟弟刘吉生的1611股也仅占29.57%,但他在股东大会上被高票选为11个董事之一,又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
  
刘鸿生之所以热衷于合并,一方面是增强对外竞争的力量,避免同业相残,另外,他也有控制东南火柴市场的雄心,他的合并计划不是要把长江一带所有火柴厂都拿下,减少火柴生产,提高火柴售价,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使自己稳居火柴工业“王位”。“大中华”随后又合并、购买了其他火柴厂,年产量达到20万箱,占了全国火柴出品约四分之一。
  
刘鸿生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心迹:“我的宿愿想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对这一个别行业的观点,同样地也可以实行于我们所经营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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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行业拓展
  
刘鸿生的火柴主要是与瑞典的“凤凰”、日本的“猴子”竞争。刘鸿生的儿子说,父亲以合并国产火柴企业,搞产销联营的方法缚住了“凤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脚。此后刘鸿生办水泥厂,生产“象”牌水泥,与北方启新公司的“马”牌、日本的“龙”牌之间展开角逐,最后他也是联“马”制“龙”。其实,刘鸿生的兴趣不仅在火柴、水泥,到抗战前夕,他的事业至少横跨10个行业。1930年,他以86万两规银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将他的企业集中在这幢楼里办公。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他干脆把自己的公馆搬到了八层。
  
刘鸿生之所以自办银行,是因为办企业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尝过被债主苦苦相逼的滋味,后来是银行家徐新六雪中送炭,渡过难关,他在感激之余,认为工业非有一个供应工业资金的机构不可。在银行家陈光甫、徐新龙、张公权等人的帮助下,刘鸿生才创办了这家中国企业银行,实际上运作不是很理想,即使他自己名下的那些企业也很难协调。
  
他也曾设想过集中采购,拟订了“实行集中管理之计划及其方案”,在企业大楼三层设立了“顾丽江采办事务所”,统一火柴、水泥、煤球、搪瓷、煤矿、码头、毛纺等企业的购料业务,认为可以免去中间佣金和其他私弊。他说:“交给他们代办,不会吃亏上当,不会发生贪污中饱事件,我可以放心睡大觉!”这个集中采办机构最后无形解体。
  
刘鸿生永远都不会满足,他随时都在设法创造新的企业,并不是他办的企业都能盈利,给他增加财富的往往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然而他办实业的雄心始终不减。他说:“我相信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一条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他的“刘鸿记”账房负责人说:“我们的老板不能听说帐上有十万现款,假如有,他一定不肯让永远存在账房里,他总要想个方法使他使用出去。”
  
最大的赌注
  
上海华商水泥厂在龙华,高高的烟囱,正好和霞飞路上刘公馆的楼房遥遥相对,工厂投产之后,他每天清晨必要登到四楼顶,向厂里了望一番,风雨寒暑都是如此,他要看看工厂的烟囱是否冒烟?冒的是黑烟还是白烟?如果冒的是黑烟,他就会下楼抓起话筒,大喊:“我是刘公馆,告诉你:厂里的黑龙在升天了!”然后他才安心地去吃早餐。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苦干的人,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企业了,吃完早饭就开始办公。抗日战争也没有打断他的企业梦,他继续在香港办厂,在西南办厂,甚至把他的厂办到了大西北。张公权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工业,外国人来看,问化学,非找范旭东不可,问毛纺厂,那就非找刘鸿生不可。”在上海,他就办过章华毛纺厂,他将四百吨机器设备内迁,在重庆办起了中国毛纺厂,一个月可以生产三万套毛呢制服,他曾用三个月时间生产十万套毛呢军服捐赠给十万青年军。为了解决原料供应,他创立了西北洗毛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建起了新的西北毛纺织厂,“他与交通银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贸易委员会合组的西北毛织厂,对于西北的羊毛起了本质的改进作用。一方面洗毛专供外销,一方面织毛,扩大人民的服用品”。
  
在上海,1935年,他的企业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向宋子文求助。希望在中国银行抵押贷款,以渡过难关。宋子文问他用什么作抵押?他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的回答是:“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这件事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到重庆办中国毛纺厂,有机器,无资金,几次三番向孔祥熙要求财政部借款,每个星期一早上9点他必去孔公馆,奔走了几个月,孔最后开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刘鸿生对儿子刘念智发牢骚说:“照他们的条件,我们刘家所有的资产等于白白地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微不足道的小股东,将丧失一切经营管理权。我这个总经理将变成他们的小伙计了!”中国毛纺织厂的资本400万,分4万股,他只占5000股。建厂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章华输送的,其中技工就有62人。办西北毛纺织厂,产品销路、原料供应都有问题,周转资金困难,经常要找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垫款支持,他们看到无利可图,有时和他争吵。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在他心头埋下了阴影。
  
1947年10月,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正式颁布。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方面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在15个常务理事中得票最高的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作为企业家的他,那一刻达到了一生的颠峰,尽管当时他的企业面临着种种危机,未来怎么样,他心里实在没有底。
  
1949年,刘鸿生到了香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共产党对于他还是陌生的,而他吃够了宋子文、孔祥熙这些人的苦头,对他们的那一套刻骨铭心。当上海方面动员他回去,保证一切照旧,他动心了。他动身前,新新公司的李承基劝他:“你这次决定,未免冒险一点,还是再观察一段时日再定,比较恰当。”他用半认真、半说笑的态度,说:“做大生意好像大赌博,我自信一生运气不错,逢赌必胜,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1956年,他创办的所有企业都已公私合营,无须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无念想。临终前夜,他对心爱的四儿念智说:“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这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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